《自然》刊文：中國碳排放長期被高估 13年間被高估106億噸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能源消費國，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國，在國際上面臨的節能減碳壓力越來越大。據《光明日報》報道，來自中美兩國科研機構的一份最新研究刊登在國際權威科學雜誌《自然》上。報告顯示，中國碳排總量比先前估計低約10%～15%，重新核算後的中國碳排在2000年至2013年間比原先估計少106億噸二氧化碳，是《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具有強制減排義務的西方發達國家自1994年以來實際減排量的近百倍。
這項研究首次核算出基於實測數據的中國碳排放清單，其核算的碳排放數值可報告、可測量、可核證，是全球第一套基於同行評議和實測的發展中國家碳排放核算清單。
與之相對應的是，上個月一份由英國、中國、美國和印度相關領域專家合作完成的報告顯示，儘管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仍在增長，但排放增速自2005年以來已“穩步下降”了大約30%，2014年增速甚至放緩至接近於零，並且中國的發電廠平均能源使用效率也處在世界領先水平。報告提到，中國政府採取的多項政策措施在減緩本國碳排放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其中包括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發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加強空氣污染治理等方面出台的相關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底，聯合國氣候大會將在巴黎舉行，這兩項研究能否為中國爭取到更為公平合理的發展空間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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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時間8月20日出版的《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上述來自哈佛大學、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等國內外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對中國碳排放研究的最新進展。文章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學博士劉竹説：“如果按照21世紀氣候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範圍的各種排放情景下，中國的排放空間較原來相比增加25%~70%。”
按西方經驗測算的中國的排放數據不準確
碳排放清單是全球變化模擬、氣候模型構建、制定各國減排政策及國際談判的基礎。劉竹介紹，當前國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國際機構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方法和能源統計數據進行估算，碳排放數據發佈機構包括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全球排放數據庫等機構。
簡單地説，國際上對碳排放的計算方法是用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單位燃料時氧化的碳量。“各種能源消耗量由國家統計發佈，但排放因子用的是IPCC測算出的西方國家的平均值，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沒有自己的基礎數據。”劉竹説，“中國的排放數據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佈，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估計。”
因為能源質量、利用方式等的不同，各類能源的排放因子可能不同，這也就意味着對中國碳排放的估算可能是不準確的，“可能會錯誤估計中國碳排放量”。
在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教授關大博看來，這項研究不僅對中國有意義，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有示範效應，“煤炭也是印度、南非等國家的主要能源，中國的研究可以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一個樣本”。
“迄今為止對中國碳排放的最準確估算”
這項研究工作已經進行了4年多。自2011年起，在哈佛大學、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等合作開展針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中國碳排放核算工作，統計了中國所有行業部門化石能源燃燒的碳排放及水泥生產過程的碳排放，覆蓋了中國99%的能源消費量，不僅重新核算了中國能源消費量，更得出了相對準確的中國各能源類型的排放因子。
科學家們發現，中國油品和燃氣類的排放因子與IPCC推薦值相近，但煤的排放因子比IPCC推薦值低45%。另一項被高估的排放則是水泥生產過程中的排放——水泥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比基於IPCC推薦值的計算低40%左右。
中國科學院啓動的“應對氣候變化碳收支認證及相關科學問題”先導專項，為這一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數據。中科院上海高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魏偉表示，這些數據都是經過實際測量得出的。“中國的煤炭中灰分較高，含碳量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本研究實測中國煤平均含碳量為54%，但IPCC默認值為75%，”魏偉説，“這也就意味着中國煤炭並沒有排放那麼多二氧化碳。”
關大博説：“這是迄今為止對中國碳排放的最準確估算，是氣候變化研究等提供了基礎數據。”
推動相關研究成為國際研究的基礎數據
在科學家們看來，這一研究成果不僅僅是要糾正對中國碳排放的不準確評估，更希望中國科學家基於實測數據研發的各類數據庫，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成為國際氣候變化相關研究、特別是中國碳排放研究的依據之一。
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介紹，IPCC發佈的氣候變化科學報告等，依據的都是美國和歐盟提供的數據，“以前我們沒有自己系統的數據，在這方面也就少有發言權”。因此有科學家認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這項研究中，由賀克斌領銜研發的“中國多尺度排放清單模型”，和中科院碳專項形成的“中國碳排放數據庫”提供了主要數據。這一成果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學術雜誌上，也就意味着這兩個數據庫將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
“中國碳排放數據庫”已經基本建成，魏偉説，“中科院碳專項將於2015年年底結題，我們會向國家提供一個詳細的碳排放技術參數，為碳減排、碳交易和國際氣候變化的談判等提供科技支撐。”
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次締約方會議將在法國巴黎召開。碳排放清單是國際談判的主要依據，這一研究能否為中國爭取到更為公平合理的發展空間，我們拭目以待。
同題報道：
中國科學報：碳減排不是“數字遊戲” ——《自然》報告稱中國13年間碳排量被高估106億噸
“2000~2013年間，中國碳排放總量比此前多估計了約15%，二氧化碳排量多估計了106億噸……”8月20日凌晨，在線發表於《自然》雜誌的一項報告稱。
106億噸是什麼概念？“它是西方國家20年來實際減排量的近百倍。”報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學全球變化生態學博士劉竹説，自1994年《京都議定書》實施至今，具有強制減排義務的西方發達國家減排總量僅為1億噸左右。
“2013年，全球二氧化碳總排量為330億噸，這意味着中國在過去13年中多估算的碳排量相當於全球一年碳排量的1/3。”8月19日，在自然出版集團舉行的電話新聞發佈會上，劉竹如是説。
在這篇題為《中國化石能源燃燒和水泥生產減少的碳排放評估》的報告中，來自24個國際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耗時4年，首次核算出基於實測數據的中國碳排放清單，這也是全球第一套基於同行評議和實測的發展中國家碳排放核算清單。
被高估的碳排放量
據介紹，此次核算清單中統計了中國所有行業部門化石能源燃燒的碳排放及水泥生產過程的碳排放，覆蓋了中國99%的能源消費量。
研究系統核算了中國各類能源的排放因子，發現中國的煤炭排放因子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推薦值低45%，油品和燃氣類的排放因子則與推薦值相近。“排放因子是指消耗單位燃料時氧化的碳量，同一種能源會因排放因子不同造成碳排量差異。”劉竹説。
目前中國產煤量佔全球一半以上，但由於中國煤炭中的灰分較高，其含碳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碳排量“也相對低得多；然而此前我國煤炭的碳排量卻一直依靠IPCC平均值計算”。該報告作者之一、中科院上海高研院温室氣體研究中心主任魏偉説。
為得出中國煤炭排放因子的數據，在中科院科技先導專項“應對氣候變化的碳收支認證及相關問題”（以下簡稱碳專項，該專項耗資8億元，包括五個主題，整合了全國1000多位頂尖科學家參與）的支持下，魏偉等人分析了全國不同產地的700多個煤炭樣本，這些樣本佔全國煤炭排放種類的97%。
研究還系統核算了中國燃料在不同工業技術類型下的氧化率係數，指出中國煤炭平均氧化率係數為92%，低於IPCC推薦值98%；此外，中國水泥—熟料碳排放係數約為60%，遠低於國際組織採用的係數95%。“經過此次核算，在本世紀氣候變化2℃範圍內，中國的排放空間較原來相比可增加25%~70%。”劉竹説。
彌補缺失的話語權
“中國是第一個投入8億元摸清楚國內碳排量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對碳排放變量系統調查的國家，顯示了中國作為有責任的排放大國形象。”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領銜作者之一、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變化經濟學教授關大博説。他也是此次報告作者之一。
研究人員指出，該研究對彌補我國在碳減排中缺失的話語權意義重大。碳排放清單是全球變化模擬、氣候模型構建、制定各國減排政策及國際談判的基礎。當前，全球和各國碳排放主要由國際機構依據IPCC的方法和能源統計數據進行估算，相關數據發佈機構包括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CDIAC）、歐盟全球排放數據庫（EDGAR）等。
從2007年開始，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佔全球1/4。“然而中國的排放數據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佈，並依據發達國家經驗估計，可能會錯誤估計中國碳排放量。”關大博説。譬如，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使用了CDIAC和EDGAR的數據，而中國因為沒有數據支持，就沒有發言權。
關大博指出，此次重估是目前為止中國碳排量最為精確的數據，此次研究可作為年底召開的巴黎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基礎依據，研究對整體發展中國家也有重要意義。“中國80%的碳排量來自於煤，而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這些國家的統計系統尚不完善，這項研究為南南合作提供了先導樣本。”
為“全局發力”提供支撐
“儘管中國碳排量被多算了106億噸，但並不是説中國減排就要縮水。”關大博説，此次研究目的是為中國碳排量研究提供基準線。因為“沒有基準線，所有評估就會變成數字遊戲”。
去年11月，中國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表示，將力爭使我國温室氣體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峯值。專家指出，依據該目標，到2035年，中國要減少300億噸碳排量。未來20年之內實現該任務極其艱鉅。
中國現階段碳排放存在多重複雜性，報告作者之一、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説，主要表現為三個“最”：一是技術跨度最大，先進落後產能並存；二是淘汰落後產能的更替速度最快；三是城市化發展速度最快。解決國內碳和霾問題，必須放在這個動態框架下考慮。除了從常規末端治理出發外，還應該從全局發力，規劃治理模式和技術路徑。
“此次合作已推動了國外機構瞭解中國，未來還會進一步讓國際認同中國。”賀克斌説。
《中國科學報》 (2015-08-20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