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瑾：百年前的華人世界首富到底多有錢？

在本月19號發佈的“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中，萬達的董事長王健林取代了李嘉誠，成了全球華人首富，其資產可以達到2600億。雖然還不是世界首富，但是華人的商業地位已經在世界領域內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其實，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出現過名副其實的“世界首富”，他就是清朝中後期的伍秉鑑。

伍秉鑑畫像

説起伍秉鑑也許大多數人並不是很清楚。較早之前，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曾經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中國有6個人，包括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坤、伍秉鑑和宋子文。與其他幾位明顯不同的是，伍秉鑑是唯一一個憑藉商業貿易成為世界首富的華人。

説起伍秉鑑的發家史，就不得不提一下清朝的十三行。17世紀後期，康熙皇帝暫時放寬了海禁政策，越來越多的外國商人來華從事貿易交流。廣東的地方政府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招募了13家比較有實力的商家，指定這些人與外商進行生意往來，還准許他們代海關征繳關税，這就是“廣州十三行”的雛形。這些商人在與外商做生意的過程中，辦事效率高、應變能力強，也十分誠實守信。

十三行真正的鼎盛時期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後，清朝下令限關，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從事外貿生意的機構，給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商機，此後的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然向政府提供了百分之四十的關税收入。

所謂“十三行”不過是統稱，類似於北京的“八大胡同”，都是人們叫順了後的簡稱。其實行商並非真的只有十三家，多大時候幾十家，少的時候甚至只有四家。廣東十三行基本上是與兩淮鹽商、山西晉商並立的體系，這些行商無疑是當時世界上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首富。

1840年廣州十三行商館的同文街，沿街設有售賣各種貨物的中國店鋪（拉維尼繪）

伍秉鑑的祖輩在武夷山以種茶為業，康熙年間移居到了廣州。到了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從事對外貿易成立了怡和行，並且迅速躋身十三行內。當時，伍國瑩為自己取了一個商名叫“浩官”，這個商名為伍家後世子孫所沿用，在伍秉鑑掌管時期，“浩官”幾乎成了世界商界中的名牌，以至於美國的第一艘商船竟然因可以用“浩官號”命名而引以為豪。

乾隆末年，伍秉鑑從父親手中繼承了怡和行。伍秉鑑的確是一名商業奇才，怡和行經他手後，憑藉超前的經營理念在對外貿易中迅速崛起。十三行雖然是唯一的外貿羣體，但其內部競爭非常激烈，伍秉鑑卻憑藉他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的左右逢源，將怡和行抬上了首席商行的位置。

伍秉鑑在當時究竟多有錢？怎麼會被稱為世界首富？從以下幾個例子裏我們可見一斑。

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最頻繁的大客户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在每年結束廣東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都會將庫款交給伍秉鑑來經營。特別是，有時東印度公司如果經營不善，造成資金週轉不靈還會向伍秉鑑貸款，伍秉鑑在當時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19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還有一件被美國人傳説整整半個世紀的故事。一個美國商人與伍秉鑑合作經營生意，但由於經營不善，欠下了伍秉鑑7.2萬銀元的債務。這個美國人沒有能力償還這筆欠款，沒辦法回去美國。伍秉鑑知道後，找人把借據撕了，並向對方表示他們的賬目已經結清，對方隨時可以離開廣州回去美國。伍秉鑑的這個舉動，使得他的名聲在美國傳誦了半個多世紀。當時在很多美國商人的府邸裏，伍秉鑑的肖像被掛在最顯眼的位置，以表示他們之間有貿易往來。

道光九年（1829年）美國人約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來到中國，此時的他是一個不名一文的學徒。他在中國是以販賣茶葉為生的，並且通過這層聯繫結識了伍秉鑑，沒多久竟然認他做義父。在義父伍秉鑑的支持下，他的洋兒子多年後回到美國時，從口袋裏拿出了50萬墨西哥銀元，開始了一門新的生意——修鐵路。又過了一段時間，福布斯成了橫跨北美大陸最大的鐵路承建商。

這個福布斯的表弟叫威廉（William Forbes），創立了大名鼎鼎的骷髏會。他的曾侄子讀者更熟悉，就是John Forbes Kerry，現在的美國國務卿。

伍秉鑑也購買了美國的證券，甚至涉足到了保險業，伍家在美國投資賺得的利息每年就有20餘萬兩白銀。十三行大多行商經過一段時間後都會因為競爭過大而衰落，偏偏伍家不倒，其主要原因就是伍秉鑑的跨國貿易。

美國人亨特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在其所著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曾提到“伍浩官（即伍秉鑑）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道光十四年）的一天，伍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算了一下，大約2600萬銀元。”同時期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也不過700萬，伍秉鑑的這個錢數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在當時相當於1872萬兩白銀，而清政府在1842年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時，國庫庫存銀兩不到700萬。

正是由於伍秉鑑的“富可敵國”，也給他帶來了諸多噩運。

鴉片輸入中國早期，一些外國商人為了牟取私利，往往在其貨物中夾帶鴉片。伍秉鑑與外國商人的貿易往來都是以誠信為本，有些商人就是利用了他這一點，甚至包括他的洋兒子福布斯。在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私運鴉片被查獲後，伍家被迫交出了16萬兩的罰銀。而在人們開始醒悟鴉片毒害之深，紛紛排斥外商期間，伍秉鑑由於跟外商關係親密甚至被人們罵作“漢奸”。

18世紀末19世紀初廣州十三行商館

林則徐來到廣州禁煙時，曾經通過伍秉鑑向所有來華洋商傳話：“洋人把鴉片如再流入中國者，人即正法。”伍秉鑑傳達了林則徐的禁令後，洋商卻並不在意，他們都太瞭解當時中國的官吏了，以為林則徐這次來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走個過場就回去覆命了。因此這些洋商既不返航、也不銷燬鴉片，只是把藏有鴉片的船都藏了起來，這下林則徐就懷疑上伍秉鑑，認為他與外商勾結一起販賣鴉片，伍秉鑑不但背上了“禍國殃民”的黑鍋，也遭到了林則徐多次的訓斥與懲戒，伍秉鑑的兒子伍紹榮甚至被林則徐抓進大牢。

一直以來，都有人懷疑伍秉鑑的商行卷入鴉片生意。然而，當時被查獲的一些行商交出的罰金相當於鴉片本身價值的50倍左右，十三行除了一些小行商鋌而走險以外，不太可能直接從事鴉片貿易。《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亨特也寫過，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因為當時十三行是唯一的外貿出口，合法的茶葉絲綢等貿易足夠他們賺錢的了。當然，有讀者或許認為，這些記載有所避諱，但在史料中，確實找不到什麼負面證據。

倒是在鴉片戰爭無可避免地爆發後，伍秉鑑和十三行的行商們無可辯駁地表現出了自己的愛國熱情，他們積極捐款，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前幾年伍家與其他商行自願捐資10萬兩白銀修建的橫檔嶼防禦工程，讓船堅炮利的英國軍艦在廣東虎門外一時無計可施。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清軍在與英軍對戰中全線潰敗，英軍集中炮火猛轟奕山住所，逼得奕山豎起白旗，接受了英方提出的《廣州和約》，和約要求清朝方面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元的賠款，這筆錢有三分之一是由十三行的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鑑出得最多，有110萬元。

然而這筆錢卻換來了奕山的功勳，他向朝廷報告戰況時隱瞞了乞降講和的真相。更為悲劇的是，這筆錢也同時為伍秉鑑帶來更多的非議，他不戰而降的贖城之舉惹怒了當時一幫熱血愛國青年，將他視為帶給國家恥辱的人。

等待伍秉鑑的並不是柳暗花明，是更加無奈的現實。1842年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根據其中的規定，清政府需要向英國賠償2100萬銀元，相當於1470萬兩白銀，此時清政府的國庫庫銀顯然不夠，廣東十三行首當其衝被榨取，伍家又一次被認繳了100萬元。接踵而來的是通商口岸的開放，英國徹底撕開了古老帝國的通商口子，廣州十三行的外貿特權從此不復存在。

雖然鴉片戰爭讓伍秉鑑損失了不下200萬元，但卻並沒有傷到其筋骨，況且此時伍秉鑑大部分的貿易都在海外，他仍然算得上是當時的世界首富。只不過在中國官場和道德標準的雙重摺磨下，此時的伍秉鑑，依然心灰意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國家內憂外患，而風燭殘年的世界首富則在褒貶不一的名聲中，憾然離世，終年74歲。縱觀他的一生，雖然是利益為先的商人，但也曾經做過許多善事，比如無償捐贈10萬銀元建立美國醫局，捐款10萬兩修建南海、順德的桑園圍石堤等等，遺憾的是這些都被無情地掩埋在了那段“國破家亡”的陰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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