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法國缺席中國大閲兵，有什麼貓膩

和索契冬奧會情況類似，將要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閲兵，似乎也遇到了西方國家的某種“不配合”。繼日媒報道美國通過外交渠道要求韓國總統朴槿惠不出席大閲兵的謠言之後，法國駐華大使館則明確表示，法國總統奧朗德無法出席此次閲兵式。

眾所周知，此次前所未有的大閲兵對中國意義極為不同尋常。從現實國際政治的角度講，中國將以此展示自己崛起後的力量，並通過對歷史的銘記劍指日益右傾、不甘心實力急劇衰落的日本。由於長期積弱和對二戰勝利的低調處理，中國的歷史貢獻一直得不到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應有的承認。牛津大學政治教授米特2014年末曾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世界欠中國的戰爭債》一文，稱中國在二戰期間對同盟國打敗日本所做出的貢獻從未被完全認可，並且尚未轉化為亞太地區的政治資本，因而此次大閲兵，也帶有討回歷史公道的含義。所以，這不僅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二戰的勝利，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如果從中國“面子”文化傳統講，主人擺好了迎賓的準備，自然是期待賓客盈門。因此，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講，此番空前的歷史性活動，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國際政治也是現實的，甚至是刺刀上的赤祼祼。遠的不講，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時，歐洲一方面呼籲（實是叫囂）中國協助“斡旋”——意指中國應該站在西方一邊反對俄羅斯，但另一方面，當訪問德國的習主席提議一同訪問二戰集中營時，卻被默克爾拒絕，其理由是不想介入中日之間的衝突。只是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西方就認為中國應該介入它們和俄羅斯的衝突呢？

由於價值觀差異和無法正視被中國即將超越的現實，中國此次大閲兵極有可能受到西方的冷遇。雖然從理論上講，中、俄、英、美、法都是二戰時的盟友和戰勝國，但除了俄羅斯，其他西方國家都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客觀而論，英國和美國缺席並不令人意外。美國要捍衞自己老大的地位，還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國。至於英國，我們要知道2009年它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甚至直到2000年，英國在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發表的年度人權報告中還宣稱：“英國是世界上惟一既不承認中國對於西藏的主權，也不承認西藏獨立的國家。”讓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都如此艱難，在沒有直接和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怎麼會輕易改變輕視中國二戰歷史貢獻的立場？怎麼會輕易承認中國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戴高樂將軍

今日法國已無戴高樂

然而，一向在西方特立獨行、以獨立外交確立自己世界大國地位的法國也缺席，則有些令人嘆息。這從中也可以折射出法國何以如此迅速的衰落，以致成了《經濟學人》眼中的歐洲定時炸彈。

今天的法國領導人在政治和外交上都在享受着第五共和之父戴高樂將軍的餘蔭。在國家危機中（軍人政變、國家財政破產）再度復出的戴高樂，在執政期間做出瞭如下歷史性決斷：重新制訂憲法、直選總統、退出北約、獨立發展核武器、允許阿爾及利亞獨立、與中國建交、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解散法蘭西共同體並允許各殖民地民族自決。這其中的任何一個決策，放到今天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難度不想即知。然而戴高樂就是做到了。此後的領導人就再也沒有膽識和能力做到哪怕任何一項。

所以雖然法國持續三十多年的衰落原因很多，但缺乏有足夠魅力和能力的領導人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

今天的中國正在迅速崛起，哪個國家能夠率先抓住這一機遇，必有無法想象的回報。就如同法國頂住美國壓力第一個和中國建交，從而收割了四十多年的外交紅利。我也曾一再對法國的學者提議，應該借鑑戴高樂的歷史遠見和政治勇氣，做支持中國崛起過程的第一人，這包括參加亞投行、出席九三大閲兵以及對中國遊客免簽證。

現在看來，一向敏鋭和投機的英國走到了法國的前面。儘管英國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但把金融做為支柱的英國面對近在眼前、實實在在的利好仍然第一個反水擁抱亞投行，法國和德國在震驚之餘也隨即跟進。然而首創者與跟進者其收益顯然不同，於法國而言，既然總是要加入，何不第一個呢？這其中缺乏的就是政治決斷。

回到中國二戰勝利大閲兵。應該説，由於價值觀的不同、俄羅斯的參加、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中日對東亞領導權的激烈博弈，整個西方將難以出席這樣的盛典。但對於法國而言，卻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對於已經計劃今年訪華的奧朗德而言，既然要來，何不就在此刻？這不僅再度凸現法國與眾不同的國際地位，更能為法國贏得難以估量的而且是長期的國家利益，不僅是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峯會，更有未來國際新秩序中的優勢地位。難道出席大閲兵，其難度要甚於冷戰時期法國和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嗎？很可惜，已經沒有了戴高樂的法國已然非常平庸，既無戰略想象力，更無擔當的行動力。

今日法國早已沒有當年的雄姿，圖為法國總統奧朗德

失去進取和創意的法國外交

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旅遊大國，每年境外旅遊人數超過一億，人均消費能力也同樣力冠全球，是歐美發達國家遊客的三至五倍。據滙豐銀行預測，未來十年中國出境遊客將翻番，超過二億！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海外流動，沒有發生非法停滯他國的現象。

所以，各國紛紛修改對華簽證政策，大幅度簡化手續。英國甚至為了吸引中國遊客，和比利時聯合辦理，以解決本國簽證不能去申根國家的劣勢。儘管如此，仍然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對中國免籤——雖然任何國家都明白，這不過是時間早晚的事。哪個發達國家能率先邁出這一步，都將獲得超額回報——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

從目前看，英國、法國、俄羅斯都是有份量的競爭者。英國優勢在於孤懸海外，而且不是申根國家，不會引發其他歐洲國家的反對。俄羅斯則是和中國關係良好，而且經濟上正受西方制裁。法國除了外交傳統上的特立獨行、經濟困難，更重要的它一直是中國遊客海外旅遊的首選。根據《金融時報》旗下的《中國投資參考》最新年度調查，法國遙遙領先成為中國遊客夢想的全球旅遊地。實際數字也同樣驗證了這個調查結果：2014年遙遠的法國迎來220萬中國遊客——和近在咫尺的日本吸引的中國遊客不相上下。只是法國缺乏的仍然是政治決斷。看來法國在錯過亞投行和九三大閲兵之後，也將喪失最後一個搭上中國快車的歷史機遇。

今天的法國如同病入膏肓的病夫，急需大刀闊斧的改革。1958年憲法雖然是法國五個共和國中最為成功的，但這部憲法頗有為政治強人戴高樂量身打作之意。許多重大問題並不是通過正常的制度程序進行決策，而是以他的威望和政治生命做賭注進行全民公投。即便通過正常程序，由於戴高樂巨大的支持度，也往往能輕鬆過關，從而掩蓋了體制低效率、極易內耗的弊端。但是後戴高樂時代，體制內生性的問題開始全面暴露，日益不適合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需求。法國雖然一直沒有從全球經濟危機中走出來，但並不是沒有解決之道：如減少福利、增加勞動時間（包括延遲退休）。但任何在這個方向上哪怕是極微小的改革都會遇到全社會的抵抗，政治人物面對壓力一觸即潰，草草收兵。前總統薩科奇雖然不敢增加勞動時間，但以加班所得免税的方式鼓勵大家多勞多得。然而奧朗德上台之後就連這樣小的改革都廢除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魯迅曾批評中國是一個搬一張桌子也要流血的國家，但今天的法國則是即使想要搬一張桌子也要流血的國家。

如果對比幾乎同一時期建國的中國，這六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時俱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建國之初的一人決策、終身制演變成集體決策、任期制。而且這種調整和進取能力一直得到有效的傳承。僅十八大以來的兩年多時間裏，內政的反腐、簡政放權和深化改革自不待言，外交上亞投行、一帶一路、金磚銀行都是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大手筆。雖然二戰勝利閲兵並非中國首創，但對自己而言卻仍然是全新的突破。今天的中國，不斷進取和創新的活力，確實展現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氣象。反觀法國，幾十年來，其58體制則並無多大變化。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指出：“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他雖然談的是中國，但同樣適合於各國。

外交可以視作一國內政的延續，失去了進取和創意的法國外交，恰是法國這個國家的寫照。法國缺席中國大閲兵，對中國而言只是少了一種錦上添花的缺憾，卻無礙於自己高歌猛進般的崛起和發展。法國則喪失了一次與未來超級大國握手、謀取超額紅利進而圖強自身的機會。看來高盧雄雞要想重振，還要等到下一個戴高樂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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