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天津爆炸深夜接到的沉默電話 用盡了消防員兒子最後的力氣
侯永芳在零點之前接到了一個電話，屏幕顯示是兒子的號碼。她對着電話喊了半天，那頭始終沒人説話，只有一片嘈雜。連呼吸聲都聽不到。
第二天她的世界就塌了。
8月12日晚，她的兒子甄宇航在天津一處危險化學品倉庫的爆炸中犧牲，距離22歲生日只有一週。
甄宇航當了4年消防兵，每次出警返回，習慣給母親報個平安。現在，哭成淚人的侯永芳知道，那個沉默的深夜來電，用盡了兒子最後的力氣。
截至8月21日，這場“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已造成116人遇難、60人失聯，其中多數是最早被派去滅火的消防員。國務院專門派出了事故調查組。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表示自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侯永芳來説，世界已經炸成了廢墟。
“航航，媽媽想死你了！”在陰沉的天空下，在殯儀館的牆角，為兒子點亮生日蠟燭，這位在河北老家擺攤賣襪子、賣腰帶為生的母親一遍又一遍地説。
母親在祭奠自己的兒子
傷口
從空中俯瞰，爆炸在渤海灣畔的土地上留下了一個巨大水坑，像是流膿的傷口。
事發後最早來到傷口邊緣的救援部隊，見到的是末世般的景象。8月13日凌晨，天津消防保税支隊參謀長張大鵬及其戰友在爆炸一小時內到這裏搜救。他們是第一支進入爆炸核心區的部隊。先期派來的隊員已下落不明。
後來者實際上已無法進入現場。那個堆滿了集裝箱和壓力罐的物流公司消失了。到第8天，才初步統計出那個院落裏存放了“約40種”危險化學品，包括約700噸劇毒的氰化鈉。
公司門口寬闊的躍進路也不見了。在公司東南側兩三百米的位置，救援車輛不得不停下來。炸碎的集裝箱鐵皮扎壞了很多車胎，只能先清出一條路。
他們的身邊是一處停車場，大片的新車正在燃燒。據事後清點，被波及燒燬的汽車有3000多輛，使這裏成為一處汽車的火葬場。
煙霧瀰漫、氣味刺鼻的現場一直在爆炸。聲音不是很大，但每一聲都伴隨着目測有十幾米高的蘑菇雲。直到天亮，爆炸聲才變得稀疏。不過，隨後的幾天裏，爆炸的聲音和沖天的煙柱一直沒有真正斷絕過。
在沖天的火勢下，地上被炸壞的消防栓汩汩往外流水——這是大坑積水的一條源流。
火勢壓住之前，真正的搜救很難開展。消防車千辛萬苦開到了瑞海公司南側的吉運一道和躍進路，支起高壓水炮，向院內的一處倉庫打去。肉眼可見，裏面堆放的都是容量為25公斤的鐵桶。
張大鵬説，頭一罐水打進去，鐵桶就炸開了，不知裏面儲存了什麼。“我們的戰術是引爆。”他説。
水炮的最大射程為五六十米。為了防範風險，負責操作泵檔的消防員上車操縱一次，就趕緊往外跑。一罐水只能打35秒。“打一次水，炸一次”，如此反覆了幾十次。
剛到達時，這支消防部隊就發現了4名消防員，一位已經遇難。等到能進入現場，對他們來説，親眼目睹的犧牲才剛剛開始。
張大鵬介紹，8月13日傍晚6點多鐘，他的戰友分成滅火和搜救兩組。搜救起初沿躍進路由南向北，先從外圍搜起。
回家
這天晚上7點多鐘，張大鵬在路邊草坪上見到了他的多年戰友、天津消防開發支隊副支隊長王吉良。
44歲的王吉良已經沒有生命跡象，從後面被一個鐵架壓住。戰友們根據衣服和頭髮認出了他。他是事發當晚的指揮長，也是犧牲者中職務最高的指揮員。他的戰鬥服與別人不同，且有一點謝頂，這使他不難辨認。
所有戰士都哭了起來。他們的弟兄，一位老兵，犧牲了。
被送到醫院時，王吉良的雙手緊緊攥着泥土和碎草。同事們痛苦地猜測，爆炸發生時他沒有立即犧牲，而是被砸成重傷，經過了痛苦的掙扎。
8月12日晚的災難太過突然。王吉良戰鬥服的扣子還沒繫好就出了門。根據推測，他到現場後首先應該走下指揮車，進行現場觀察，然後發出號令，遇上了爆炸。
出事前不久，當了25年消防兵的王吉良對同事王躍説，再過幾個月自己服役期就滿了，打算自主擇業，感到有點累了。
爆炸將這些人或遠或近的人生計劃炸得粉碎。出事3天前，24歲的戰士王琪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叮囑她把自己的舊衣服和書籍找出來，抽空要捐給貧困地區的小學。
他的父親王義元咬着牙説：“中年喪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我沒有辦法。”
張大鵬形容自己的心情：“就是死，也得給他背出來，給家屬們交代。生要見人，死要見屍。這叫帶弟兄們回家。”
很難説悶爆聲不斷的現場有真正安全的地方。瑞海公司的辦公樓只剩下框架和裸露的鋼筋，很多“沒有車樣兒”的消防車停在附近，這也是找到生還者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在這座危樓前，張大鵬詢問和他在一起的中隊長侯超：“進不進？怕不怕？”
侯超回答：“怕，我就不來了！”
他們決定讓戰士們先撤出來，自己先進去。兩人開玩笑説：“咱倆要是犧牲了，下輩子還做兄弟啊！”
一個紅帽子和一個黃帽子，走到了這座危樓裏。
在樓邊，他們發現了一位戰士的遺體，燒焦了。只能用衣服、用牀單裹起來，“不能讓他碎”。
從一輛燒燬的水罐車裏，搜救者找到了兩名戰士的殘骸，保留着爆炸時的姿勢。
所有的死者或傷者，會被小心翼翼地用擔架抬出，交給等候已久的急救車或殯葬車。要麼是醫院，要麼是殯儀館。生和死只有兩輛車的距離。
19歲的消防員周倜是一個奇蹟。他在事發後30多小時後的清晨被發現，喉嚨在動。為免二次傷害，搜救者報告了指揮部，等到急救車到來後才敢行動。
周倜當時光着腿，穿着背心、短褲。張大鵬問他是哪個支隊的，他以微弱的聲音回答“開發的”。生命的回應引起了戰友們七嘴八舌的驚歎：“有意識，有意識！”“堅持住兄弟！”“別害怕，別害怕啊！”
“別跟他説話了！”有人提醒。
從周倜所在的位置到救護車，要走六七百米。這段路格外漫長，抬擔架的戰士換了兩撥。在場的所有10個人都在護送他。他是所有失聯者中第一個獲救的。直到次日，北京衞戍區防化團又救出了一名50多歲的中年人。這是僅有的令人精神一振的消息了。
目送
“遺體辨認對我來説是打擊最大的。”開發支隊防火處監督科副科長張建輝説。
他的職責之一，就是隨時出發，把戰友接回來，或者認出來。他害怕接到殯儀館的電話。
電話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拉開冷櫃那一刻，他不太敢看，害怕真的是戰友。“戰友這份感情有時候比親兄弟還要親。見到之前，總是抱有幻想和希望”。
而一旦認出戰友，感覺“幻想的肥皂泡”破滅了。
辨認消防員遺體的任務是由其戰友完成的。一些服役時間較長的戰士被抽調做這件事。有些家屬會提供兒子的身體特徵，比如身上的某顆痣。但是為免刺激家屬，並不會直接請他們去辨認。
火場中的遇難者往往被燒至毀容，而這一次，有的遺體被現場的水和其他物質所腐蝕，有的出現了浮腫。其中一位被找到時腹部已經脹起。
一位戰士，遺體的兩個部分分別被找到後，送往了兩個不同的殯儀館，最終依靠DNA比對才對上。
張建輝説，如果面部無法識別，會根據體型、牙齒等來判斷。消防戰鬥服耐火性好，遺體上殘留的纖維或標記，也是辨認的依據。當然，最終還要靠DNA鑑定。
先找到的遺體都被送到了距離現場較近的泰達醫院，後來有的直接被送到了7個安置點，包括天津市區及周邊的殯儀館。
在泰達醫院一樓的創傷急救間裏，遺體會先得到一些清整。負責這項工作的基本都是從各個殯儀館趕來的志願者。懷着對烈士的尊敬，這些志願者在現有條件下進行清洗，比如用濕毛巾擦臉等。“讓他們安心乾淨地走。”張建輝説。
除了心理上的安慰，這種清理有其必要性。一些遺體需要“規整”，才能裝入太平間的冷櫃中。
37歲的開發支隊特勤五隊指導員江澤國的遺體被運回時，殯儀館工作人員想要立即拉走。兩位情緒激動的戰士萬分捨不得，攔住了殯葬車。協商的結果是，這兩位戰士一路護送指導員的遺體到了殯儀館，親眼看到他到了一個“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烈士火化時，消防隊會舉行最隆重的儀式，脱帽敬禮。政府工作人員及各界羣眾也會趕來送行。
告別儀式上，烈士的遺體已經經過“最好的美容師”的化妝。化妝方案由消防支隊和家屬共同研究決定。
很多家屬的要求特別簡單。21歲的烈士寧子墨的父母只提了一個願望：孩子生前喜歡手槍，希望能用紙紮兩把逼真的手槍和一些子彈給兒子帶走。
開發支隊八大街中隊指導員李洪喜的母親説，如果搜救兒子的過程中會有危險，寧可不要搜救。她對部隊領導説，兒子説過，如果在家人和弟兄們之間選擇，會選擇弟兄。
“我們每個戰士清醒來之後都會問，第一，火滅了沒有？第二，戰友都出來了嗎？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張建輝説。
因此，事故中負傷的消防員出院後，會千方百計請求要去前線，去尋找自己的戰友。傷亡慘重的開發支隊，陸續迎來了十幾位退役的老兵——他們自發在人手較緊的中隊站崗執勤，或是到醫院陪牀。
張建輝對記者説，從前有人勸他轉業，他或許會考慮。但是現在絕不考慮。“戰友們犧牲了，我們要上去，我們不能打退堂鼓”。
眼下，睡覺對張建輝來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閉上眼，他就會見到那些犧牲的戰友，不是死去的模樣，而是生前的點滴。他睡覺也不會關燈，“希望有一點光”。
江澤國遇難當天，兩人還在支隊見過面。他們十幾年前在武警學院上學時就認識。8月12日下午，見面時張建輝還拿對方的頭髮開玩笑，説“腦門兒又亮了”。同期的幾位老兵幾年前就約好要一起吃飯，江澤國要請客，現在，要請客的人永遠失約了。
就像甄宇航的22歲，永不再來。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消防官兵傷亡最為慘重的事件。”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杜蘭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