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特赦4類罪犯 回顧建國後的7次特赦
時隔40年，抗戰特赦將實行。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中國擬對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釋放後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四類罪犯實行特赦。這也將是新中國歷史上第八次特赦，引發了外界高度關注。
在重要慶典前夕進行特赦或大赦，既有中國歷史傳統，也有現行法律依據，亦是國際通行做法。中國古代實行大赦或特赦的例子不勝枚舉，多是在國家或皇室重要典禮時舉行。在國際上，包括美、法、德等60多個國家的憲法規定有大赦或赦免制度的憲法。對於非法移民、政治犯、戰爭罪犯或是基於人道主義對輕微犯罪者進行赦免，並不少見。譬如波蘭政府2012年對非法入境的外國人給予大赦，數萬人因而獲得合法居住資格。
新中國成立後，從1959年至1975年對經過教育改造改惡從善的犯罪分子共實施了七次特赦。這是在新中國政權已經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同時對寬大處理戰犯在人民羣眾中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作出的重大決策。
這一決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在黨內外、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回顧中央醖釀、推動和實施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行事決策的思想方法和經驗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發佈的特赦令，進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過特赦通知書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範漢傑、李仙洲等強硬人物），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1960年，第二批特赦戰犯50人，其中包括沈醉和溥傑。圖為沈醉等特赦人員合照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1961年，第三批特赦人員包括國民黨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廖耀湘（左）和偽滿外交部長阮振鐸等人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人員包括偽蒙疆自治政府主席、偽蒙古軍總司令德王，圖為德王（前排左二）及其幕僚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人員包括偽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偽蒙古軍上將副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李守信，圖為德王與李守信在東京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1966年，第六批特赦人員包括偽滿洲國第九軍管區中將司令官甘珠爾扎布，圖為甘珠爾扎布與川島芳子成婚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澤東曾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佈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犯
據微信號“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梳理，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為“戰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戰中立功的名將，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後，他們大多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進行歷史研究和史料撰寫。
杜聿明
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之一
杜聿明是國民黨軍十大抗日名將之一，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系骨幹。
杜聿明曾參加北伐戰爭、長城抗戰、淞滬抗戰等著名戰役。1939年11月任第5軍軍長，率部參加桂南會戰，指揮桂南崑崙關對日作戰，重創號稱“鋼軍”的日軍第五師團。
1964年4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四）、楊伯濤（右一）和他們的夫人蔘觀新安江水電站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蕭縣青龍集張老莊村。但杜聿明被俘後受到了解放軍的優待。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杜所患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長年痼疾，逐漸好轉、康復直至痊癒。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積極撰寫文史資料，1961年，他寫了《淮海戰役始末》、《遼瀋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關心祖國統一，曾發表《紀念二·二八起義》、《寄語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師友共同為統一大業奮鬥。
溥儀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辛亥革命後被迫退位，“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澤東的特赦令併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毛澤東和溥儀
對首批特赦，溥儀卻不報多大希望，他説：“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特赦之前，副所長曾找溥儀問關於特赦的想法，溥儀回答説：“如果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黨對我的寬大。認為我有了做人的資格。我前半生有罪，黨指給我改惡從善的道路，後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黨走。”
溥儀特赦一年後，他的弟弟溥傑也獲得了特赦。
王耀武
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之一
王耀武是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之一，從抗戰之初到抗戰結束，對日作戰幾乎是無役不予，而且戰績頗佳。
王耀武
王耀武在內戰期間，參加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濟南戰役等重大戰役。1948年9月在濟南戰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改造時，開始思想有顧慮。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説：“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在被俘後不到一個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華社記者的採訪，暢談其在解放區的觀感，對黨的寬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謝。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特赦後，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宋希濂
抗戰名將，被稱為“鷹犬將軍”
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
宋希濂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與共產黨脱離關係，緊緊追隨蔣介石。自北伐戰爭到解放戰爭被俘，歷經重要戰役數十次，曾獲青天白日勳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宋希濂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衞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第一批戰犯被釋放。
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准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晚年宋希濂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1984年又在華盛頓發起建立“黃埔同學會”，任副會長。
廖耀湘
蔣介石“五大王牌軍”之一第六軍軍長
抗日名將，曾任蔣介石“五大王牌軍”之一的第六軍軍長。
廖耀湘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後留學法國，回國後參加南京保衞戰，1940年同杜聿明率領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抗日，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1948年10月遼瀋戰役後，廖耀湘被俘。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後被聘任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為全國的文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1964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於1968年12月2日的一次批鬥中突發心臟病而逝世於北京。
黃維
抗日名將， “黃維兵團”司令
黃維也是抗日名將，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曾參加淞滬會戰、武漢保衞戰、緬甸反攻等著名戰役，在抗日戰爭中立下功勳。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向原國民黨中將司令黃維發放特赦釋放通知書
黃維是在淮海戰中兵敗被俘，黃維在進入戰犯管理所之後，為了逃避“思想改造”，始終不肯“認罪”。將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動機的科學研究之中。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佈了對全體戰犯的特赦令。特赦之後，黃維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任文史專員。
文強
“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毛澤東舅表兄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文強，是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脱離共產黨，成為軍統人員、國民黨軍參謀等，抗日戰爭期間作為國民黨的一員投身抗戰，為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1975年，毛澤東的表弟文強最後一批獲特赦出獄
解放戰爭期間，文強於淮海戰役被俘。
1975年3月，勞改26年的文強獲得特赦出獄，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之後，他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係，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台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繫，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
王友直
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後脱黨。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他多次給中共地下黨組織加強保衞力量，地下黨員常常坐在王友直的辦公室，從事“地上”革命工作。
王友直
西安解放後，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後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