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達賴錯過的三次歷史機遇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50週年，在剛剛召開的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圍繞“怎麼看十四世達賴集團”的問題，指出達賴所謂“中間道路”，實質上就是一個分裂主義的政治要求，中央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

今年也恰好是達賴喇嘛80歲生日，達賴集團自然不會放過這難得的機遇大做文章，美國總統高級顧問賈瑞特就曾參加達賴“慶生”活動，引發外交部嚴正抗議。確實，頂着宗教領袖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兩大光環的達賴喇嘛，在特定的國際形勢下正好迎合了西方人的需求。他本人也被西方推崇為二十世紀以來少有的偉大人物。

雖然達賴喇嘛還未走入歷史，但對幾年前已經宣佈退休的他來講，究竟是一位偉大人物，還是一位錯誤人物甚至是罪惡人物，也可以來蓋棺定論了。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今，面對新的中央政府，達賴喇嘛一共有三次謀取藏人最大利益的歷史機遇。第一次是1951年雙方簽署的《十七條協議》，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應該説，在一個單一制國家，這是以達賴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能取得的最優條件。就是今天流亡海外的藏人，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個協議最接近達賴喇嘛所主張的“中間道路”。

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期間，達賴的秘書與“四水六崗”組織成員合影

但1959年，達賴喇嘛卻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誤判形勢，出逃印度。以達賴在西藏社會的歷史性影響和作用，中央政府是需要達賴的。就是今天，中央政府之所以仍然要和達賴喇嘛委派的代表談判，而不是置之不理，也是源於同樣的原因。即使達賴喇嘛宣佈要廢除轉世，中央政府仍堅持轉世傳統，一定要產生新的達賴喇嘛，也同樣是因為達賴喇嘛這一宗教角色的不可替代。回到當時的歷史，西藏越是動盪，中央政府越是需要達賴喇嘛的支持合作，更需要保證他的安全。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重視和需要可從如下一個細節得到驗證：即使達賴喇嘛1959年3月出逃到印度，在4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大上，達賴仍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釋放的信號是相當明確的：中央政府仍然對他寄予希望，為他的回國提供條件。

達賴喇嘛犯的第二個錯誤，就是在逃亡印度之後單方面宣佈廢除了《十七條協議》。應該説，達賴出逃，《十七條協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中央政府也會廢除。但由於達賴率先宣佈，廢除協議的責任就落到他的身上。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等到多年他逐漸清醒，和中央政府開始重新談判，也無法重提《十七條協議》。假如是中央政府單方面廢除，至少在道義上他還可以作為談判的籌碼。

歷史自然不能假設。如果達賴喇嘛1959年不誤判形勢，而是選擇和中央政府一起平息騷亂，不僅不會有當時的人員傷亡以及現在的藏人分裂，以他協助平定騷亂所立下的新功，其地位和作用會更加重要。在《十七條協議》保留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避免文革時的破壞。而且既然達賴喇嘛在出逃印度後，可以進行政治改革，放棄農奴制，那麼如果他留在國內，也同樣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協助下漸進式地推進西藏社會改革。

達賴喇嘛面對的第二個歷史機遇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之所以仍然高度重視達賴，除了偉大政治人物的歷史使命感，也有現實的需要。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發達的西方開放，有效解決達賴問題，不僅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對西方開放的需要。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到一週，鄧小平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就向達賴喇嘛發出和解信號，歡迎他回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更親自接見達賴喇嘛的代表。那一時期中央政府的立場可以用鄧小平的一句話為代表：“除了獨立以外，其他什麼內容都可以談”。

然而，可惜的是，達賴喇嘛又一次錯過極其寶貴的歷史機遇。直到1988年，他才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宣言，提出放棄獨立訴求，但同時又開出極高的中央政府難以接受的條件。比如只能少量駐軍，而且西藏最終要成為非軍事化區，以此解除中央政府駐軍的權力。就是外交，也僅限於政治層面，其他如經濟、宗教、文化、體育等領域則由西藏地方決定。其要價竟然遠遠高於當年的《十七條協議》。應該説，世間不管什麼問題，如果需要雙方談判解決，歸根結底取決於各自的籌碼。達賴如此漫天要價，要麼是缺乏誠意，要麼是缺乏政治常識。

如果説1959年年輕而又缺乏政治經驗的達賴喇嘛做出誤判還可以理解，但在海外經歷二十年跌宕起伏生涯的他仍然再一次重蹈覆轍，就難以原諒了。

不過歷史仍然為他保留了機會，1989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波、隨之而來的冷戰結束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又為他大大增加了和中央政府談判的籌碼。畢竟這個時候，假如他能放棄獨立的立場，在中國內部改革遇挫、外部面臨封鎖的大背景下，還是有可能為他本人以及藏人謀取到最大利益的。

然而，這一次，達賴喇嘛再度誤判，或者他相信了西方和那些流亡在外的民運人士的預言，或者他自己就是這樣認為的，中國將很快崩潰。為此1991年9月，居然宣佈撤銷斯特拉斯堡宣言。但是令誰也想不到的是，經歷考驗的中國卻以更迅猛的勢頭崛起。直到1997年9月，香港迴歸中國之後，所謂的“西藏人民議會”才通過達賴喇嘛提出的放棄獨立的“中間路線”。回頭看這個“中間路線”方案，充斥着過分和虛妄的訴求。比如“大藏區”，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240萬平方公里，約佔現代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還是那句話，要麼缺乏誠意，要麼缺乏智慧。

然而，自此以後歷史對達賴喇嘛的偏愛也隨之結束了。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加上他本人的褪色，歷史就此定格。

以上觀之，達賴喇嘛不管在西方多麼受歡迎，但他其實稱不上是個人物。一個真正的政治人物，要能超越歷史，做出前瞻性的決策，並隨勢而為。反觀達賴，卻一再錯過歷史機遇，不僅對他本人，對幾百萬藏族人民，也帶來了不小的損害。順便説一句，達賴在政治理念上有一點值得肯定，就是他對西方多黨制民主的批評。1963年，他在流亡藏人當中主導了以西方民主為榜樣的政治改革，民意代表和行政領導人都是直選，並強調言論自由。但保留了一個底線：絕不搞多黨制。

流亡藏人領導人、擁有哈佛大學法律博士學位的洛桑森格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坦率以對：“多黨制下，政黨的唯一目標就是讓另一個政黨垮台，從而導致權力鬥爭，進而間接的導致對國家的損害和政治的不穩定。對我們而言，沒有政黨的民主能夠運作的更好。因為所有的候選人都把精力用於事業而不是權力鬥爭”。

憑這一點也可判斷，達賴心裏很明白，他所面對的中央政府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對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