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亭：尼米茲發飆 麥克阿瑟嘔吐 ——日本投降儀式內幕

9月3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是源自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才算履行了投降的正式法律手續。而在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的儀式上，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為什麼會場選在軍艦上

現在我們都知道，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是在美國海軍的“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如此正式隆重的儀式為什麼會放到軍艦上？在歷史上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儘管戰爭中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略轟炸，很多大城市都被炸成了一片廢墟，但是要想找一塊舉行儀式的場地，應該問題不大。再退一步，即使沒有現成的會場，以美國裝備大量現代化工程設備的基建工兵，真要搶修出一塊場地也不是難事。最後決定在軍艦上舉行儀式，顯然不是場地的問題。

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會場

原因是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兼中太平洋戰區總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茲海軍五星上將發飆了！因為杜魯門總統在日本投降後就宣佈由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陸軍五星上將出任駐日盟軍最高司令，負責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儀式。美國海軍和陸軍本來就有矛盾，海軍在戰爭中居功至偉，現在到了勝利時刻，卻由一位陸軍將領站到台前，這肯定會給人以陸軍是打敗日本的主要力量的印象，因此引起了海軍的強烈不滿。尼米茲態度非常強硬，公開表示將不會出席投降儀式。要知道，尼米茲素來是温文爾雅的儒將，即使在萊特灣海戰中哈爾西置登陸灘頭於不顧率全艦隊追擊日軍小澤艦隊，尼米茲也不過是發了個很委婉的電報：“第34特混艦隊在哪裏？”如今這樣的態度，説明此事確實將他激怒了，連一向好脾氣的尼米茲都這樣，更別説那些脾氣更暴烈的海軍將領了。杜魯門這才意識到這個決定有些草率了，怎麼彌補呢？

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看出了杜魯門的為難，馬上提出，如果投降儀式由陸軍將領主持，那麼儀式就應在一艘海軍軍艦上舉行。如果麥克阿瑟作為同盟國代表簽字，那麼尼米茲就將作為美國代表簽字，這樣才可以體現出海軍在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平息海軍的不滿。而且福萊斯特還耍了點小聰明，他特別提出儀式就在“密蘇里”號上舉行。排水量4.5萬噸的“密蘇里”號不僅是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旗艦，更是用杜魯門的老家密蘇里州來命名，並由他女兒瑪格麗特主持下水典禮。這樣舉世矚目的儀式能在和自己有如此淵源的軍艦上舉行，杜魯門自然是欣然同意。

具體的儀式地點是在“密蘇里”號二號主炮右側的露天甲板上，之前將二號主炮向左轉到底，連同炮塔右側後方也一併被空了出來，感覺整個甲板的面積幾乎增加了一倍，絲毫不覺得逼仄侷促，反而還有幾分威武雄壯的態勢。

愛作秀的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在投降簽字儀式上講話

麥克阿瑟知道投降儀式在“密蘇里”號舉行後，不但沒有不高興，反而很興奮地提出希望能在軍艦上升起代表他軍銜的五星上將旗。這可讓負責佈置儀式場地的尼米茲的副官拉馬爾中校為難了。因為根據海軍條令，軍艦桅杆上只能升起軍艦上最高軍銜將領的將星旗，尼米茲也是五星上將，而且只有一個升將旗的桅杆，那該怎麼辦呢？最後他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在主桅杆上並排升起麥克阿瑟的紅底白星陸軍五星上將旗和尼米茲的藍底白星海軍上將五星旗。

本來海軍還特意為麥克阿瑟準備了一艘登陸艇，將艇身都漆成紅色，還在艇首漆上了麥克阿瑟五顆將星的軍銜標記，作為麥克阿瑟從岸上到“密蘇里”號的轉駁交通工具。但是，麥克阿瑟絲毫不領情，他覺得登陸艇太小家子氣，要求乘坐驅逐艦前來。

9月2日當天，麥克阿瑟是乘坐DD-484“布坎南”號驅逐艦從橫濱趕來，這是一艘1943年才剛剛服役的新軍艦。豋上“密蘇里”號後看到桅杆上高高飄揚的自己的五星上將旗，麥克阿瑟非常滿意。儀式開始前還有段時間，麥克阿瑟被請到艦長室休息，不知是暈船，還是太過緊張引起的植物神經紊亂，見過不少大場面的麥克阿瑟居然在艦長室的衞生間裏控制不住地嘔吐起來，還好很快恢復了正常。當儀式開始，人們看到麥克阿瑟精神飽滿地主持儀式，根本不會知道麥克阿瑟剛剛還在衞生間裏嘔吐。

麥克阿瑟簽字

簽字時，一向愛出風頭的麥克阿瑟果然不出意料地大作了一番秀，籤個名字就用了5支派克金筆，第一支和第二支筆當場就送給了陪同他簽字的温賴特中將和英軍珀西瓦爾中將，第三支後來送給美國國家檔案館，第四支筆送給了母校西點軍校，第五支筆則是送給了愛妻瓊妮。朋友、家人、國家、母校，考慮得面面俱到。

温賴特、麥克阿瑟和珀西瓦爾

這裏正好介紹下温賴特和珀西瓦爾。前者是1942年日軍進攻菲律賓時的美軍司令，本來麥克阿瑟是駐菲美軍的最高指揮，但美國見戰局必敗無疑，不想讓麥克阿瑟成為俘虜，專門命令麥克阿瑟離開菲律賓去澳大利亞出任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把指揮權交給了温賴特，換句話説温賴特是替麥克阿瑟成為了日軍戰俘。珀西瓦爾則是英國在新加坡駐軍的司令，在日軍攻佔新加坡時被俘。這兩人是英美盟軍在太平洋戰爭中被俘的最高級別軍官。兩人在日軍的戰俘營裏飽受折磨，雖然沒有死於非命，但都被摧殘地只剩下皮包骨頭，臉龐消瘦得幾乎脱了人形，即便穿着最小號的軍服都還顯得空蕩蕩。連中將級別的高級戰俘都被日軍摧殘成這副模樣，普通戰俘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麥克阿瑟請他們兩人陪同簽字無疑是對兩人的一種補償和安慰。

軍服和旗幟都有名堂

按理説，出席這樣嚴肅隆重的儀式，需要穿着正裝，軍人也應該是禮服佩勳章。但我們看到在簽字儀式上的所有美軍官兵，不要説穿禮服，就是比較正式一點的便服都沒有穿，全都是最隨意的襯衫式樣的軍便服。雖然都是簇新的軍裝，但既沒有打領帶，也沒有戴勳章勳表，實在是很隨意。其實，美軍對這次出席投降簽字儀式的着裝有過明確規定，就是全部着軍便服，不打領帶不戴勳章，以此表示對日本的蔑視。除了着裝外，還規定對日本代表團的敬禮不還禮，在簽字儀式舉行前，也不向日本人提供咖啡茶點，完全不把日本人當作客人。

日本代表團是由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代表日本大本營，其餘9名隨員分別是3名外務省代表、3名陸軍代表和3名海軍代表。重光葵和兩名外務省代表都是非常正式的燕尾服，條紋褲，大禮帽，白手套。不過另外一人卻穿了一套皺巴巴的白色西服，顯得極不協調。以梅津為首的7名軍官雖説都是穿着帶綬帶的正式軍禮服，但明顯沒有熨燙過，當時衣料遠沒有現在這麼好，不熨燙的話即使是新衣服，也顯得皺巴巴，一點都不挺括。腳上的大馬靴，也沒有打理，毫無光澤，看上去髒兮兮的。日本軍官的着裝之所以這麼有失禮儀，道理很簡單，作為深受武士道思想薰陶的軍國主義分子，梅津是極不情願作為日本軍方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但他的職務卻讓他根本無從推卻，於是只好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了日本對待戰敗投降的態度。

日本代表團

説起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兩位可都是中國人民的“老相識”了。重光擔任過日本駐中國公使、總領事，在1928年濟南事變、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都曾代表日本想方設法從中國攫取利益。他的一條腿，便是1932年5月在上海虹口公園被朝鮮義士尹奉吉投擲的炸彈所炸斷的。梅津就更不用説了，他擔任過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關東軍司令官，著名的《何梅協議》日方簽字人。如今卻要在此簽字投降，也算是“天網恢恢”了。

再説旗幟，當天在“密蘇里”號主桅上飄揚的星條旗，可不是一面普通的美國國旗——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那天，就飄揚在華盛頓國會山的旗杆上，隨着美軍到過羅馬，去過柏林，目睹過德意志的投降，今天又要見證日本的投降。

而作為“密蘇里”號的主人，第三艦隊司令哈爾西海軍上將還特意從海軍軍官學校博物館請來了該館的鎮館之寶——一面長165釐米、寬157釐米、只有31顆星的舊國旗，這是1853年美國第一次用艦炮打開日本國門的海軍艦隊司令馬修·佩裏准將旗艦上的那面國旗。哈爾西這麼做，是要告訴世人，美國海軍早在九十二年前就已經征服了日本，現在是第二次。哈爾西將這面國旗裝入玻璃鏡框，高掛在自己指揮艙室的大門上，正好俯視着右舷露天甲板——簽字儀式舉行地點。

參加簽字儀式的還有中、英、蘇、法、加、澳、荷、新等八國。在9月1日晚上舉行的受降預備會議上，蘇聯代表普爾卡耶夫提出應在“密蘇里”號上升起所有對日本作戰國的國旗，這是國際慣例。但麥克阿瑟卻不以為然地説：“就讓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旗作為總代表吧，難道她沒有這個資格嗎？”與會者聽後都驚愕地面面相覷。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此時美國的強勢，顯然給投降儀式和戰後各國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這也是我們在投降簽字儀式上看不到其他同盟國國旗的原因。

投降儀式上的中國人

無論是在儀式前的預備會議，還是在正式簽字的儀式，中國代表團的出場順序都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作為在對日作戰中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慘重、犧牲最巨大的國家，這份尊重和禮遇，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代表團在“密蘇里”號上。右一徐永昌，右二楊宣誠，右三朱世明，右四王之

出席投降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是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成員是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楊宣誠海軍中將、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朱世明中將、中國駐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部首席聯絡參謀王之少將、李樹正上校、王丕承上校和代表團秘書長陳延輝（不過陳延輝是否登上“密蘇里”號尚不能確定）。應該説這些名字，現在很多人都非常陌生。

徐永昌登上“密蘇里”艦

為什麼讓徐永昌來代表中國出席日本投降儀式，很多人會問怎麼不是蔣介石？很簡單，因為同盟國出席投降儀式的人物都不是國家元首，而是軍事將領，所以蔣介石自然不會來。在蔣介石手下的重要軍事將領中，何應欽無疑是第一號人物，但他要負責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分身乏術。而白崇禧、陳誠雖然資歷職務夠高，但是身上所屬派系的標籤太明顯，難免會有非議之聲。

只有徐永昌，出身於閻錫山的晉綏系，但在中原大戰中善後得當，同時得到蔣、閻的認可，於1937年8月起擔任軍令部部長一直到1945年8月，參贊中樞，為抗戰勝利做出巨大貢獻，資歷職務都合適；再加上為人處事一向低調，素來都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名聲又好，因此能作為中國代表出席投降儀式。徐永昌確實也有過人之處，投降儀式結束後，中國代表團成員準備在東京大宴暢飲，但徐永昌極力勸止，大家都很遺憾。而徐永昌在日記裏説：“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似怪餘不盡人情者。”滿眼歡慶的喜悦情景，他卻保持着足夠的清醒，實在難得。

楊宣誠中將，雖然是海軍，但實際上離開海軍多年。他曾是清末官費留日海軍學生，30年代擔任駐日海軍武官，對日本非常熟悉，憑藉這一優勢，在抗戰中擔任軍令部第二廳（情報廳）廳長，主要負責對日情報工作，在看不見的戰線上也是功勳卓著。特別是在開羅會議上，建議要在《開羅宣言》中明確寫入日本必須歸還澎湖列島的內容，從而避免了澎湖日後成為第二個釣魚島的後患。

朱世明中將，出身於官宦世家，祖父朱宗程、外祖楊昌濬都出自湘軍，父親朱繼繹曾率軍參加1884年保衞台灣、抗擊法軍的作戰。朱世明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公派留學美國，先在麻省理工學院，後進入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學習，最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先後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副官、軍委會交通技術學校教育長、浙江省保安處處長、參謀本部處長以及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駐美國大使館武官，通曉多國語言，是極為出色的軍事外交官，1946年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

王之少將，也就是在儀式上陪同徐永昌簽字的那位將軍。在清華大學二年級時留學美國，進入著名的西點軍校學習，1932年以全年級262名學生中第十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後主要在財政部税警總團任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軍事觀察員身份一直跟隨麥克阿瑟轉戰太平洋，此時擔任中國駐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部首席聯絡參謀。

李樹正上校，先後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七期參謀班、陸軍國防大學參謀系，是非常優秀的參謀人員，在抗戰中曾任第三戰區司令部參謀處處長。1941年1月因為拒絕參與策劃皖南事變而被免職，隨後轉任第5軍工兵團團長，參加了第一次遠征緬甸作戰。

王丕承上校，國民政府著名的軍事外交人員，曾先後在美蘇德法等國任職，還受到過斯大林的接見，時任軍令部情報處處長。

這些代表團的成員，大都有留學背景，都是軍事外交的幹才，作為中國軍人的代表出席日本投降儀式自然再合適不過了。此外，還有中央社記者曾恩波、大公報記者朱啓平、黎秀石等三人也登上了“密蘇里”號，他們的工作就是把這個日本正式投降的法律程序向國內報道。

徐永昌簽字

對於中國盡雪前恥的這一幕，除了欣喜激動之外，徐永昌在儀式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了這樣一番話：“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裏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一下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即使到今天，這番話依然着現實意義，值得為之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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