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召忠談天津爆炸輿論引導：官員姿態應更低一些
“張局座”雖然退役了，但沒有從公眾視野中消失。近日，微信公共號長江新聞（cjrnews）就中日關係、中俄關系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問題採訪了這位退役的海軍少將——張召忠。他回顧自己二十多年與媒體打交道的經歷，表示最難的就是如何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普通民眾聽得懂、看得明的形式。他還拿最近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的輿論引導為例，稱“很不得力”，並建議政府官員的姿態還應該放低一些，語言運用還應該更樸素一些。
以下為文章原文：
海軍少將張召忠退休了。
他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視特約評論員，評論領域涉及包括軍事在內的多個領域。張召忠敢於發聲，熱衷於評論軍事熱點，並進行預測。他在網絡上的言論有不少支持，也引起眾多爭議。
長江新聞記者注意到，張召忠並不忌諱他引起的爭議，曾自嘲説，“我做了二十多年節目，捱了二十多年罵，現在還在做，心態要平和。”
他善於活學活用辯證法，幾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變不利為有利，發現“正能量”。他曾説，霧霾是對付激光武器的最好防禦，也認為海帶能阻止核潛艇。
長江新聞：你怎麼看待中日關係的發展？
張召忠：鄰居是不能選擇的，是好是壞它就在你身邊，沒有辦法。唐朝時期，日本侵略朝鮮，中國與日本展開了白江口海戰，日本戰敗，之後老實了1000年。明朝萬曆年間兩次抗倭戰爭，最後一次連續打了7年，日本戰敗，老實了300年。直到明治維新後，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此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過程中，一直侵略、殖民和奴役朝鮮和中國，犯下滔天罪行。
197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主動免除日本賠款，表達對日本的和好態度，在釣魚島爭端問題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沒有想到日本陽奉陰違，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安倍政權正在解禁集體自衞權，修改和平憲法，右翼軍國主義復活，戰爭的危險日益增大。
張召忠（資料圖）
長江新聞：中國此次開展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大規模紀念活動，最大意義是什麼？
張召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通過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表達對依然健在和已經去世的抗戰英雄和抗戰老兵的敬意，通過紀念活動喚起民眾的愛國主義意識，加強國防觀念，教育年輕人傳承偉大歷史，發揚更大光榮。紀念活動也是展示中國建國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機會，這些成就的展示對圖謀不軌者也是一種震懾，也是向世界宣示中國擁有抵禦外來侵略，保衞世界和平的能力。
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親美親歐，不搞任何紀念活動，把蘇聯時期的紀念碑、國旗、國歌、二戰勝利紀念物也都銷燬。結果，舉國失去信仰，沒有凝聚力，人心渙散，國力衰退。普京擔任總統後挽救了俄羅斯，他認為俄羅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有光輝歷史的，歷史需要傳承，所以制定國家愛國主義教育五年綱領和年度計劃，建立國家軍事博物館和軍事主題公園，開播軍事科普節目，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到大學都要進行國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這些教育取得重大成果，去年以來俄羅斯遭遇西方制裁，許多大企業家把存在海外銀行的資金全部轉入國內，雖然個人損失慘重，但支持了國家金融穩定。俄羅斯面臨國際制裁物資匱乏，但從未出現搶購潮，人民羣眾節衣縮食，總是與斯大林格勒保衞戰時期的艱苦日子相對比。現在已經度過難關，經濟正在恢復之中。美國顏色革命的嘗試雖然在蘇聯、格魯吉亞、烏克蘭獲得成功，但在俄羅斯卻遭到慘敗，愛國主義和國防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俄羅斯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長江新聞：你是一個軍人，同時又是一名電視評論員。這兩種身份在你內心有衝突嗎？
張召忠：軍隊幹部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軍官，一種是文職幹部，我屬於軍官。根據《現役軍官服役條例》，軍官分為軍事、政治、後勤和專業技術四個類別，我屬於軍事指揮類軍官。按照軍銜級別，我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退休後仍保留海軍少將軍銜，但應標明“退役海軍少將”，以示區別。
在行政職務方面，我曾擔任國防大學軍事後勤與軍事科技裝備教研部副主任，副軍職崗位。由於這個崗位屬於教學科研性質，所以被評為教授、軍事裝備學學科帶頭人、軍事戰略學博士研究生導師。
退休後，一切職務都已免除，只有“教授”稱呼勉強可以保留。45年的軍旅生涯，一輩子涉足科學技術、武器裝備、國防教育、國防建設、國際戰略、軍事戰略、國際法規、聯合作戰等眾多學術領域，因而產生了大量教學和科研成果。作為軍人，這應該是我的全部。
1992年開始，我根據上級指示涉足電視領域，利用電視媒體進行軍事評論，這種工作一直持續了23年。作為現役軍人在媒體上進行評論，當然可以有個人的學術觀點和各種看法，但講政治、守紀律、保守秘密是第一位的。很多觀眾以為，我這一輩子就是做節目，節目中看到的就是我的實際研究水平。
實際上，由於保密原因絕大部分內容無法在公開媒體上披露，大量專業性很強、學術味道很濃的內容又不適合於在媒體上講，所以真正在媒體上講述的大約佔我學術研究成果的5%左右，很少很少。
長江新聞：你的一些言論也曾引來網民的質疑。
張召忠：是的。譬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我每天若干小時直播，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每天面對攝像機鏡頭，主持人問什麼就要説什麼，説的話都被直播出去，沒有稿子，不能查資料，想想看難度有多大。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要想給觀眾一滴水，我得有一桶水。
伊拉克戰爭直播，那邊在打仗，戰場形勢千變萬化，我就這樣評點戰況且連續直播了一個多月，我哪裏有那麼多桶水？天氣預報都難以準確預測，何況你死我活的戰爭？要知道，戰爭是不可預測的，如果能夠準確預測戰爭，就不會有兩次世界大戰，未來也不會再有任何戰爭。
長江新聞：你有23年電視評論員的經驗，在這過程中，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張召忠：囫圇吞棗最簡單，沒有消化吸收過程，進出一個樣。鸚鵡學舌也很簡單，不必有任何創新。照貓畫虎也不難，邯鄲學步知道模仿就可以了。唯有創新最艱難，如何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把生澀問題故事化，用觀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和淺顯的語言講述那些深奧的大道理難度極大。
電視是大眾媒體，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不都是專家學者和領導幹部，不都是博士生、大學生，很多人都是文盲，還有老人和小孩，如何把一些枯燥無味的內容故事化，用通俗易懂的幽默語言講述給大家聽，這是個巨大的挑戰。
我雖然擁有45年的持續不間斷學術研究的基礎，且著有二三十本書、4000多萬字，但是做這種普及型電視節目仍感到難度很大，只有具備深厚的學術研究功底，才能深入淺出，才能把學術變為故事，把專業術語變成家常話。
專業術語與媒體語言之間有一條鴻溝，跨越這條鴻溝不僅僅是個技術活兒，還有個態度問題，因為有名的專家學者和權威人士大都不願意放低身段，用通俗的語言講述深奧的問題，因為那樣會被認為降低自己的身份，有些掉價兒。
我為什麼鍥而不捨，趨之若鶩，因為我的目標是讓那些普通人、文盲、老人和小孩都能聽懂，只有這樣，才配叫做全民國防教育。才能打贏信息時代的輿論戰。
長江新聞：怎麼理解輿論戰？
張召忠：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需要這兩杆子，保衞政權也需要這兩杆子。我們這代軍人很幸運，沒有趕上戰爭。我們的前輩就不這麼幸運，幾乎沒有哪一代軍人逃離過戰爭。
和平時期的軍人，時刻保持憂患意識，警惕地開啓着思維的雷達，不斷髮現可疑目標和危險跡象，始終不厭其煩地提醒着決策者和普通大眾，難道這不是避免戰爭、維持和平的重要方式嗎？
信息時代輿論戰也是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這個戰場打不贏，戰爭就會到來，戰爭不一定是流血，兵不血刃的戰爭更加危險。
1991年12月25日龐大的蘇聯一夜之間解體，紅旗落地的關鍵時刻幾百萬軍隊沒有發出一聲槍響，尼克松總統之前寫了一本叫做《不戰而勝》，蘇聯解體的事實對此進行了驗證。
真實的戰場依靠高技術武器裝備，輿論戰場依靠知識，知識就是戰鬥力，而知識是需要媒體進行傳播的，沒有傳播力就沒有殺傷力，所以，要打贏信息時代的輿論戰，必須要有艱深的理論基礎、廣博的政治、科技、軍事和文化素質，還要有適合媒體傳播的魅力。
譬如這次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在發生之後，當地政府採取了大量應急措施，召開了多次新聞發佈會，但輿論引導仍很不得力。
長江新聞：你覺得812天津港爆炸事故要怎麼進行正確地輿論引導？
張召忠：我感覺政府官員的姿態還應該放低一些，語言運用還應該更樸素一些，涉及到危險爆炸品和化學制品等專業術語和科學原理的講述還應該更通俗一些，如何學會用媒體語言通過全媒體來回應羣眾關切，正確引導輿論，的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你講了那麼多大道理，但都是照本宣科；你講的科技知識很正確，但都很深奧，老百姓聽不懂有什麼用？要體諒民情，掌握民意，瞭解他們最需要什麼，最關心什麼，然後用他們都能聽懂的語言去告訴他們為什麼、是什麼、怎麼辦？千萬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頤指氣使。
長江新聞：信息時代資訊的發達對年輕人認知觀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張召忠：2000年底我出了一本書叫《網絡戰爭》，圖書展銷會當天就賣出3萬冊。第二年的4月1日，中美髮生了南海撞機事件。那年是第一個五一長假，七天長假中我國網友同仇敵愾黑了美國國防部的網站，把五星紅旗貼了上去。於是羣情激奮，媒體都把這宣揚為愛國主義行動。
我在採訪中告訴記者，看看我的《網絡戰爭》就知道，這種行為屬於網絡犯法，他們今天可以黑美國網站，明天就可以黑中國網站，想想看有多麼可怕？此風絕不能漲，一定要嚴格立法，堅決打擊網絡犯罪和網絡黑客行為。
2014年我出版了《史説島爭》專著，在送審過程中北京出版社就寫了一段話，大意是説如果這本書在2012年前出版，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上街遊行。為什麼呢？因為我書中詳細講述了釣魚島的來龍去脈，而年輕人不知道歷史，每天看新聞後就火氣沖天，跑到大街上游行砸車，尋釁鬧事。
時間剛剛過去了兩年，當時高喊愛國主義口號的人們如今卻出現在紐約和東京街頭，看人家這也好那也好，月亮都比中國的圓，昔日反美仇日的情緒蕩然無存。前後對比來看，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嗎？
長江新聞：你怎麼看待現在年輕人的愛國情緒？
張召忠：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使館被炸，當天我在濟南講課，《北京青年報》約我寫了一篇稿子。次日我返京後發現所有道路都被封閉，街上全都是遊行示威的民眾，他們手中居然都高舉着《北京青年報》頭版，而那就是我的照片，連同文字足足佔了一個整版。
很多學校單位請我去講課，過道里窗户上都擠滿了人，他們高呼口號、交給我一大摞要抵制美貨的清單。
當年，我有三本書名列當年暢銷書前十名，其中有一本書叫《下一個目標是誰》，我在書中有一段話，今天上街遊行示威反美最起勁的這些人，再過幾年他們自己都不會記得5月8日是個什麼日子，大家該吃吃該喝喝該玩兒玩兒，中國人的忘性真是太大了。
長江新聞：要怎麼對年輕人進行正確的愛國主義教育呢？
張召忠：如何對年輕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讓他們增長社會責任感和事業心，的確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8月19日上午10點半左右，我乘坐地鐵前往央視錄製《海峽兩岸》的一期節目，車上有一位30多歲的觀眾認出我來，跟我聊了一路。他説自己是看我的節目長大的，認為現在年輕人不愛看書，都喜歡從支離破碎的新聞片段、微博微信朋友圈或者新聞評論中獲取知識，因而很容易偏激走極端。
他説他周圍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喜歡看我的節目，認為我不是説大話空話套話，我説的東西他們能夠聽懂，他希望我退休後多講講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引導年輕人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讓大家學會深沉，增長定力，不要聽風就是雨，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認識。
這個陌生觀眾的一席話讓我很受啓發，我突然發現，時代在發展，代溝在加深，如今的年輕人不再讀書，不再看電視，更不願意聽別人説教，他們喜歡自主式學習，交互式討論，碎片式閲讀，玩兒手機、上網成為年輕人的最愛。
我今年63歲了，雖然距離新媒體和年輕人已經很遙遠，但我願意學習新知識，儘量把心理年齡調整到與年輕人同步，用他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和能夠接受的語言，在手機、網絡等新媒體上跟他們進行互動交流，系統完整地講述一些軍事常識和國防知識，潛移默化地讓他們接受一些正能量的東西，逐漸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