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興：70歲的雅爾塔體系老了，誰接棒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對於世界各國來説，70年前的那場戰爭不僅僅打敗了法西斯國家，也奠定了這70年來的國際秩序。就在中國為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舉行閲兵活動，向世界展示中國人民的抗戰成果和追求和平的決心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克里發表書面聲明，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70週年。聲明着重提及美日和解，強調“美日新關係時代開啓”，然而聲明中並沒有提及中國。

這似乎是有意為之。儘管9月份習近平主席將對美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但中美之間的隔閡似乎還沒有完全消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中美之間的盟國關係隨着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以及冷戰的到來而破裂，中國也逐漸被排擠出國際體系格局的中心。

在70年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反法西斯國家與法西斯國家同處於一個國際體系，其中所形成的理念結構——法西斯國家違揹人類良知的非正義性之於反法西斯國家捍衞人類尊嚴的正義性，大大推進了反法西斯國家戰勝法西斯國家的進程。相應地，反法西斯國家在戰後的國際體系秩序構建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其影響力就像斜陽下的影子，長長地投射到了今天、明天……

今天再談國際體系建設，已經無法繞開中國

二戰後國際體系理念結構的影響

以法西斯德國為例，在當時的國際體系中，其所極力鼓吹的理念包括種族優劣論和生存空間論——它們的思想淵源都可以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裏找到。但是，這種違揹人類良知和國際政治道義的理念，並沒有能夠成為國際體系理念分佈中的主導性理念。相反，無論是其仇視的左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還是其所反對的、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的右翼資本民主主義，這兩種政治理念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都成為了國際體系理念結構中的主導性理念。這種國際體系理念結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二戰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理念在根本上被唾棄，而階級鬥爭論成為戰後第三世界國家尋求獨立鬥爭的思想理論淵源，資本民主主義則成為戰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變革的思想理論指導。

第二，由於這兩種理念在戰後國際體系理念結構中的地位不相伯仲，資本民主主義的代表性國家美國和階級鬥爭論的代表性國家蘇聯，其所推動形成的戰後國際體系制度結構，因而也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合法性。其中的一個例子，是戰後德國的被分割命運成為當時國際體系中的合法性安排。

國際體系理念結構的形成從來就是一個鬥爭激烈的過程。以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例，在抗戰之初，憑藉着在遠東、尤其是中日實力結構中佔據的絕對優勢，日本軍國主義者大力推銷自己的“大東亞共榮圈”理念，企圖在東亞形成一種完全有利於自己的理念結構。在這種理念結構中，日本軍國主義者把自己塑造成亞洲的解放者——將亞洲國家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了出來。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一方面，“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還是“吸引”了那麼一些人，從而使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戰爭成本降低了許多、使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代價高昂了許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偽軍人數，遠遠高於日本侵略軍的人數。另一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指出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和持久性特點，這一理念不斷深入中國軍民心中，從而振奮了人心，為日後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作了思想上的充分準備。

雅爾塔會議

中國需要塑造自己的國際體系理念結構

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尤其是法西斯德國的命運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昭示我們，在當代國際體系理念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如果被動應對、甚至缺位，將會使一個國家付出沉重的代價。換言之，在現有的國際體系實力結構變化過程中，中國必須有充分的意識來形塑一種既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國際體系理念結構，從而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貢獻。

具體而言，當代國際政治理念結構中一場具有典型性的鬥爭，發生在單邊支配論一方（國家或國家聯盟[1]）與多邊合作論的另一方（國家或國家聯盟[2]）之間，前者以美國（外加日本）為代表，提出的代表性理念有民主和評論、價值觀外交論等；後者以中國（外加其他加金磚國家）為代表，提出的代表性理念有和平共處論、合作發展論等；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則似乎介於二者之間——歐盟國家對建立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的反應即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例證。

這其中，單邊主導論的美國和日本走到一起，既有其歷史的邏輯和現實的需要，又充滿了歷史的諷刺和現實的悖論。作為冷戰延續的歷史邏輯，美國和日本都有一種“圍堵”情結，在冷戰時是圍堵共產主義陣營，在今日則是圍堵崛起中的中國；作為現實利益的需求，美國和日本都存在“支配”情結，即美國支配世界的情結，例如在金融領域中美國對IMF和世界銀行的支配地位，以及日本支配亞洲的情結，例如在金融領域中美國和日本對亞洲開發銀行的支配地位；作為歷史的諷刺，日本的右傾化和安全政策新動向——從防守型戰略到進攻性戰略的變化，無疑是對美國戰後改造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規定戰後日本作為一個和平國家存在的意義——的一大諷刺；作為現實的悖論，面對東亞實力結構的變化，美國和日本的相互借力——美國借力日本製衡中國與日本借力美國成為“正常”國家——給東亞地區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多邊合作論的金磚國家走到一起，最大的動因是對現有國際制度安排滯後性的一種集體反應。在國際體系實力結構還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現存國際體系制度結構的不合理性很難受到觸動；也就是説，完全有利於現存國際體系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並不會受到任何挑戰。隨着國際體系實力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多邊合作論實現其提出的和平共處論、合作發展論等理念因而有了實現的可能；也就是説，多邊合作論一方希望對現有國際體系制度安排進行實質性改革的願望因而有了實現的基礎和可能性。這是單邊支配論與多邊合作論雙方之間當前鬥爭激烈的基本背景。

如上所述，當代國際體系理念結構的變化，正是以當代國際體系實力結構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為前提和基礎的。以經濟力量看，在英國《經濟學家》關於2014年全球前10個經濟體的排名中，新興國家佔有4個席位，分別是中國（第二/2013年為第二）、巴西（第七/2013年為第七）、印度（第九/2013年為第十）和俄羅斯（第十/2013年為第八）。在此國際體系實力結構變化的基礎上，多邊合作論一方必然需要尋求對現有國際體系理念結構進行調整，從而賦予形成中的新的國際實力結構更多的合法性。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日本）有足夠的動力去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理念結構，從而使戰後形成的現有國際體制度安排能夠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相反，中國（以及其他金磚國家）則有足夠的動力去變革現有國際體系理念結構，從而使戰後形成的現有國際體制度安排能夠適應新的現實需要。

與此二者相比，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則同時具有維持現有國際體制度安排不變、以及推動現有國際體制度安排變革的雙重動力，其在國際體系理念結構變化上的立場因而具有搖擺性。具體而言，一方面，由於國際體系實力結構的變化，使得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在經濟上與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之間的關聯度更加緊密，因此其在國際體系理念結構變化上、進而在戰後國際體系制度安排變化上，並不像美國那樣持頑固的立場。例如，德國連續三十餘年保持中國在歐洲最大貿易伙伴地位，雙邊貿易額自2009年起已連續多年佔中歐貿易的三成——2013年中歐雙邊貿易額為5591億美元，歐盟對華出口中一半來自德國，自華進口的四分之一流向德國；中國自歐盟的技術引進有四成來自德國。另一方面，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畢竟在總體的理念上與美國一致，而且在現有國際體系理念結構以及國際體系制度安排上，一定程度上都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與新興國家相比，其推動國際體系結構變化的動力明顯不足。

作為應對之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應該首先在國際體系實力結構變化中，深化同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尋求在國際體系理念結構變化中更多的一致性、並進而推動現有國際體系制度安排的進一步變革。

註釋：

[1] 此處的聯盟傾向於指結成同盟。

[2] 此處的聯盟不傾向於指結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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