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紀念大連之困：烈士陵園大門丟失，罷工紀念碑拆了建小區
濱海城市大連是一座有歷史的城市，尤其在近現代遺址遺蹟上。
這些時刻提醒着人們勿忘國恥、紀念先烈的文物單位大多保存良好，甚至有些還成為很有名氣的景區。只是隨着歲月的流轉，部分記憶有些”褪色“。
8月13日，中國新聞網發佈一組圖片報道：“大連市甘井子區海茂村原大連五二三廠院內的烈士陵園雜草叢生，陵園的兩扇大門不知去向……”
這座烈士陵園裏安葬着兩位烈士，其中一位是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成立獻出寶貴生命的吳屏周烈士。
日前，大連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原來的五二三廠搬遷後，烈士陵園周圍開始進行大規模施工，相關部門對其維護確有不便。而民政部門有意將這座烈士陵園“搬家”遷入市級大型烈士陵園內的計劃，因一些原因暫時無法推進。
目前，五二三廠烈士陵園正陷入保護困局。
除此之外，大連還有數處承載了革命歷史和很多人回憶的“紅色紀念”，也正遭遇重視不足、保護不力的現實。
1926年，為反抗日本壓迫，大連福紡紗廠（大連紡織廠前身）的千餘名工人舉行了“四二七”大罷工。為紀念這次罷工，廠裏的職工於上世紀50年代建立了罷工紀念碑，1976年又重建了一座新碑。不曾想，1999年這座罷工紀念碑被拆毀，此後再也沒能重建。2010年，時任大連市市長曾批示重建，但5年後仍停留在紙上。
而在大連市金州區（現在的保税區）發現的抗日英雄董秋農的故居，也因一直無法申請成為文物保護單位，而陷入隨時可能被拆毀的危機之中。
被遺忘的角落
在大連市甘井子區海茂村老龍頭山下，老五二三廠的東北角，有一方格外安靜的土地，與周圍廢墟上轟鳴的施工形成強烈對比。這裏就是五二三廠烈士陵園。
從老五二三廠正門進入後，沒有看到通往陵園的指示牌。對於初來者，必須多方打聽才能找到準確位置。到烈士陵園要穿過一條凹凸不平、瓦礫遍地的沙土路面，接着是一片雜草地。或許是鮮少有人經過，雜草已經長得很高。在烈士陵園前方左側的空地上，立着一塊“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牌。
經歷了數十載歲月的烈士陵園已顯出頹敗之色。烈士陵園由磚牆圍合而成，沒有大門。勉強被當成大門的是兩個相對的門柱，上面寫着一副輓聯——山霞千古存浩氣，海嘯朝夕慰英靈。
事實上，此前的烈士陵園是有兩扇鐵大門的。
大連當地一名文物保護志願者向澎湃新聞記者提供了兩張五二三廠烈士陵園的老照片，從中能看到，在兩個相對的石柱中間曾有一扇鐵製大門。
老五二三廠搬遷前，烈士陵園一直被精心維護着，當時的兩扇鐵大門還在。大連文保志願者 供圖
五二三廠烈士陵園裏安葬着吳屏周和安疆兩位烈士。如今的烈士陵園，兩扇鐵大門已不知去向。 澎湃新聞記者 羅傑 圖
“我拍攝的時候是2009年初，後來過兩年再去看，大門就沒了。”這名文保志願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推測應該是在老五二三廠搬遷過程中，有人趁機偷走了鐵大門。
在老五二三廠搬遷之前，這座廠屬烈士陵園一直被廠區的員工精心維護着。即便在兩年前，廠區裏仍有一位老人“上班”，他自覺肩負起了照看烈士陵園的責任。老人叫於文湖，今年74歲，1968年從部隊轉業後進入五二三廠。
2013年，老五二三廠全部遷到大連市保税區。早已退休的於文湖選擇留守，看護廠區內僅剩的一些大型設備。那個時候，他堅持每隔兩天就去烈士陵園裏看看，將掉落在園內的枯樹枝撿走。
今年4月10日，於文湖接到通知，由於廠區的土地已掛牌，他也必須從廠區撤出。這之後，烈士陵園陷入無專人管理和維護的狀態。偶爾，甘井子街道的工作人員會來做簡單的打掃。
“現在來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印象中，好像只有在清明節前後，能看到有人來烈士墓緬懷。來的也都是附近學校的小學生和轄區內的消防戰士。”現在烈士陵園旁一家日企上班的殷姓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殷先生也是老五二三廠的職工。後來五二三廠改制後，他進入現在這家日企工作。
殷先生對五二三廠烈士陵園很有感情，“看到它變成被遺忘的角落，心裏挺不好受，但我們是日企，也不太好去做什麼，這一片地將來都是工業區，烈士墓一直在這兒可能也不利於保護吧。”
紀念吳屏周
五二三廠烈士陵園裏安葬着吳屏周和安疆兩位烈士。於文湖覺得，這兩位烈士是五二三廠的驕傲，烈士們的事蹟，他從未敢忘。
1916年，吳屏周出生於安徽省巢縣羅家巷，是家中長子，下面還有三個妹妹。由於家境貧寒，吳屏周沒有讀幾年書，就不得不輟學去打工。1935年，年僅19歲的吳屏周到淮南鐵路局打工，後來又謀到了一個火車司機的工作。
在工作中，吳屏周受到了來自中共淮南地下組織的影響和培養教育，開始明白革命的道理。吳屏周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緣於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在看到國破山河碎，民族面臨危亡的一幕幕後，吳屏周覺得僅僅是擔憂已經不夠，他必須要做點什麼了。
1938年春天，懷着“寧願餓死，也決不替敵人開火車”的熱血，吳屏周毅然離開了鐵路崗位，加入到中共巢縣縣委領導的青年訓練班。不久之後，他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中華英烈網資料記載，1939年秋天，吳屏周根據上級黨委關於“發動羣眾，組織武裝，堅持巢北斗爭”的指示，組建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巢湖遊擊大隊，建立了敵後抗日政權。一年後，工作出色的吳屏周又被調到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區委任組織科長。1942年3月，吳屏周出任中共定風懷縣縣委書記，後調入新四軍2師任軍工部政委。1945年1月，又被調到華中軍區軍工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國民黨軍隊依靠美國援助的武器裝備發動了內戰。為了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共中央決定在大連籌建兵工生產基地。吳屏周於1946年12月被派往大連。
吳屏周的外甥陳志勇對澎湃新聞記者回憶説，自己的母親吳華和舅舅吳屏周就是在華中軍區軍工部分別的，“那是他們最後一面，舅舅去大連不久就犧牲了。我母親痛不欲生，母親一直説是舅舅帶她出來搞革命的，她最崇拜的人就是舅舅。”
1947年5月，大連建新公司裕華工廠（五二三廠的前身）成立，吳屏周被任命為廠長。這是一所炮彈製造廠，擔負着新的使命，吳屏周絲毫沒有放鬆。
為了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吳屏周帶領工人在海茂村龍頭山下的荒僻海灘上開始了艱苦創業。僅用3個月時間，他們就完成了炮彈廠建廠任務。
接下來就是批量生產炮彈。在當時，由於條件所限，又要保證炮彈質量，他們必須對炮彈樣品進行試驗，做出技術鑑定。彈體爆破試驗對今後生產至關重要，同時也非常危險。吳屏周和引信廠廠長吳運鐸決定親自進行炮彈試驗。
1947年9月23日，彈體爆破試驗正式開始。吳屏周和吳運鐸連續試驗了6顆炮彈，都順利將其引爆。在試驗到第7顆時，不幸發生了，炮彈沒有按計劃爆炸，而是在吳屏周和吳運鐸上前檢查時爆炸了。吳屏周為此獻出了只有31歲的年輕生命。
為了永遠緬懷吳屏周，工廠將他安葬在建新公司烈士陵園（今五二三廠烈士陵園）。
受阻的“搬家”
為了紀念第一任廠長吳屏周烈士，讓後人永遠銘記他的事蹟，五二三廠的員工在廠區的東北角為他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園。烈士陵園內安葬的另一位烈士安疆是在1949年搶運鋼材途中犧牲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座烈士陵園都被精心地維護着。
“大概是1990年，我和母親還一起去過大連五二三廠，就在那座烈士陵園裏祭拜了舅舅。當時的陵園還很整潔。”陳志勇對澎湃新聞記者回憶。
不過隨着五二三廠轉制和後來的搬遷，曾經廠屬的烈士陵園成了尷尬的存在。它的安靜和肅穆，與周圍轟鳴的施工環境格格不入。
出於保護的初衷，2010年11月，五二三廠烈士陵園被命名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只是當時有關部門沒有想到，這一舉動會在將來成為一個“包袱”，讓五二三廠烈士陵園陷入保護困局。
事實上，澎湃新聞記者從大連市民政部門瞭解到，他們早有意將這座烈士陵園“搬家”，進行集中妥善的管理。2012年，大連市投資1.4億元建設了大連市烈士陵園。這座大連市級的烈士陵園位於大連龍王塘，佔地面積7.75萬平方米。按原計劃，到今年9月底，民政部門將把大連市原有的散列的烈士紀念建築設施陸續遷入這個大型烈士陵園，其中就有五二三廠烈士陵園。
大連市民政部門的説法得到了陳志勇的證實。今年5月份，已經62歲的陳志勇隻身來到大連，又去了舅舅的烈士陵園進行祭拜。
“實際上，我那次過去也是和當地民政部門研究是否將舅舅烈士墓搬遷的問題。我母親已經同意遷走。”陳志勇坦言，情感上他不希望舅舅的墓搬到另外的地方，但理智上又認為，搬遷到大型正規的烈士陵園是更好的歸宿。
不過現在這一切還只能停留在“計劃”上。
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條規定：“建設工程選址，應當儘可能避開不可移動文物；因特殊情況不能避開的，對文物保護單位應當儘可能實施原址保護……無法實施原址保護，必須遷移異地保護或者拆除的，應當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遷移或者拆除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批准前須徵得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同意。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得拆除；需要遷移的，須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報國務院批准。”
這意味着，被列入“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五二三廠烈士陵園，如要遷移，須報遼寧省人民政府批准。
而澎湃新聞記者目前瞭解到的情況是，大連市甘井子區文體局已經進行了上報工作，申請遷移五二三廠烈士陵園。
等待重建的紀念碑
除了五二三廠烈士陵園，大連市另外兩處“紅色紀念”——“四二七”罷工紀念碑的重建和抗日英烈董秋農故居的保護問題，目前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
75歲的羅虎堂在等一個時間。羅虎堂是大連紡織廠的一名老職工，從大連紡織廠黨委宣傳部長的職位上退休。
從2003年到2015年，他一直在為重建“四二七”大罷工紀念碑的事多方奔走。
2010年，羅虎堂甚至拿到了時任大連市長“同意重建紀念碑”的批文，然而至今仍然只是一場空等。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明年又是‘四二七’罷工勝利90週年紀念，那個罷工紀念碑很有意義，不知道我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它的重建。”羅虎堂頗為感慨地説道。
1926年4月27日，大連福紡紗廠（1925年由日本人創辦，現在的大連紡織廠前身）1200名工人，因不堪日本資本家的殘酷壓榨、剝削和虐待，在中共大連地委組織領導下舉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罷工。工人們向日方提出了“不許打罵和虐待中國工人”等5項要求，不過都被日方蠻橫無理地全部拒絕。
這激起了工人們的憤怒，罷工工人們拉下全廠總電閘，並拉響全廠汽笛，千餘名工人衝出車間，開始了向日本侵略者實施反抗。罷工堅持了101天，日方被迫在同年8月初答應中國工人提出的要求。
1951年，在罷工勝利25週年之際，為了紀念那場罷工，大連紡織廠工人們建造了一座紀念碑，後被送到旅順日俄監獄舊址陳列館。 澎湃新聞記者 羅傑 翻拍
1976年，大連紡織廠工人們又在重建了一座“四二七”罷工紀念碑，碑身的設計與罷工發生的時間相契合。羅虎堂還參與了碑文的創作。 澎湃新聞記者 羅傑 翻拍
羅虎堂回憶，那場罷工非常成功，“沒有人犧牲，最終還達到了目的。”
為了紀念“四二七”大罷工，1951年7月1日，在罷工勝利25週年時，大連紡織廠在廠內豎立了一塊小型紀念碑。1976年，在廠區南門外又重建了一個更具特色的紀念碑。
羅虎堂清楚地記得，新碑的黑色底座1.926米，代表罷工年代，碑身高度4.27米，代表罷工發生的日期，寬度為1.01米，則是罷工天數的紀念。
1994年，大連市委、市政府授予牌匾，將這個紀念碑命名為“大連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之後，羅虎堂多了一項特殊的工作，他成為講述那段歷史的志願者。
讓羅虎堂傷心的是，1999年，“四二七”罷工紀念碑在大連紡織廠的土地轉讓過程中被拆毀。紀念碑拆毀後，原址建起了“東北名苑”住宅小區。這讓羅虎堂總是忍不住感慨：“家門口的四二七路還在，罷工紀念碑卻沒有了。”
十多年來，羅虎堂和近百名大連紡織廠的老職工一直在為復建紀念碑而努力奔走。從2003年起，羅虎堂等人開始聯名上書大連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以及市政協要求重建這座紀念碑。
重建罷工紀念碑的建議，還得到了大連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注。2006年，在大連市第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市人大代表羅力彥遞交了《將“周北公園”更名為“四二七”公園的建議》，建議公園更名後在園內豎立“四二七”罷工紀念碑。市政協委員張連臣也在大連市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遞交了《關於周北公園應命名為“四二七”公園的提案》。
這些努力都沒有白費。2010年，羅虎堂一度看到了“四二七”罷工紀念碑重建的希望。
他給澎湃新聞記者提供了一份名為《關於將周北公園命名為“四二七”公園並恢復重建“四二七”紀念碑的報告》。這份文件是由大連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呈送給當時的大連市市長。
文件稱：“萬才市長：根據您的批示……同意重建‘四二七’紀念碑……建議市總工會牽頭，市城建局、市規劃局、甘井子區政府配合……報市政府審批後，擬將項目列入2011年市財力投資計劃，重建工作由甘井子區政府具體組織實施。”文件的落款時間是2010年5月7日。在文件最上面的空白處有時任大連市長批示的“同意”字樣。
然而，5年過去了，羅虎堂的希望仍然沒有實現。
他很遺憾地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些年一直為此事努力的老人們很多已經離世，“我算最年輕的，也不知道還要再等多久。”
廢墟中的故居
等待的還有張立聰。他是大連走出來的抗日英雄董秋農的後人。
2007年，中國開始“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清明節前後，在大連市金州區（現在的保税區）二十里堡韓家村，董秋農故居被發現。
之後，董秋農故居作為“20世紀初近現代重要史蹟及代表性建築”被收錄在“大連市第一批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名錄”中，並在《大連文物要覽》（大連出版社於2009年10月出版）一書中予以公示。
從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的張立聰激動不已，多年來，他一直在尋找和蒐集關於外公董秋農的資料。
然而不久後，由於韓家村被規劃為拆遷區，董秋農故居面臨隨時可能被拆毀的危機。
“這個故居目前只是不可移動文物，並沒有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這幾年，我一直為這個事多方諮詢和申請，始終沒有結果，也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張立聰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董秋農，原名董萬豐，1910年在大連二十里堡韓家村出生。張立聰小時候就一直聽長輩講述董秋農的事蹟。
董秋農的學生時代是在大連和旅順度過的。1928年，董秋農在旅順二中讀書時，積極參加了反對日本校方虐待和無理開除中國學生的鬥爭，並組織和領導學生罷課。一年後，轉入北平（今北京）弘達中學（今北京二龍路中學）繼續學習。後考入日本神户商業大學經濟系。
在日本讀書時期的董秋農。照片系首次公開發表。張立聰 供圖
1937年，董秋農畢業後回國。當時家鄉正遭受戰亂之苦，看到日本實施的殘酷侵略行為，董秋農心中燃起抗日革命的火焰，在胞姐的支持下，離家出走去投奔向往的革命聖地延安。
“七七”事變爆發時，董秋農三次去太原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參軍，最終在周恩來的批示下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被分配到八路軍總部敵工部，從事蒐集、翻譯日文資料工作。1938年，董秋農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任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政治部敵工部部長，隨肖華開闢山東抗日根據地。
1939年秋天，董秋農奉命伏擊途經山東陵縣陶家一帶的日軍，在瓦解爭取日軍投降的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9歲。如今，董秋農烈士已經魂歸故里，其墓碑安葬在大連市金州區烈士陵園裏。
董秋農故居被發現後在大連尤其是二十里堡韓家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當地很多村民都不知道他們生活的地方曾走出過一名抗日英雄。
據《大連日報》2009年4月8日報道，當時不少相關專家都表示，故居的發現對進一步研究董秋農及中國革命史、軍事史有較大參考價值。故居應該被妥善保留，作為當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更多後人能夠了解董秋農的英勇事蹟，直觀地感受歷史。
這和張立聰的想法不謀而合。他也希望故居能保留下來並以紀念館的形式成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然而，董秋農故居的現狀卻堪憂。
董秋農的後人張立聰站在損毀嚴重的董秋農故居前百感交集。他希望這座故居能申請成為文保單位，併成為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澎湃新聞記者 羅傑 圖
8月22日，澎湃新聞記者跟隨張立聰探訪了故居。故居周圍已經是一片廢墟，地面上都是殘磚剩瓦。破爛不堪的故居所剩房屋已不多，還被瘋長的雜草遮去了大半。
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中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應該根據不同文物的保護需要，制定文物保護單位和未核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的具體保護措施，並公告施行。”
張立聰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如果不是他和家人盡力爭取，這個故居早就被夷為平地了。
5年來，張立聰一直通過博客等方式，呼籲有關部門能重視董秋農故居的保護問題。他多次聯繫大連市、保税區文物管理部門，得到的回覆也只是“可以暫時保留故居”。對故居申請文物保護單位一事沒有任何説法。張立聰不知道這個故居以後會如何處置，“一切還是個未知數。”
澎湃新聞記者就此問題多次聯繫大連市文化廣播影視局文物處和保税區文體部門，結果不是電話一直無人接聽，就是工作人員簡單的回覆“不清楚”、“請聯繫其他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