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刊黃育川文章：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如何看待中國消費？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繼續放緩，很多觀察家感嘆中國在再平衡方面少有進展。這些人堅持認為，中國應該更快地向“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髮展。他們認為，只有當消費增長變得強勢了，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才能得到遏制，甚至被扭轉。

然而，這種想法背後的邏輯容易誤導人們。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隨着投資和生產力的增長而增長，在較小程度上，也隨着勞動力的增長而增長。消費並不驅動經濟增長，消費是經濟增長導致的結果。

例如，家庭消費在中國經濟中所佔比例約為35%——這在世界任何主要經濟體中都是最低的。然而，在過去十年間，把通貨膨脹考慮在內，中國按人口平均，消費增長了約8%到9%——這比任何發達經濟中按人口計算的消費增長快了好幾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中按人口計算的消費增長的兩倍。但這個增長也不太可能漲得更高了。當經濟增長放緩，這個增長值更可能下降。

那麼，重要的是從長計議，把消費增長最大化，而不是着眼於近期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

很多分析家把中國經濟增長不均衡看做是由扭曲的利率和匯率引起的，扭曲的利率和匯率被看做壓制了消費而鼓勵過分投資。但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份額下降實際上是大規模成功的城市工業化的結果。

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顯示，把農業生產領域的剩餘勞力轉到現代工業化經濟中——輔以投資增長——結果是快速、但不均衡的經濟增長。勞動力從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到資本密集型城市工業這個過程提高了公司和企業的利潤分成。但這並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説——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因為工人賺到的錢和消費力都比從前高几倍。國家也從提高的生產率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中的得益。

中國經濟增長不均衡並非例外。幾十年前，其他東亞國家經濟進行工業化時經歷了相似的情況。在日本、韓國和台灣，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份額在幾十年間下降了20到30個百分點——直到下降至最低點，當這幾個國家達到了高收入水平。那時，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不均衡，但是暫時的，這是跟經濟的高增長率聯在一起的。經濟增長不均衡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從而最終完成向一個更均衡、更成熟經濟的轉變（觀察者網注：“中等收入陷阱”為經濟學用語，形容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成長到一定階段後的特別困境。意指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比如低工資，吸引發達國家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當地人口就業機會，也有收入增長等益處，這使發展中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 但隨着社會發展與收入增加，該國家的比較優勢可能失效，隨着低端產業利潤增收進入瓶頸，國民收入進入膠着階段。高技術含量的產品與服務要求更多投資與更高水準的人力資源，以及豐富、持續的創新與變革，訓練有素的專業管理等，對於一個僅實現脱貧的社會，從中等收入國家進一步提高難度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就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不前，由此形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不均衡的原因會導致錯誤政策出台。如果問題關鍵是短期需求不足，那麼，消費增長就變得很重要。當投資急劇下降，全球貿易處於停滯，中國——跟每個其他國家一樣——出現了產能過剩。但這是一個週期性出現的問題，跟長期經濟增長無關。

在過去幾年，中國城市化步伐放緩，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比工業增長更快，這期間，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實際上在增長——不過增幅不大。這一轉變的有些方面不值得提倡，因為它一部分是經濟增長放慢導致的。然而，這一轉變也有些方面改變了勞動構成，而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現在的挑戰是通過改革來增強生產力，以維持中等水平的經濟增長和個人消費持續增長。作為國內生產總值一部分的消費的漲落是偶然發生的，不應該被看做一個獨立的目的。

幸運的是，提高經濟增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改革合理到位，中國能從這些可能性中受益。一個更有效的城市化進程是選擇之一。目前政策是讓勞動力流向較小城市，限制勞動力向幾個最大的城市流動。但中國較大城市的生產力更強。一個更受市場驅動的城市化戰略會更有效促進這些城市的發展。

（觀察者網金莉譯自《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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