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源:為了躲避日軍凌辱,她剃光所有頭髮
儘管前些日子台灣關於慰安婦的爭論已經漸漸平息,但在抗戰勝利70週年的今天,慰安婦話題始終攪動着輿論場。也許對於很多人來説,正如“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和我有什麼關係”一樣,他們自己既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身邊也沒有慰安婦羣體,但這不代表往事可以隨風飄去。對於每一個親身經歷者來説,這是永遠的痛,而對於其他人來説,這是應該銘記的歷史,在慰安婦問題上,沒有旁觀者。
二戰時期,大部分慰安婦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朝鮮半島還有日本本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來自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女性慘遭日軍蹂躪。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些白人慰安婦的故事。

在慰安婦問題上,沒有旁觀者
慰安所的出現
在日軍侵入荷屬東印度(即Nederlands-Indië,指1800年至1949年荷蘭人統治的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荷印”)之前,賣淫嫖娼活動在荷蘭本土和荷印是違法的,但都實際存在。當時荷印的妓女多是印尼本土人和華人,也有不少歐洲婦女以做妓女或老鴇為生。根據當時荷印法律的界定,“歐洲人”包括純種荷蘭人(totoks),德國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俄羅斯人、比利時人以及英國人。據統計,在荷印共有“歐洲人”至少36萬,大部分都居住在爪哇島(Island of Java)。
儘管賣淫嫖娼在當時的日本也是違法的,但是與日本本土國民相比,陸軍和海軍在政府那裏享受着“心照不宣”的優惠政策。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日軍逐步蠶食中國領土後爆發大規模滅絕人性的強姦。與國際譴責同時到來的是在軍隊中日益嚴重的性病問題,軍隊戰鬥力大受影響。日軍高層不得不加緊慰安婦制度的實施。於是,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決定被迅速提上日程。位於上海虹口區的大一沙龍是1932年開設的海軍指定慰安所,這是歷史上第一間慰安所。這個人間地獄的制度從此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迅速蔓延。
“白馬事件”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荷蘭正式向日本宣戰。1942年1月,日軍進攻荷印,加里曼丹島(即婆羅洲Borneo,世界第三,亞洲最大島嶼)和蘇拉威西島(Celebes)被迅速攻佔。日軍於1942年3月1日登陸爪哇島,荷印一週後投降。最開始印尼人民是“歡迎”日軍的,黃種人終於打敗了白種人荷蘭殖民者。但不久他們就發現日軍帶來的是更深重的苦難。蘇門答臘島、新幾內亞島(世界第二大島)、馬魯古羣島、帝汶島等相繼淪陷。日軍強姦事件也在Bandung(萬隆)、Tarakan、Menado、Padang和Flores等島上不斷髮生。
日軍本時期在荷印的暴行中,最為臭名昭著的要數“白馬事件”(しろうまじけん)。1944年2月,在距離爪哇島重要商港三寶壟(Semarang)不遠的Blora,約35名(一説20名)歐洲女性被日本皇軍南方軍第16軍的候補軍官們逼到慰安所裏,進行長達3周的囚禁和輪姦。至少15名母親和她們的女兒在一天之內被反覆強姦。路過的團長對母女們的控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3周後一位更高軍階的日軍軍官恰巧路過,才制止了這“違反軍令”的獸性行為。“白馬”就是當時的日本兵給那些白人女性起的名字。
她們的噩夢
隨軍妓院裏面的女性可以被分成3類:印尼本地女人、拘留所中的歐洲女人以及拘留所外的歐洲女人。據統計,共15萬名歐洲裔男女被拘禁,約2萬多歐洲人未被拘禁。根據日軍政策,荷屬東印度人、二戰中立國國民以及日軍盟國國民可以不被拘禁。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荷屬東印度人往往需要多次註冊自己的身份,被百般刁難。
具體負責建立慰安所的都是當地最高軍事指揮官,在他們的“地盤兒”下,設立慰安所已經成為行軍慣例。建立隨軍妓院需要2個條件:第一,擁有許可證。慰安所獲得許可證需要通過例行衞生條件檢查,也需要按規定收取一定費用。第二,隨軍慰安婦們必須在一份“志願聲明”上簽字表明她們是“自願”為皇軍服務的。以駐爪哇島的日本皇軍第16軍為例,軍需處的長官具體負責頒發慰安所執照。而爪哇島上的“志願聲明”全部是由日語或者馬來語寫的。可想而知,那些歐洲婦女基本上就是對着一份天書被迫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後她們就被在各個島之間“調動”和“輪換”。

日本皇軍南方軍第16軍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設置慰安所的主要地點
這些婦女之中,有一部分人是挺身而出的。一方面是為了挽救更為年輕的姑娘,另一方面她們也誤認為當了“慰安婦”後生活條件會有所好轉(因為在日本治下,即使沒有被拘禁,人們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如公共衞生問題、國家經濟運行問題)。根據澳大利亞學者喬治•希克斯的研究,僅在三寶壟地區充當“慰安婦”的各國婦女有100多名。有個慰安婦為了試圖讓自己減少受姦淫的次數,剪掉了所有的頭髮。她就是現居住於澳大利亞的荷蘭人沃海勒耐。今年84歲高齡的沃海勒耐在19歲時被日本軍隊強行抓走,過上了慰安婦的生活。她起初以為,如果自己看起來很醜陋,男人就不會感興趣,所以她把滿頭秀髮都剃光了。但這反而使她成了日本軍人發泄變態獵奇獸慾的對象。據説,甚至連日本醫生也加入了性暴力的行列。
荷蘭籍慰安婦揚•魯夫在日本戰敗後重獲自由,然而她卻幾乎失去了做母親的能力,婚後先後流產三次,在爪哇島的噩夢伴隨了她的終生。
還有一位叫柏西的荷蘭老人,在印尼也親眼看到身邊女性經歷了這一切:
柏西的父親名叫盧斯恩·科維納斯,是一位牧師。在上世紀30年代,他被荷蘭政府派往印尼,擔任荷蘭皇家東印度陸軍的牧師。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親工作的印尼爪哇島。然而,她們一家人只安穩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軍的佔領被打亂了。“日本兵像災難一樣,突然降臨。我記得1942年的一個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闖進了我家,要把父親抓走,母親拽着父親不放,我和姐姐被嚇得一起大哭起來。這時,一個日本兵撲上來,兇狠地打了我母親幾巴掌。父親後來被關進了萬隆附近的日軍戰俘營。第二天,我、母親、姐姐被集中起來,和其他鄰居們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島戰俘家屬集中營。當時,我才4歲。”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從集中營裏帶走了50名成年婦女。此後,幾乎每天都會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輪流帶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輪過了,還是差兩個人,日本兵就揪出了兩個女孩充數。她們才十三四歲,嚇得跪在地上直哭。這時,兩個‘阿姨’站了出來,要求替換她們。第二天,其中一個‘阿姨’回來了。她踉踉蹌蹌地走到牀鋪邊,默默地坐在那裏發呆。她眼眶淤青,臉腫得嚇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傷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時候,大家才敢湊過來,幫她洗臉,扶着她躺下……”
“我當時不知道,阿姨們被日本人帶走後發生了什麼,但我感到了無以名狀的恐怖,因為另一個阿姨再也沒有回來。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媽媽也這樣被帶走再也不會回來。對沒回來的阿姨,日本人從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人敢問。直到長大後,我才知道她們被叫做‘慰安婦’。”

柏西(左二)和家人
根據日本吉見義明所著《従軍慰安婦》(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整個東亞地區的日軍隨軍性奴除了中國、朝鮮、日本本土[注]之外來的之外,還包括菲律賓天主教婦女、荷屬東印度婦女、太平洋島民以及澳大利亞的護士。她們不少是被騙過來的,本以為能成為護士、洗衣女工或者工廠工人,但是實際上是被送往慰安所。首先,她們都要經過非常粗暴的身體檢查,服下相關藥物,這對處女來説無疑是噩夢。緊接着她們會被軍官進行第一輪強姦。然後才被送往離家很遠的慰安所,甚至被送上戰鬥前線。軍事指揮官負責慰安婦的調度,當地村子裏寡婦們也常常成為惡狼們的獵物。
這是筆者根據相關資料總結的慰安婦們普通的一天:

天堂之路
1997年《泰坦尼克號》大紅大紫,就在同一年,另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天堂之路》(Paradise Road)在一旁安靜地講述了二戰日軍軍刀下普通白人婦女的故事。1942年日軍攻陷新加坡,一艘載滿婦女和兒童的船倉皇出逃,不料在海上被日艦擊沉,最後基本上都落入日軍之手,被關進了蘇門答臘島上的一個戰俘營。她們中有貴婦,也有普通的小護士。在那裏,她們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其中一個婦女因為把一個日本軍官推到了泥潭裏而被日本人斬首。一天一位老夫人患病,生命垂危,為了給老人治病,一位叫魏英的女囚冒險用自己的物品和集中營外面的人交換了一些藥物,被日軍發現後被活活燒死。看到人們心中希望之火漸將熄滅,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學生愛德麗亞心中萌生了成立合唱隊的想法。在她的努力下,他們演唱了很多優稚的古典曲目,找到了自我的價值,讓近乎絕望的人們產生了對生的渴望。
當年的慰安婦們都在漸漸老去,而屬於她們的天堂之路又在哪裏?距1931年侵華日軍開設第一批慰安所至今已過去了84年。日本著名辭典《大辭泉》2006年版對“慰安婦”仍是輕描淡寫地解釋“在戰爭中被當做將軍和士兵性愛對象的女性”(「主に戦地で將兵の性の相手をさせられた女性」)。同年的《大辭林》勉強加上了“強制”二字:「戦地で日本軍將兵の性の相手となることを強要された女性たち」。而在多方壓力下備受矚目的《廣辭苑》對這個詞條是改了又改,含糊不清。日語中“慰安”一詞的解釋是“緩解勞頓,治癒和慰藉心靈(「心をなぐさめ、労をねぎらうこと」),可用於文學、音樂、動漫作品。
這樣看來,或許我們妥協地採用“慰安婦”一詞本身就是在往那些受害婦女的傷口上撒鹽。日語本身的含蓄委婉或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日本右翼歪曲歷史、忽略戰爭罪責的最好工具之一。至少現在看來,隨着活着的證據一個個去世,對日索賠難度日漸加大,為她們鋪就“天堂之路”的任務仍是任重而道遠。
[注]來中國的日籍慰安婦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應召的妓女。從日本國內召募妓女充任從軍慰安婦,是戰爭初期日軍的既定政策,因此可以説妓女是早期慰安婦的主要來源之一。但是,隨着戰爭規模的擴大,慰安婦的需要量急速增加,日本國內的妓女已不能滿足需要。第二種是家境較為貧困的,迫於生計而不得不讓女兒受苦。第三種則是在軍國主義宣傳下自願成為慰安婦的。雖然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竟然有女人會“自覺、自願去做慰安婦”的想法,但在當時日本的戰時機制的鼓吹下,日本國內確實有很多婦女是自願參與並組建慰安婦團。在戰爭初期,一些單純的少女為了“國家”、“理想”而奔向了戰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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