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拉赫曼：歐洲價值觀註定將被移民危機挫敗

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説得對，當前的難民危機正迫使歐洲反思自身能否兑現其標榜的價值觀。不幸的是，這個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近500年來，歐洲在世界上處於主導支配的地位，歐洲殖民者填入了世界其他國家。1945年以後，西歐國家接受了一套基於普世人權的后帝國主義、後法西斯主義價值觀，並將1951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等文件奉為神聖。

然而彼時，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的絕望者都與歐洲相距甚遠，歐洲人得以繼續享受他們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當歐洲人從那些令人心碎的照片裏認識第三世界的饑荒或戰爭時，他們可以向慈善機構捐款或參加慈善音樂會，來獲得良心上的安慰。

如今，歐洲人被要求兑現他們的價值觀，難民危機將使歐洲付出高昂的代價，帶來諸多困難，還將加速深遠的社會嬗變。德國羣眾在慕尼黑車站歡迎敍利亞難民，這是否意味着歐洲將充分兑現其承諾？這種信念雖然暖心，但卻天真得很危險。

我們已經看到了前兆：德國政府正在重新考慮接受難民的數量。德國人或許能夠軟硬兼施地讓其他歐洲國家接受配額系統，一起來挑難民這副重擔。但數字真的對不上。

歐盟委員會提出，歐盟應該接納16萬難民——相比去年七月提出的接納4萬人，有了相當大的增長。然而，背井離鄉的敍利亞難民已達400萬之多。僅德國一個國家，今年從敍利亞等地收到的避難申請就預計將達80萬個。

滯留在土耳其及中東難民營裏的數百萬敍利亞難民以為德國已決定來者不拒，且對歐盟進一步改變難民政策懷抱希望，這或將鼓舞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通向歐洲的兇險道路。此外，與敍利亞難民同樣走投無路的還有數十萬厄立特里亞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他們也開始湧向歐洲。

未來某一天，難民的絕望和希望可能將與歐洲選民的恐懼和怨恨發生碰撞。東歐國家已經對歐盟的難民配額表現出明顯的不滿。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法國人反對以任何形式降低避難政策的門檻；多數英國人也支持卡梅倫政府堅決不接受歐盟規定的難民配額。

這些反對的聲音不應令人感到驚訝，歐洲對非法移民和尋求避難者的恐懼與澳大利亞和美國並無二致。作為歐洲文明曾經的分支，美澳都是以白人為主的國家。澳大利亞總理託尼·阿博特上台前曾作出承諾，要“叫停”開往澳大利亞海岸的難民船。阿博特的政策雖然受到聯合國和人權組織的譴責，但似乎在澳大利亞國內廣受歡迎。

再看美國，唐納德·特朗普之所以能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有力角逐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利用了美國人對非法移民的恐懼。特朗普提出遣返1100萬非法移民，並在美墨邊境修築高牆阻擋移民。這樣的提議在專家眼裏既不實際更不道德，但特朗普支持率的飆升已促使共和黨其他候選人採取類似的立場。

精明的美國種族與政治分析家托馬斯·埃茲爾認為，一場大型白人運動正在包括歐洲在內的北半球積累動量，打移民牌的唐納德·特朗普是其中的一份子。埃德先生指出，種族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今天，西班牙裔美國人數量已達5050萬，許多白人明顯覺得受到了威脅。相比美國，歐洲白人對移民的恐懼更深一層，因為穆斯林移民使歐洲社會擔憂恐怖主義和社會凝聚等問題。

是的，特朗普可能永遠當不上總統；歐洲大國可能輪不到極右翼和反移民政黨執掌權力。但他們的觀點已經改變了政治環境，當前的移民危機將朝着對他們有利的方向發展。

依據國際法，每個真正的難民只要進入歐盟國家，歐洲就必須給予庇護。然而政治現實擺在那裏，難民數字太大，歐洲終有一天無力維持這樣的政策。到那個時候，歐洲政治家們可能會阻止難民抵達歐盟，以此試圖逃避兑現當初的承諾。匈牙利和澳大利亞嚴厲的阻嚇政策目前雖遭到普遍的譴責，但未來或成為歐洲的“反移民新常態”。

如果歐洲政治家們朝着這個方向走下去，人們將指責他們辜負了“歐洲價值觀”——這種指責無疑是正確的。實際上，他們已面臨價值觀的矛盾衝突。正如默克爾所説，於德於法，歐洲都有義務接納真正的難民。然而於德於法，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也同樣有義務尊重選民的意願。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金融時報》）

默克爾稱難民將改變德國，“希望改變是正面的，也相信我們可以做到”。（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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