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沒有李光耀，新加坡有理由自信嗎？

【新加坡今日（9月11日）將迎來大選。本次大選的最大看點，無疑是李光耀逝世後，新加坡政局會存在怎樣的變數。李光耀曾説：“50年後，不知道還有沒有新加坡。”今天或許就是“後李光耀時代”的第一場考試。****】

新加坡剛慶祝建國五十週年，熱鬧了一會，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宣佈進行大選，**看是趁着國父李光耀先生離世不久，讓人民經過了這些變化之後，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政治態度。**沒有人會認為這次大選會改變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但結果也會引起各種解讀，多多少少拉到“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是一個怎樣的新加坡”的這個老問題。新加坡現要真真正正地面對這難題，這隱藏了很久的擔憂。

新加坡這小國的存在與成功是個異數。李光耀作為一個東南亞華僑，能在這種族關係複雜又敏感的地區，帶領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多民族城市，獨立成國，並發展成一世界級的大都會，殊不簡單**。他面對的難題遠遠不止於強人政治在失去強人之後會怎樣。強人在的時候，李先生也明白這道理。聽説他在不同的場合都説過這樣的説話(大意)：五十年後，不知道還有沒有新加坡。**（我聽到的香港版本，尚有前面的一句，是“至少五十年後你們還有香港……”。）李先生的憂患意識，是貫穿他治理新加坡的理念。

憂患意識貫穿李光耀執政始末

西方，包括很多民主派人士，批評李光耀的統治是威權主義，是獨裁，家長意志，不容異己。但瞭解李先生、明白新加坡的人都知道，這些雖然都是事實，但也是必要的手段，不是某個人的喜好或風格。有這些措施，才可能有新加坡的存在和他今天的成就。**這些措施背後的原因，是貫穿李先生整個政治生命的“危機意識”。在他領導下和培養出來今天的管治層、精英羣，這意識也不因近年的成功而減弱。**去年我到新加坡考察訪問，從他們一些元老及資深領導層談話中深深感到這情懷意識的存在。當被問到人民行動黨的政權能維持多久時，一有資格發言的老人家説：“十年”！新加坡生於、存在於一個非常脆弱的環境。這現實是任何新加坡的領導不能忽視的。(這也令我們感到新加坡和迴歸後的香港的一個重要分別。)

新加坡立國前後時社會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左右之爭，體現在反英殖，反建制，爭社會公平。(或是要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另一是種族矛盾。在一個華人佔八成，印度裔和馬來裔只佔小數的羣體中，如何令他們在一個國家內，以一人一票定出掌權人的政治制度下，互相接受，融洽共濟，特別是在現實中，這幾個羣組的經濟及社會地位，都有很大的差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加上週邊的國家都與這些小數族羣有深厚的關係，其內部當時也不穩定，新加坡要在幾個大國的夾縫中求存。面對這三大難題，李先生並無選擇，只能用那些被認為是威權、獨裁、不容異已的措施和手段，來維持社會內部的和諧及穩定。簡單來説，手段就是發揮其在英式議會制下執政黨的權力，全面管控三權，以立法司法手段，限制不利社會穩定、執政黨的執政地位的言論，大力打壓及消滅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及有一定影響力的異見人士，滅絕這些因素於初苗。

英國人離開新加坡時，留給了新加坡他們的一套議會制度。(他們要離開香港時，也曾推銷這一套，但並沒有完全成功。這是另一個故事。)這種以全開放式普選作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的制度，本質上必然是對抗性的，在社會上會強化和突顯內部的分岐和差異。李先生及他創造的人民行動黨，雖然也是通過這程序取得執政權，但這過程是慘烈的、破壞性極大的。如果新加坡繼續像獨立前後的政治鬥爭情況延續下去，新加坡不單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今天的地圖上很可能很早就沒有這國家了。新加坡無選擇地引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但面對現實，也無法讓這體制按其設計的基本原則運行。新加坡體制是西方的，他們做的是東方的。我説他們是一個“穿著西服的東方人，看起來很帥，但自我感覺是周身不舒服”。李先生成功的地方，是讓這人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發揮自如。

如果人民行動黨在兩三次選舉後失去執政權，新加坡能否像很多西方國家及民主人士要求的那樣，轉型為一個輪替執政的多黨制？我的觀察結論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被迫轉型，那必然是一個慘烈的過程。就算新加坡能平安過渡到一個穿西服的“西方人”，他也很難維持，不要説能有今日的表現了。以一個簡單的情況來説明我的論點，新加坡百分九十的幼稚園，是由親政府的工會營運的。新加坡社會的上上下下，都離不開人民行動黨。(這與中國的情況很相似，雖然形式可能並不一樣。)這樣的體制，不可能與政黨輪替的制度相容。新加坡的近憂，是他們的政治體制能否維持。新生代在沒有經歷過上一代人的經驗，在四十多年來的穩定和繁榮安定的生活環境下，難理解和接受上一代人的擔憂。新加坡的領導人能否維持現時的局面，看來前景越來越困難。

新加坡體制的延續需要理論的支持和指引，和一個完整的論述。(這也是中國要面對的問題。)李先生曾嘗試理論化他的做法。他對西方的體制有很深刻的體會與批評，例如他質疑西方言論自由的其中一個作用，提出公開自由活躍的大眾討論，並不一定能達到較正確或較佳的結論和決定。但他除了提出我們東方文化有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取向，不能全盤引用西方的一套外，並不能對他承受的制度和他的應對措施手法，作出一較完整的論述。這不能怪他，只能怪搞理論研究的人。這任務落在這一代新加坡人頭上。

李先生是反共的，他了解共產黨，他將共產黨清除出新加坡，這是為什麼很多西方人還支持他的理由。中國對此也不介懷。鄧小平就很想學新加坡，但其後很多努力都無功而還。近年基本上是放棄了，理由多説是因為新加坡與中國的大小差別太大，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國難做到。這多是個藉口。諷刺的是李先生卻參考了很多共產黨的做法。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紀律嚴，黨員多不公開，入黨要求高，執政多年，仍能維持高水平的人才和廉潔，這並不簡單。很多人以為新加坡部長官員人薪金高(高過香港)，是高薪養廉，這是錯讀，高薪是要從社會上吸引最佳的人才，廉還是靠嚴厲的紀律及一致的執法。一個較佳生活條件只是個基礎，但不足以禁貪養廉。如果人多國家大，就難消除貪腐，貪腐豈不變成了中國的宿命？習近平總書記不認命，嚴厲紀律、一致執法，這個中國無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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