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與美國學者對話之一（蘭德智庫）
9月10日到18日，筆者以香港中國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的身份，在美國東西兩岸走訪部分智庫及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由於行程安排緊密，訪談內容較多，這裏按照時間順序對其中幾個主要訪談的內容擇要點進行評述，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蘭德公司是美國最重要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也是全球頂尖智庫之一，主要關注軍事、戰略安全問題。在聖莫妮卡的蘭德智庫總部，筆者與查爾斯·沃爾夫（Charles Wolf, Jr）博士進行了會談。
查爾斯·沃爾夫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早年曾在美國國務院任外交官（1945-1947年，1949-1953年）。1950年代初，他任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和亞洲研究的訪問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和遠東研究的助理教授。1955年，他加入蘭德公司；1967-1981年，主管經濟研究部；1970-1997年，他創建帕迪蘭德研究生院（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並任院長。這次會談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這裏擇其要點談幾個問題。
中美關係雖然有衝突，但雙方都有着良好的合作願景
對中國經濟前景謹慎樂觀
由於查爾斯·沃爾夫的專長是經濟學，寫過大量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著作與論文。我們的談話就從聚焦當前中國的經濟開始。
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跡象，就是增長速度開始放緩。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3%，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更是降為7%左右，這種情形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解讀。由於中國30多年來一直保持高速發展，這幾年的經濟減速讓一些國內外學者和政界人士感到擔憂，認為中國經濟的前景並不明朗。
在這個問題上，沃爾夫倒是持謹慎樂觀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增長的確很驚人，30多年中，中國的經濟增速保持了世界記錄，幾億人口脱離貧困，世界各國都感受到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影響。但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大，這種高速增長有所回落是正常的，中國政府用“新常態”（The New Normal）這個概念來界定中國當前經濟的狀態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沃爾夫強調，在討論經濟增長時，GDP和人均GDP仍然是關鍵參數，這個基本的指標不能放棄。中國從前的人均GDP低，是相對貧困的國家，在這一階段，經濟比較容易保持高速增長。隨着中國人均GDP的上升，要保持從前的增長速度會更難。中國的經濟增速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從年均8%回落到7%，甚至5%。但這種增速並不低，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GDP的增速只有2%左右。
不同意“中國崩潰論”
對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今年3月在《華爾街日報》發文章，預言中國經濟將無法持續發展，危機不可避免的觀點，沃爾夫基本不同意。他認為，中國經濟在放慢，可能還有一些調整，但不應該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感到悲觀。
對於中國經濟在未來發展應當採取的政策，中西方學者都提出過不同的方案。一些人認為中國應該實施類似於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像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主張的，弱化政府參與經濟的角色，政府幹預越少越好，主要靠個人消費拉動經濟；另一些人主張政府對經濟的主導與干預，政府參與經濟，刺激出口，投資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當然，還有一些人主張混合經濟模式，把市場運行和政府參與結合起來。
在沃爾夫看來，經濟學家的理論與現實的經濟發展一般都不會完全契合。經濟學家可以用嚴密的邏輯提出各種經濟發展模式，但這些模式都只有在理想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任何國家的現實條件從來就不可能是理想的。在實際經濟中，情況往往要複雜得多，通常只有結合各種理論的混合方案才能應對複雜的情況。
關注中國的社會治理和穩定
作為蘭德智庫的資深專家，沃爾夫思考的問題並不僅限於經濟，同時也高度關注政治及社會問題。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和失業率上升會不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問題，沃爾夫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社會穩定與政治、文化、族裔等問題相關，在一些發生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並不一定都有問題。中國政府如果要保持社會穩定，一定還需要關注其他方面的社會問題。
在談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時，沃爾夫提到了最近在中國浙江，地方政府要求一些基督教教堂移除十字架的現象。根據筆者在這次旅程中的瞭解，不僅沃爾夫，很多美國人士也很關心中國基督教的現狀。
對於沃爾夫提出的問題，筆者着重從中國社會傳統和文化的角度作了回應。美國最早是由離開歐洲的清教徒移民建立的國家，到今天，基督教信仰在美國還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但是，宗教信仰在西方國家和中國，有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涵義。在歷史上，中國的宗教從未和政治聯姻，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遠沒有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影響那麼大。所以，中國政府對各地基督教教堂建築的管理，主要是基於當地建築的法律規範，而沒有什麼政治含義。正是由於宗教在中國扮演的社會角色遠沒有西方國家那樣重要，所以中國歷史上也很少產生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雖然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種宗教存在，但各種宗教之間通常都能互相寬容，甚至相互交流和影響，而沒有爆發過宗教戰爭。
對於中國社會對宗教的寬容程度，沃爾夫倒是相當認同，甚至感到驚訝。他認為中國的宗教寬容程度比許多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更高，他特別把中國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作了對比。在政治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是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國家，但卻缺乏宗教寬容，不同教派常常發生激烈衝突。相反，中國社會在這方面卻表現得比較好，社會對不同宗教都相當寬容。
對此，我的回應是，宗教寬容與政治制度的關係並不大。中國是一個很早就世俗化的國家，宗教感情在一般民眾中並不強烈。在中國及海外的華人社會，信奉基督教的人一方面是出於信仰，另一方面也同時把當地教會作為一個社會交往的平台。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很少會僅僅因為教義分歧與其它教派或其它宗教發生衝突。
除此之外，沃爾夫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信息交流全球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頗為關注。他認為中國今天有6億多網民，網民數量遠遠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口。如此大規模的網民羣體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獲取信息、參與表達，也影響了中國的輿論和政治，這是一個新的因素。由於網絡、社交媒體的發展，年輕一代在文化交流、互動上會更頻繁，價值觀也會趨於一致。他注意到，香港和台灣的街頭抗議運動，在中國大陸網民中也在引起關注。
筆者的回應是，美國對於港台地區青年學生的街頭抗議以及在中國內地產生影響的看法過於簡單化，對一些具體情況並不是很瞭解。在香港和台灣出現的街頭抗議運動，在美國的媒體上被報道很多，但在媒體的報道中，往往忽略了街頭運動訴求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抗議的學生有一部分訴求指向政府，但同時也反對寡頭化的大資本，並沒有一種統一的、具體的、可政策化的訴求。由於時間關係，筆者未及給沃爾夫指出一個事實，由於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帶有強烈拒斥大陸的本土化色彩，他們在當地的抗議活動不僅沒有引起內地的共鳴，相反，相關的活動與口號在內地年輕人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和排斥。預計未來幾年，中國內地的年輕一代與港台地區的年輕人很難會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聯結為一個整體。
在中美間創造雙贏關係
對於中美關係，沃爾夫的看法比較謹慎。一方面他不同意近幾年美國學者提出的中美兩國合作的G2概念。他認為，世界不可能由中美兩個大國來主導。中美兩國需要積極地做一些事情來減少分歧和加強合作。另一方面，沃爾夫認為中國此前是個發展中國家，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地區和全球的影響正在變強，中美兩國出現的一些不契合是正常的，雙方都需要一些時間來習慣這些變化。
沃爾夫特別談到蘭德智庫推動的一個重要研究項目，這個項目旨在減少中美兩國間的分歧並加強合作。這個項目主要是研究美國和中國之間有哪些利益趨同點（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點（divergent interests）。他認為，現在雙方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有分歧，在台灣問題上有分歧，還有其他的分歧等等；但在經濟發展、反對恐怖主義、反對核擴散上又有一致的利益。雙方可以在利益共同點上增進合作，在利益分歧點上避免衝突擴大，創造一種雙贏關係。這個項目希望能夠把兩國的利益共同點（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點（divergent interests）詳細準確地梳理和界定清楚，有些原則分歧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但有些分歧是可以消除的，特別是中美兩國的趨同點是可以擴大的。這樣中美關係在總體上會趨於良好。
日本對歷史缺乏反思
在交談中，筆者與沃爾夫都談到近年來中日關係趨於緊張的問題。沃爾夫注意到中國最近在紀念抗日戰爭。關於日本為什麼沒有像德國那樣對在二戰中的戰爭罪行進行認真反省，沃爾夫認為與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有關。德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對納粹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進行反省，是因為戰後的德國政府與此前德國的政權沒有聯繫。但日本在戰後保留了天皇制，這就給反省二戰造成了障礙，如果日本政府認真反省侵略歷史，就會進一步牽涉到天皇對戰爭的責任問題。因此，日本政府很難像德國那樣反思歷史，這對中日關係有影響。筆者相當認同沃爾夫這個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沃爾夫曾經因他對日本問題研究的突出成果被日本政府授予綬章，並在日本皇宮受到明仁天皇的接見。但沃爾夫並未因此改變他對歷史的看法，沃爾夫仍然認為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跟今天的日本政府對反思歷史的曖昧態度有很大關係。
總體而言，通過與查爾斯·沃爾夫交談，感覺到作為蘭德智庫的資深專家，其治學風格和對世界的觀察比起美國大學裏的學院派更切近現實一些，意識形態的預設更少一些，對美國的現實國家利益的關注更多一些，對中美兩國之間現實問題的看法更謹慎和具體一些。這可能也是美國智庫與大學研究所的主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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