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我曾經問過施明德一個問題

9月15日，前民進黨主席，以獨立參選人身份角逐“總統”選舉的施明德向公眾哽咽地表示，因為聯署未過三十萬（台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依聯署方式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應於公告次日起45日內，完成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1.5%（約30萬）聯署），參選無望而宣佈退選。這樣的結果雖然讓人遺憾，卻也在意料之中。

實際上，從施明德宣佈競選的那刻開始，台灣社會就沒有對他給予多少熱情的關注，做為後輩的蔡英文以官方辭令的形式給了這位曾經的黨內先進以尊重，卻沒有予以相應的重視。宣佈退選時，也只有處境類似的宋楚瑜發表了一通不痛不癢的安慰。總體而言，政治人物態度多為恭維。相較政治人物的冠冕堂皇，普通羣眾的表現更顯直接，對施明德競選行為看熱鬧的比真正支持的多得多，據施明德選舉辦公室的説法，截至宣佈退選，收到的聯署大約只有12萬到15萬。

這樣的結果，多多少少和施明德在台灣史中的地位有些不符。實事求是地講，對台灣而言，施明德是一個傳奇。如果將施明德的經歷做一個簡單的概括，那就是一部經典的台灣民主運動史。他的經歷，橫貫白色恐怖、台灣戒嚴、政黨輪替……早年念軍校，初衷就是希望以武力推翻“蔣家王朝”。1962年，因與一些台籍青年組織“台灣獨立聯盟”，被投入監獄，直到小蔣繼任，才被大赦出獄。這也使他成為後來“美麗島事件”中，唯一一個在白色恐怖時期便有坐牢經歷的反對運動者（在台灣，坐牢也是一種資歷）。出獄後的施明德，又積極投入“黨外運動”中，很快成為黨外的核心人物，並出任著名的“美麗島事件”總指揮，之後再次被捕入獄。服刑期間，因“江南案”宣佈無限期絕食，被強迫插管灌食3040次（相比呂秀蓮的6小時接力絕食，確實有骨氣的多）。李登輝繼任領導人後，施明德拒絕來自當局的特赦令，堅持自己應該無罪釋放並取得成功。總計25年半的鐵窗生涯，最終奠定他在台灣民主運動中的歷史地位。

出獄後的施明德依然活躍在台灣的政治舞台，積極推動“總統”直選，幫助民進黨完成政黨輪替，隨後功成身退，退出民進黨，迴歸社會。但在2006年，因為陳水扁貪腐東窗事發，他又率領百萬民眾聚集凱達格蘭大道聲討黨內的後輩晚生，並在運動失控的前夕，體面地收場，避免運動升級為攻佔“總統府”的暴力行動，和後來民進黨在“太陽花”中的操控天壤之別。

在充滿政客決鬥的台灣，施明德的理想主義情懷顯然沒有市場

今年3月，筆者在北投會館和施明德有過一番交流。他的穿着一如媒體上出現的那樣：經典的英倫學院風休閒搭配，標誌性的領結。他的聲音低沉輕緩，卻鏗鏘有力，他回憶這半個世紀來台灣民主運動的波瀾壯闊，並不失時機地向在場的陸生推銷他猶如空中樓閣般的“大一中框架”。他並不看好台獨，雖然意識到了“一中”作為兩岸關係公約數的重要性，但在言語間依然將大陸比作他者，絲毫沒有考慮到這與“大一中”是否有矛盾之處。那時“中港矛盾”依然尖鋭，而施明德又被爆料向佔中團體傳授社運經驗，當被筆者問及“佔中”失控是否超出預期時，施明德淡然一笑，覺得自己只是感受到他們求教的熱情，而無關對兩岸關係的思考。在整個交流期間，施明德談道德，談理想，談正義，漸漸將話題引入到一種玄幻的哲學層次。舉手投足依然沉穩冷靜，但卻掩飾不住他內心的激動與飛揚。總體感覺，施明德活在自己編織的一個夢幻裏，縱然美麗，不切實際。

強烈的浪漫情懷和理想主義，這或許是社會對施明德冷感的原因。施明德曾這樣定義自己的浪漫是“以有限的條件追尋無限可能的情懷。”那份唐吉可德似的唯理想主義的偏執，讓他進入政治場後就一直完全模仿古代先賢的做派，或許和他第一次鐵窗生涯中的博覽典籍有關。古典政治學者們主要關注正義的實現，人格的昇華。古希臘的哲學家們，甚至將政治參與作為補足人類缺陷的一種必要途徑。然而從馬基雅維利之後，政治學家們，更多的着眼在權力如何運作，權力如何被制約。機械化和形而上的理解，讓哲學層次的思考漸漸失去了市場。民主化後的台灣，選舉成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兩黨之間都在等待對方犯錯，好在選舉之際能給予對方致命一擊。政治工具化，讓台灣政壇明星氾濫，卻少有深沉的政治家。台灣的選舉政治，是一個造神和滅神的過程，然而造出來的未必是真神，滅了的未必是假神。適者生存，依靠政治手腕的運作，就可以贏得選舉，又何必花時間去思考台灣從哪裏來，往何處去。

施明德在競選發言中表示，這次參選的動因，是對台灣社會種種亂象和不公的思考與關切。但僅有理想，無法越過現實的障礙。施明德沒有黨團的支持，同樣是獨立參選人，也沒有柯文哲背後公民團體的傾囊相助，這的確是其不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是施明德那套理想主義與浪漫情懷與當下台灣現狀的格格不入，雖然現實很殘酷，但台灣需要的是政客，而不是哲學王，悲天憫人的情懷只會在政治鬥爭中被視為庸俗。據不久前的一份民調顯示，施明德民調為﹣7.2%，四個候選人裏最低，足見選民的不屑一顧。套用時評人馬軍的一句話，施明德還是那個施明德，但台灣已經不是那個台灣。在戒嚴體制的時代，人心思變，理想的光芒普照大地，施明德尚有一片思想實驗場。但當政黨正逐漸因為選舉機制的建立而相互傾扎，民粹氾濫而導致社會目光短淺時，想高風亮節的施明德也自然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加之他的“台獨”態度，在大陸這邊也早已失去了市場。

理想主義的一大特點就是使人執拗，成就施明德的時代已經結束，而施明德依然選擇堅持革命時代的自我，面對錯綜複雜的台灣形勢，既不想讓自己染黑，又想貫徹理念始終如一，其結果只能走入死衚衕，然後對自己的無力一聲嘆息。這一點來看，他的後輩蔡英文，倒是看開了許多，一個至今沒有放棄“台獨黨綱”的黨主席，卻罕見地表示要參加“雙十慶典”，反差之大，令人大跌眼睛。

或許只有這樣的表裏不一，才是台灣政治人物得以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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