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亭：九一八後，張學良本來還有翻盤機會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由此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序幕。提起九一八，人們往往想到的就是東北軍放棄抵抗拱手讓出東北大好河山，其實在九一八之後，張學良還是有機會可以翻盤，重新奪回對東北的控制權。

日本一直覬覦東北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勝利，取得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也就是所謂的南滿鐵路）及附屬設施。隨後，日本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負責南滿鐵路的經營和管理。不久，日本又將遼東半島改名關東州，在旅順設立關東都督府，下設民政部和陸軍部。1919年日本在關東都督府陸軍部的基礎上，成立關東軍司令部，下轄1個師團、6個獨立守備大隊、旅順重炮大隊和憲兵隊等部隊，主要就是保護日本在遼東半島的殖民權益以及南滿鐵路的設備。

1927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並提出臭名昭著的《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對東北地區的侵略野心已經是昭然若揭。

東北軍閥張作霖早年曾與日本有過合作關係，但他在藉助日本勢力的支持下統一東北後，反而開始反對日本在東北的滲透，因此日本關東軍於1928年6月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燬，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

張作霖（資料圖）

被炸燬的張作霖座車

日本希望造成東北羣龍無首的局面，藉機染指東北。但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不但很快控制住了局面，並在1928年12月29日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用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稱“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歷史宣告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隨後，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特別是在南滿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並以低廉的價格與南滿鐵路競爭，使南滿鐵路陷入經營危機。這些引起日本關東軍的強烈不滿，甚至開始考慮採取軍事行動來確保在東北的特權。

1929年，美國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並迅速波及全世界，日本經濟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到1931年，日本經濟已經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並引起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便策劃衝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形成的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發動一場對外戰爭，既可以轉移國內矛盾，又可以得到資源和市場的戰爭紅利，中國東北自然就是最理想的目標。

張學良本來可以翻盤，然而……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在奉天（今瀋陽）北面約7500米處的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引爆炸藥，炸燬了一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誣稱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並襲擊日軍守備隊，並以此為藉口，進攻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

坐鎮瀋陽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根據張學良的指示，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因此北大營的8000名守軍竟被只有300人的日軍擊潰。同時，關東軍第2師團第3旅團第29聯隊進攻奉天，至9月19目10時，日軍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18座城鎮。

當時東北軍在東北有正規軍16.5萬人、非正規軍4萬人，總共約20萬人。但大都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在東北腹地以及與朝鮮接壤的地區只有約2.3萬人。而日軍在東北的關東軍正規部隊有1.5萬餘人，另外有在鄉軍人和警察等非正規部隊約1萬餘人，總兵力約2.7萬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滿鐵路沿線。對比雙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國方面在面對突發情況時就處在很不利的狀態。

由於張學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出兵支持蔣介石，幫助蔣介石最終贏得這場戰爭，因此被委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高位，節制遼、吉、黑、晉、察、熱、綏、冀八省軍隊，不但是東北，就連華北的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軍政大權都是張學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身在北平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並不在東北。

張學良（資料圖）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瀋陽及四平、營口等城鎮相繼淪陷後，張學良依然還有翻盤的機會。他迅速將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從北平遷到錦州，直接指揮在錦州和遼河一線的約20萬東北軍主力。此時，黑龍江省的正規軍1.5萬和非正規部隊1.8萬，正在馬占山的領導下堅持抗擊日軍；吉林省的正規軍也有約3.5萬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領導下抵抗日軍的侵略。就連東邊道鎮守使於祉山這樣的大漢奸，當時也在首鼠兩端——同時和日本人、張學良聯絡，觀察形勢發展，以便決定自己的最終選擇。因此雖然日本關東軍1931年底佔領了一些城鎮，但遠遠談不上完全控制東北。

日本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日本陸軍的最高指揮機關參謀本部就不同意在東北大舉出手，所以連下四道命令，要求關東軍返回原來駐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關東軍這種擅自行動的“下克上”行為認為是“叛逆”。就是在關東軍內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佔領根據有關條約即將於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順和大連地區，也就是“關東州”，而不是吞併整個東北。

關東軍當時所面臨的局面可以説是內外交困。錦州的20萬東北軍不可能再會像瀋陽北大營那樣打不還手了，而且關東軍的行動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開打，只要有一星半點的失敗，就會立刻激化內部矛盾，那就真的難以收拾了。所以關東軍從當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幾個月時間裏對錦州也只派飛機轟炸，沒有真正派部隊展開進攻。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關東軍當時所面對的局面也是相當棘手。

要是這時，張學良能率東北軍主力組織反擊，再加上馬占山、李杜等部在側後的呼應，取得一兩場戰鬥的勝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這些勝利完全可能導致關東軍面對無法收拾殘局的情況，從而實現大翻盤的可能。

馬占山（資料圖）

但是，誰都沒有想到，張學良居然會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棄錦州，率部撤回關內！1月3日，日本關東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日本國內軍內所有的反對聲也隨之一風吹散，因為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

放棄錦州是個大昏招

歷來人們關注的都是九一八事變中瀋陽的不抵抗，但從史料來看，蔣介石是否曾經下過不抵抗的命令還有爭議，相關證據只是孤證，算不上確鑿。要知道當時張學良對東北軍是有絕對控制權的，退一步説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東北軍肯定是服從指揮。所以張學良難辭其咎。

但不可否認，張學良之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一貫對日政策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在此前的濟南事變、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等中日糾紛中，南京國民政府都採取息事寧人的立場，不惜以滿足日本的要求來換取事件的平息。從蔣介石到張學良對突然爆發的九一八事變都缺乏足夠清醒準確的判斷，依然還是延續既定方針，這無疑對於張學良最後採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響的，即使蔣介石沒有明令，他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説九一八還是突發事件，判斷和應對出現失誤還有點原由，但是丟失錦州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從九一八到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個半月的時間，當時的東北軍無論是訓練還是裝備，在中國的各路地方軍隊中都是一流水準，但沒有什麼反攻瀋陽的主動行動。

此後，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於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説：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

錦州有東北軍的東大營，戰備物資和指揮機關一應俱全。錦州以北是狹長的錦西走廊，兩側都是山地，日軍來攻，大部隊難以展開。錦州以南則是山海關，可以作為防守錦州的堅固後盾。但南京政府卻想以錦州中立換國聯支持。

錦州地圖

既然準備這樣解決，錦州自然不容有失。時任外交部代理部長、與張學良私人關係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於11月23日致電張學良：“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於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係東省存亡甚巨。**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29日，顧維鈞和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如日方無理可喻，率隊來攻，仍請吾兄當機立斷，即以實力防禦。”

錦州中立案曝光後，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羣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衞。

12月8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否則，外啓友邦之輕視，內遭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言辭之嚴厲，前所未有，但從文字來看，外交考慮仍在裏面佔了相當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蔣介石仍舊以“外交”為第一齣發點，考慮戰略問題。

為了增強張學良固守錦州的信心，蔣介石和宋子文還提議可以派空軍和中央嫡系部隊、税警部隊等前來增援，並都歸張學良統一指揮，甚至還提出可以給予東北軍軍費援助。

但是，國民政府的前後反覆，不可能對張學良的判斷毫無影響。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於軍費，從軍閥混戰期間蔣的表現來看，完全可能是口頭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條件都沒能堅定張學良的信心，最後他還是選擇棄城而退，甚至連象徵性地打一下都沒有。

後來張學良曾經談及放棄錦州的原因，一是沒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贏；二是怕自己的部隊在作戰中的損失得不到補充——之前的中東路衝突不就是這樣嗎？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隨着張學良在錦州的不戰而退，東北局勢也就雨打風吹花落去，再也無法挽回了。日軍隨即轉兵向北，馬占山的部隊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實際上軍事策應的可能，終於被日軍擊潰。東北各地其他自發的抗日武裝也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士氣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揮和協調，很快也被日軍各個擊破。東北三省128萬平方公里領土，相當於日本國土的3.5倍，3000多萬人民都落入了日軍手中。

同時，恐日動搖的情緒也在東北軍內部瀰漫，以至於在此後的熱河抗戰和長城抗戰中，東北軍各部毫無鬥志，爭先逃跑。在錦州不戰而撤給予東北軍自身巨大的心理打擊，最直接的惡果就等於是自廢武功。

日本方面，關東軍“下克上”吞併整個東北的行為取得了完全勝利，這進一步激發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堅持侵略路線的瘋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幹一件事情最初的階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輕輕落下”，小心翼翼，試探性質很強，可一旦得手，就立刻進入癲狂的興奮狀態，開始不顧一切地冒進蠻幹。之前的甲午戰爭、之後的偷襲珍珠港，無一不是如此。正是由於九一八事變輕鬆得手，日本軍國主義對侵略中國也進入瘋狂狀態，並在六年後發動了盧溝橋事變，最終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也將自己拖入了對華作戰的大泥潭。

日本侵略吞併中國的野心暴露

東北的淪陷，土地、人民和資源的損失，就暫且不説了，在軍事上最直接的就是當時號稱亞洲最大的兵工廠——瀋陽兵工廠也落入日軍之手，有步槍約15萬支、子彈約300萬發、迫擊炮約600門、炮彈約40萬發，山、野、重炮約250門，炮彈約10萬發，火藥約40萬磅全部成為日軍戰利品。此後，瀋陽兵工廠更是成為日軍最重要的軍火基地，八年抗戰中日軍侵華部隊70%的武器彈藥都是由瀋陽兵工廠生產的！1944年遭到美軍大規模空襲前，瀋陽兵工廠每月可生產步槍6000支、輕機槍80挺、重機槍50挺、75毫米野炮約20門、75毫米步兵炮約8門、75毫米高射炮約8門、37毫米平射炮約40門、81毫米迫擊炮約20門……這些每月生產的步兵武器及其彈藥就可以裝備日軍2個步兵旅團（相當於中國軍隊的1個師）和1個炮兵聯隊。從九一八事變後到1944年，僅步槍一項就生產了約90萬支，相當於日軍90個師團的裝備數量！

這場事變進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吞併中國的野心，向全國人民敲響了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中國人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在迅速提高，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開始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南京國民政府也終於意識到和日本的戰爭將無法避免，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當強烈，如果再繼續對日妥協，很可能會引起民眾甚至軍隊的反對，因此在“圍剿”共產黨之餘，開始加緊備戰，強化落實修建國防工事和公路鐵路、採購武器裝備、整訓部隊等等措施。

國民黨和共產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民族團結日益增強。但遺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內戰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才最終促成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丟失東北的少帥也算是將功補過，而蔣介石重視“國際援助”的思維慣性卻還將繼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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