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習總訪美，首站為啥定在西雅圖？

習主席在任內的第二次訪美一直“是今年中美雙邊關係中的頭等大事”，在國內輿論營造方面絲毫不亞於二戰紀念閲兵。中方早早放出習主席訪美風聲，試探國內國際各方反應。從確定訪美日期到公佈訪美行程，中方一直小心翼翼地為中美會談鋪路，就連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也“力爭為習近平主席對美國國事訪問創造良好氛圍”。

不僅中方熱心，美國也非常關切。近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保爾森中心公開了一封由94家美國大公司CEO共同簽名的公開信，抬頭寫的是尊敬的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內容則是強烈支持美中迅速達成有意義和高標準的投資協定。根據已經公佈的行程，習近平此行首站是位於太平洋東岸華盛頓州的重要工商業城市西雅圖，參觀微軟總部和波音總裝廠，馬雲、李彥宏等15名企業家隨同，可見中國也有意從經濟上為中美關係打開新的突破口。

習近平在西雅圖將參觀波音總裝廠

經濟外交是中美大國外交的定海針和減震器

中美在貿易、人權、黑客、知識產權、南海等問題上分歧明顯，但中美關係基本上能夠在小幅震盪中保持平穩，根源在於中美兩方高度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因此，經濟外交才是中美大國外交的定海神針。

政冷經熱一直是中美關係的基本基調。一方面，美國出於排擠世界老二的歷史傳統，對崛起中的中國保持戰略謹慎態度，而且過度擁抱中國也不利於美國政客吸引國內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國在亞洲的一系列小盟友與中國小摩擦不斷，美國為了支持盟友對中國的疲勞戰術，難免被絞牽並選邊站，與中國保持遠低於與中國周邊國家的政治外交關係。為主動與美國建立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中方多次在多種場合呼籲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但美方一直對此保持“不主動、不拒絕、不合作”的消極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關係才是中美關係的基礎，中美雙方堅實的經濟合作構成雙方政治關係的減震器。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4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5906.8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1240.2億美元，美國自中國進口4666.6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3426.3億美元。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在貿易領域，中美雙方依舊保持“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合作模式。

相比於雙方貿易合作水平，中美雙邊投資合作有待開發。根據商務部數據，中國在2014年共吸引實際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1195.6億美，其中美國投資者對華投資額26.7億美元，是中國2014年第六大投資來源地國家，且不説低於中國香港（857.4億美元）和台灣（51.8億美元）地區，也低於新加坡（59.3億美元）和韓國（39.7億美元），甚至低於政治關係一致低迷的日本（43.3億美元）。

隨着中國企業不斷試水海外直接投資，中美在投資領域的合作日益緊迫，中美雙邊投資合作前景廣大。然而，中美兩國投資領域的國際合作涵蓋投資准入、擴大、生產、管理、處置的全過程，遠比貿易領域的終端產品買賣合作複雜，觸及兩國國內法律監管體系，對國內利益相關者的影響不容忽視，牽一髮而動全身。

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已近瓶頸

中美曾於八十年代進行投資協定談判（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但由於雙方分歧過大、政治關係轉冷而中斷。中美投資協定新一輪談判始於2008年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奧巴馬任內初期曾被擱置，於2012年重啓。2013年7月，中方宣佈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與美方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2015年6月8日至12日，第十九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中，雙方首次交換了負面清單出價，並正式開啓負面清單談判。

目前，中美已經基本完成投資協定文本的談判，正式開啓作為準入前國民待遇例外的負面清單談判。文本談判基本結束，表明中美雙方對BIT的基本文本已經達成共識。除非在後續談判中納入新規則或新議題，雙方對BIT文本的分歧已經基本彌合。美國一貫堅持以其BIT範本為基準進行BIT談判，但考慮到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美方也難以在不做任何妥協的情形下與中國達成BIT。

從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出發，從事對外投資的大型跨國公司顯然是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的支持者，這一點從美國94家企業CEO的公開信中可窺一斑：“我們堅定支持儘快訂立一個有意義、高水平的雙邊投資協定；在諸多雙邊議題中，一個包含投資者平等待遇和較短負面清單例外等明確條款的高標準BIT，足以對兩個經濟體產生立竿見影的切實影響（an immediate and tangible impact）。”一個倡導開放、平等保護、信息透明、正當程序、中立爭端解決的投資協定是從事對外投資的跨國企業的爭取目標。然而，美國保守利益集團——例如勞工團體等——則希望未來中美BIT能夠納入更多有利於其利益的條款，例如高水平的勞工條款、知識產權保護條款、較為寬泛的負面清單、國有企業條款等。

在經濟合作方面，中美將大有作為

對中國而言，為中國投資者在美投資提供條約保護是中美投資協定的直接目標。為確保中國投資者在美能夠享受平等、公平的投資准入和投資保護，一個較為持中的准入條款、中立爭端解決條款和較為透明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顯然是中國較為期待達成的條款。如果考慮到中國還力圖通過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促進國內改革的話，一個高保護標準、高度開放、倡導透明、強調正當程序的BIT條款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並非雙方感興趣的所有議題都可能被納入到中美投資協定中。如果比較中國2010年BIT範本與美國2012年BIT範本，結合晚近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動態，我們不難總結：中美雙方在公平公正待遇、持久安全保護、轉移條款、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條款等問題上的差異已然不大；雙方在國民待遇條款、最惠國待遇條款的設計上已經不存在原則性分歧，爭議多侷限於負面清單的長短；雙方有可能在BIT中要求行使政府職權的國有企業也適用締約國的條約義務，但不太可能納入更為嚴格同時也對中國更為不利的競爭中立條款；在勞工、環境、透明度和知識產權問題上，中美雙方有可能達成宣示性的條款（即原則上肯定雙方在此類問題上進行合作的重要性並確立一般性原則），但這些條款不太可能適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程序，換言之，投資者無法就上述議題爭議提交國際仲裁；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條款附帶的負面清單類似，中美投資協定的各種例外條款——一般例外、國家安全例外與審查、税收例外、金融例外等條款——的設計和範圍也屬雙方存異之處，其設計和妥協也值得跟進。

“習奧會”能夠促成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的突破嗎？

相比於其他更富爭議的國際議題，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一直是中美首腦會晤的重點。中國談判立場的實質性轉折——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即是2013年“莊園會晤”的產物；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也是2014年“瀛台夜話”的重要共識。那麼，我們應當以何種“正確的打開方式”來期待2015年的中美“習奧會”？

中方一直以積極態度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習主席在8月28日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時即表示要加快談判，中方顯然期待此次“習奧會”達成實質突破。於內，中國經濟“新常態”逐漸變成“常態”，中國致力於通過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推進政府改革、加速國有企業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制度紅利，建立開放性經濟體，促進中國經濟平穩着陸轉型。於外，作為中美合作最可能突破的領域，中美投資協定一旦達成無疑將是中國大國外交突破之舉，將進一步夯實中美外交關係的基礎。

然而，我們應當對此次中美“習奧會”保持謹慎樂觀態度。一個巴掌拍不響，中美BIT作為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只有中方的意願是不夠的，還需要美方的支持。第一，中方已經讓利頗多，餘下談判議題都是實利問題，談判突破無疑需要雙方的妥協。美方認為中方負面清單過長，中方基於現實和政策考慮卻也難以完全接受美方的負面清單。第二，中美BIT談判是中美經貿關係的重頭戲，但卻不是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No.1議題。美國政府的優先政策選項是推進《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談判，換言之，TPP才是奧巴馬政府最汲汲實現的經濟外交遺產。而且，TPP也是美國國會對外貿易政策的興趣點。因此，美國政府和國會恐怕很難會在結束TPP談判之前全力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第三，奧巴馬政府雖然歷經艱險獲得了國會的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但仍未能在今年早些時候的TPP談判中實現大的突破，完成TPP談判的“臨門一腳”。TPP談判尚且如此，在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方面，奧巴馬政府恐仍會面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困境。

當然，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畢竟只是一個雙邊談判，不像TPP談判那樣牽涉眾多國家。如果TPP談判無望，對奧巴馬政府而言，一箇中美投資協定也是不錯的經濟外交成績。我們當懷着樂觀的心態期待中美投資協定在此次“習奧會”中實現突破，但是，如果中美投資協定談判被拖入後奧巴馬時代，我們也無須過分擔心。畢竟，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本身就已經是中美雙方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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