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爾森：如果中美不協作，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美國展開國事訪問，首站即是同中國貿易關係最為密切的西北部城市西雅圖。**今日（23號），習近平將在西雅圖參加中美企業家座談會，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亨利·保爾森將主持與商界領袖討論的環節。會議由保爾森基金會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聯合主辦，將為代表各行業的中美兩國商界領袖提供機會，討論兩國面臨的問題、挑戰和機遇，並探討如何加強中美經貿關係。

保爾森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自冷戰結束後，中美兩國共同的經濟利益即成為兩國關係的核心，而世界經濟的有效管理，亦有賴中國與美國的共同協作。****】

中國的經濟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它們會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答案取決於北京和華盛頓，取決於它們的各自努力和共同協作。

首先，兩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增長息息相關，它們必須對經濟結構加以改革，為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打好基礎。

近來中國股市的波動活躍了一大隊名副其實的“股市熊兵”（觀察者網注：特指那些總是對股市以及總體經濟走向抱負面心態的人），這些人相信中國經濟事實上正在跌入低谷。中國經濟正在放緩增長，在未來幾年裏此種狀況仍會繼續，但股市下跌這一現象本身，卻遠不足以作為中國經濟實況的註腳。

毫無疑問任何市場都會孵育出資產泡沫。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年夏天中國股市的調整雖然是許多中國股民的慘痛回憶，但它已經為滬深股市的股價去除了泡沫。

我們需要正視北京面臨的潛在結構性挑戰：它在調整經濟結構、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同時，還需要完成從舊經濟模式到新經濟模式的轉型。只要中國在加速完成習近平主席經濟改革規劃的同時，也從當前開始，正確應對眼下的挑戰，那麼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從大處着眼，也是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是能夠避免的。中國並不缺乏相應的工具和財政實力來完成這一任務。

近年來中國為世界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兩大貢獻：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的增長；而中國經濟的發展又拉動了其它國家的商品以及工業出口——世界上大約一半的銅、鎳、錫和鐵，就都是中國消費的。

如今這兩大豐碑岌岌可危。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原非磐石之安，當經濟發展趨於成熟時，速度自然要放慢。但要阻止中國經濟下行並非毫無希望，只要中國能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建立起一個增速相對緩慢，但發展品質更高的經濟基礎。

中國的領導人們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們才在2013年11月宣佈進行雄心勃勃的經濟結構改革。但某些領域的改革遷延未動，包括對新經濟模式之建立至關緊要的財政改革以及國有企業改革。

坦白説，十年來這些困難重重的經濟改革一直處於延宕中，習近平接到的並不是一手好牌。而勢力龐大的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抵制，又空前加大了這一挑戰的規模。

這一錯雜着政治意願、先後順序以及執行力的巨大挑戰將花費上數年，而不是數月的時間去解決，並且改革總會有副作用：比如改革國有企業意味着上百萬人下崗。為促進就業機會，此類經濟改革還會要求對勞動力市場及其競爭機制進行復雜的改革。

誰也不知道如何重啓一個增速放緩、仍在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搖擺的混合經濟體（其總量達十萬億美元）。錯誤是無可避免的。即便在最好的情勢下，在中國經濟探索出一種新常態（即增速稍緩、但更平衡、市場佔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之前，世界市場仍會遭受週期性的震盪。

即便同中國存在諸多分歧，美國也應當支持其經濟改革。而作為美國國債的大持有者及其結構性貿易赤字的主要貢獻者，中國的利益與美國是否進行迫在眉睫的財政、税務以及結構性改革以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休慼相關。

習近平與保爾森是“老相識”，2010年4月9日，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海南博鰲會見博鰲亞洲論壇候任理事保爾森，接受他贈送的新書《峭壁邊緣》

其二，美國和中國公司都需要在對方市場裏獲取更多的商機。

從農業綜合企業到醫療器械領域，美國和中國經濟正越來越趨向互補。如今缺少的是能更好保證兩國間直接投資且能為兩國公司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相關政策。

對中國來説這尤其是個難題，中國急需通過競爭來解決經濟效率低下與經濟扭曲的問題。私有經濟是中國就業崗位的主要來源，但許多高增長的經濟部門尚未對其開放；而諸如土地和能源補貼以及監管保護等政策，又使國有企業逃脱了市場規律的約束。

這束縛了中國私有企業的發展，也限制了創造就業的機會。中國不肯對美國和其它外國競爭者開放，也就失去了在一流競爭環境中獲益的機會。

打破國企壟斷局面，開放原本封閉的經濟部門，此舉將為中國私有企業以及美國公司提供巨大的機會。美國中小企業將在衞生保健、清潔能源以及水處理等領域為中國提供其迫切需要的服務與技術。

美國也需要更多的投資。中國已成為美國農產品的頭號市場，在美國農業出口中佔有20%——接近3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000億）——的購買份額。2011年，單是對中國出口農產品，16萬美國人的工作得到了保障。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更能擴大美國人的就業機會。舉例來説，2013年雙匯收購了美國的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就在2015年上半年，這家公司對中國的豬肉出口量上漲了45%。如今中國對美國的投資總額（包括在東道國境內的創建投資）超過了54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400億）。

雙方要保證這些收益，方法之一是簽訂一份高標準的雙邊投資協議，在將美國市場更公平地向中國開放的同時，也支持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但雙方在市場開放規模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習近平和奧巴馬應該讓雙方談判者搭個“習奧會”的便車。

**第三，**作為美國財政部長，在2008年經濟危機時我親身體會到一個道理：世界需要有效的經濟管理。沒有美國同中國的協作，全球經濟機構決不能適應21世紀的經濟現實，也不可能高效運作。

所以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二十國集團（G20）登上了全球的舞台。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儘管有共同的利益，但要想有效解決當前的危機以及未來的挑戰，就不能壟斷管理全球經濟的治理權。

中美關係如不和諧，G20也無法運轉。在解決諸如全球氣候變化等問題時，中美聯手有助於刺激G20的其它成員往前更進一步。我們也需要一套可執行的、規則化的網絡經濟制度來懲罰和制止網絡盜竊，這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合作。

同樣，如今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的時候，中國和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應扮演起與它們經濟地位相稱的角色。除非我們將此付諸實踐，否則全球經濟治理的碎片化趨勢將進一步加深。中國和其它新興經濟體將另立新的金融機構。

北京創建的亞投行是一個切中要害的例子，正給華盛頓敲了一記警鐘。美國最初的反對是個錯誤，現在它應該向亞投行施加影響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它，退而求其次，也必然是一個觀察者的身份，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鼓勵其它金融機構同亞投行合作，幫助它制定條例，豐滿其實踐，共同分擔亞洲所需的數萬億美元基礎設施需求。

從更高層次來看，隨着中國貿易與投資網絡的擴大，其外交政策和雄心必然會相應拓展。讓中國在不斷發展的、制度化的全球經濟管理體系中擔當關鍵角色，也許能緩和中美之間的外交衝突。

本週習近平在美訪問，時下兩國關係正處於誤解與緊張加劇的狀態。導致中美分歧的議題有很多，包括網絡安全衝突、人權問題以及南海問題。

但如果我們放棄了冷戰以來的中美關係核心，忽略了兩國共同的經濟利益，未能使億萬中國人和美國人從中受益，將是非常危險的。捨本逐末，此之謂也！

（原文載《華盛頓郵報》，觀察者網劉旭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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