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與美國學者對話之二（哈佛大學亞洲中心）

【9月22日，習近平主席開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在習主席訪美之前，9月10日到18日，筆者以香港中國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的身份，在美國東西兩岸走訪部分智庫及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由於行程安排緊密，訪談內容較多，這裏按照時間順序對其中幾個主要訪談的內容擇要點進行評述，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歐威廉博士（Dr. William H. Overholt）曾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習，1972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1971年至1979年，歐威廉博士任職於智庫哈德森研究院；1980年至2001年，他先後領導美國信孚銀行、波士頓銀行、野村證券的投資研究部門；2002年至2008年，任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主任，曾到美國國會提供關於中國發展的證詞；2008年以後，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高級研究員。

歐威廉博士是美國資深的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1976年至1988年，他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起創辦並出版期刊《全球評估》（Review of the World）。1993年，他出版《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2007年，出版《亞洲、美國和地緣政治轉型》（Asia,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此外，歐威廉博士博士還發表了多種研究政治風險的著作、諮詢報告和論文。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高級研究員歐威廉博士

中國的經濟仍然充滿活力

歐威廉博士是美國資深的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經常為美國政府提供諮詢。2012年初，他寫了一篇論文《重估中國：期待習近平》（Reassessing China: Awaiting Xi Jinping），發表在美國的《華盛頓季刊》上，其中分析並預測了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新趨勢。

今天，談到習近平作為中國領導人的三年，歐威廉根據中國的現實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認為習是一位有政治理想和決心的領導人，在過去的三年中，習的決斷力給人以深刻印象。外部世界在分析中國的未來時，必須充分考慮到領導人的個人因素。

作為研究中國改革的專家，歐威廉不同意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中國崩潰論”。他認為關於中國在政治、經濟上將爆發危機的判斷，沒有什麼根據。

筆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西方和中國的一些學者，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認為中國的經濟無法持續發展，因為中國的政治框架跟市場經濟並不完全相容。對此，歐威廉的回答是，這種説法太簡單化。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強有力領導和市場經濟並不相斥，在中共領導的政治體制下，中國同樣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關鍵看這個體制怎麼運作。90年代以來，中國進行了很多深度改革，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增加市場的競爭性，這些直接促成了中國的經濟起飛。對於中國是否是一個市場化國家的問題，歐威廉不贊同美國把中國視為一個尚未實現市場化的國家，而把俄羅斯看成是一個市場化國家。他承認美國政府這種態度背後有很多政治考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並不一致。

從中國反腐談到“違法受賄”與“合法腐敗”

歐威廉十分關心中國的反腐舉措，特別是反腐對經濟領域的影響。2015年以來，中國監察部門開始調查證券和金融界的腐敗問題，這在美國金融界引起特別的關注。

據筆者觀察，美國金融界聚焦中國的金融反腐，首先是關注在中國市場的相關投資；其次，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界和輿論要求調查金融界責任的呼聲高漲，但最後都無疾而終，“佔領華爾街”也偃旗息鼓，而這一次中國政府的金融反腐可能在美國輿論中留下對比印象。

筆者發現，歐威廉等美國學者從全球視野下看中國，對中國腐敗問題的觀察不同於國內學者。

歐威廉承認腐敗當然是壞的，會引起效率降低、不公正等，也會危及政治合法性。但是，歐威廉強調對腐敗還需要具體分析。例如“受賄”（graft）和“腐敗”（corruption）在現實中的表現以及對社會的影響有所不同。“受賄”是與官員的績效掛鈎的一種違法性報酬，對經濟是有一定促進作用，但由於其不合法，很容易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而“腐敗”則是從直接扭曲政策，通過損害國家利益而合法地獲利，很多國家的“腐敗”（corruption）都是有意地制定可以合法鑽空子的法律，在現實中，這種披着法律外衣的腐敗對社會的傷害更大，尤其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歐威廉比較了印度和中國，認為印度的官場中是“腐敗”氾濫，而中國官員的問題更多是“受賄”。中國的官員必須改善基礎設施、發展經濟，才有可能“受賄”（graft），才有可能收取到非法的回報。因此在基礎設施和社會發展上，中國都優於印度。當然，“受賄”會驅使官員重視回報潛力大的大型項目，而冷落中小企業，削弱經濟的創新能力。

但披着合法外衣的腐敗則嚴重傷害經濟發展，日本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在日本，五大利益集團能操縱國會通過議案來牟取利益，罔顧日本的整體利益。建築業的利益集團能遊説政府，投資無法盈利的基礎設施項目，日本的相關投資超過美國，修通了只經過小村落的高鐵，還有隻有動物通行的橋樑。這些都是財政、資源的巨大浪費。這種腐敗對資源和財產的浪費更大，對社會的傷害更大，但並不一定屬於違法。歐威廉對官員“違法受賄”和“合法腐敗”的具體分析給筆者很深的印象，這確實是一個反腐行動中應當加以深入分析的問題。

筆者向歐威廉提出，在海外，很多人相信中國的一黨制缺乏外部監督，天然就滋生腐敗，因此只有建立多黨制民主，才能有效遏制腐敗。

歐威廉表示懷疑民主能遏制腐敗。他舉例説，印度是個民主國家，但腐敗很氾濫；菲律賓、泰國也有同樣的情況。在低收入國家，民主不能遏制腐敗，反而為腐敗提供了保護。這些國家的司法機構大都因腐敗而接近癱瘓，司法程序太複雜昂貴，不能打擊犯罪，也不能實現司法救濟。

不過，對於中國反腐舉措的效果，歐威廉並不完全樂觀，他表示需要進一步觀察。他認為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在短期內會有一些效果，但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執法，腐敗現象還是有可能反彈。他注意到，中國政府也在努力將監察部門從地方政府中獨立出來，並增加政府透明度，但這些措施剛開始着手，且落實還有限。

筆者以為，歐威廉等美國學者能從全球視野下看待中國的問題，提供了多元的視角。但是，這種美國式的視角，僅僅把腐敗視為一種“不透明”或“尋租”，低估了腐敗氾濫對中共合法性構成的挑戰。中共是一個依靠革命和民眾支持取得政權的政黨，其合法性和權威既來自執政績效，也來自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宣示。因此，他們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共反腐的政治決心，以及反腐在鞏固中共合法性和政權基礎時立竿見影的作用。

中國在歷史上就是個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這個傳統，各級官員都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委任的，而中央政府又對人民負責。由於各級官員掌握的權力都是被授予的，是權力的行使者，但不是所有者。這就出現了權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相分離，也就是委託-代理的關係。這種關係中，容易發生權力的行使者侵害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腐敗的問題。關於腐敗問題，中國兩千多年來積累了很多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教訓，在新形勢下仍然值得總結和借鑑。

奧巴馬政府對亞投行的抵制並不利於美國利益

對中美關係持現實主義態度

時值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夕，中美關係也是筆者和歐威廉深入討論的焦點。

在經濟領域，歐威廉認為中美之間有巨大合作空間。筆者提出，在亞投行（AIIB）發起時，美國為了保持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一家獨大的地位，曾反對亞投行成立並向盟友施壓。

歐威廉認為美國擔心亞投行會削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首先要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但他指出奧巴馬政府的抵制政策有欠考慮，這樣並不一定有利於美國。美國抵制亞投行，也阻止日本等加入，結果是讓中國主導了亞投行，這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利。不過，歐威廉表示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空間並不多，共和黨主導的國會不會批准美國出資加入亞投行。

對於奧巴馬政府近年來努力推動的TPP，歐威廉也表示懷疑。他認為TPP本身就缺乏經濟基礎。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製造業國家，也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要繞開中國另起爐灶，沒有可能成功。就市場化程度來説，中國的市場要比日本更開放。在美日貿易中，日本對國內市場有很嚴格的保護。在農產品進口等問題上，美國和日本很難達成協議。歐威廉主張在經濟上，美國應該加強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僅僅與日本合作。但在華盛頓，民主黨和共和黨中很多人並不這麼想，導致美國的對外政策被意識形態牽着走。

90年代以來，美國對中國一直執行“接觸+遏制”（Engagement & Containment）的政策，基辛格在他最近出版的《世界新秩序》（World Order）中，同樣建議對中國採取“合作+平衡”（Cooperate & Balance）的政策。

筆者向歐威廉提出，這套政策在美國實力遠超過中國時，會比較有效。但是，隨着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力上更接近美國時，“接觸+遏制”（Engagement & Containment）和“合作+平衡”（Cooperate & Balance）的政策都不一定有效，美國的對華政策思路可能需要調整。

對於筆者的這一看法，歐威廉並不完全同意，他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具體細節上需要一些調整，但整個政策體系迄今為止還是有效的，還是能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未來的對華政策不太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調整。至於中美組成G2體系，他認為目前是不現實的。

在中國國內，很多分析開始預測2016年美國大選後的對華政策趨勢。歐威廉表示，短期看大選會對外交政策有一些影響，儘管現在還難以斷定哪個黨會獲勝。但長期來看，美國政府的政策都是趨於中間的，既不會太左，也不會太右。這種觀點並不新鮮，中美雙方一直有很多人看到這一點。但歐威廉對出現這種現象的解釋倒是有其獨到之處。

歐威廉着重從美國政府的政策形成和執行過程進行解釋。他認為，在大選中，總統候選人都會有一些高調的姿態，但進入白宮後，還是得面臨現實。美國政府的規模很大，僱員很多，各個部門都已經專業化。總統只能任命各部高層的官員，而實際負責政策設計、運轉的都是常任文官。這有利於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貫性，也使得外界包括高層很難施加影響。所以，在政治官員當選上台以後，不得不考慮文官系統的意見，因為畢竟文官系統擁有最優秀的專人才，對國家事務理解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政治官員。

對於歐威廉所講的美國文官系統的獨立性這點，筆者頗有同感。長期以來，中國的許多學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都傾向於把美國政府看成是一人一票普選的產物。其實，美國政府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在這裏，“營盤”是指美國穩定的文官系統，而“官”是專指政治任命的政治官員。在美國的龐大機構中，政治官員只佔極小的比例，而這些政治官員大都缺乏專業知識。所以，任何一個政治官員上任之後都不得不再很多具體事務上聽從專業的事務性官員的意見。從本質上説，美國還是一個精英治理的國家，美國政府的很多重大決策都受到專業的技術性官員的影響和左右，選票對美國政策的影響遠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得多。

通過與歐威廉在波士頓的交談，筆者感到美國一些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政策諮詢者，對專業領域的把握的確超過美國政府和國會中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觀點的確能反映美國政策的長期趨勢，可以説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正統派。這一派在國際關係問題上持現實主義觀點，主張排除意識形態因素的牽扯，在經濟領域加強和中國的合作，引導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並且藉助經濟合作和互利來增強美國的實力；在安全領域，主張繼續保持美國的單極優勢，發展各種對中國的遏制或平衡力量，其政策調整的空間很小。由於美國外交政策中現實主義傳統的巨大影響，在未來幾十年，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外交政策都難有根本性的改變。中美之間既不會建立G2的合作體系，也不會陷入大國直接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會趨於既合作、又爭議的中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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