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召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理論研討會：談主義，談問題-餘亮

9月，國家大閲兵為觀眾帶來的興奮還沒有完全散去，日本政府則在民眾反對聲中強行通過走向重新武裝的安保法，而國際經濟不景氣的陰影仍在繼續彌散。相比之下，一個重大“國”字號文件出台引起的民眾反響不算太大，卻令業界強烈關注。9月13日，中國國企改革的總體框架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正式公佈。與所有國字號文件一樣，看似波瀾不驚的文字背後藴藏着許多深意。指導意見引起各方解讀。財經類媒體普遍關注指導意見中關於國企的新分類方法、混合所有制以及控股方法探索、“管資本”的提出和國企薪酬改革等等。

新華網在9月15日發表文章《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私有化等錯誤觀點》，強調“增強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思想自覺、行動自覺，必須要把思想和行動高度統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私有化、‘去國有企業’等錯誤觀點，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樣的觀點也招惹來網上一些不同聲音。李克強總理則在18日主持召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提出“要準確把握和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有關精神與部署。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相互融合、共同發展。”

如何準確把握？字面文件落實到操作中會引起怎樣的實際後果？9月19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與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共同舉辦“學習《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理論研討會”。與會學者從理論、政策、方向層面對指導意見進行了探討，也涉及到了操作層面的不少重大問題。

主義

孔丹説：“《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從去年10月底開始起草，到今年9月13日正式公佈，經過了10個多月時間。文件的形成過程是習近平同志親自督促的，這是因為國企改革的任務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氣才形成文件。9月13號之前公佈的兩個文件，《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以及此後各種文件的延伸，我個人覺得，包括這個文件來之不易，而且意義非常重大，全面、長遠、空間大——指理論上進一步理解和解讀的空間大，實踐上進一步實行和探索的空間大””。張宇則強調和過去相關文件思想的相承與發展，“1999年中共中央制訂了一個關於國企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動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全面展開。16年過去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佈了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比較兩個文件，可以看出有許多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比如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堅持完善國有經濟佈局，堅持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堅持黨的領導；同時也根據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思想，如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強調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強調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強調增強活力和強化監管相結合、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等等。總的來説，這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綱領性文件。”一句話，有新空間，但沒有變顏色。

一頭白髮的人民大學榮譽教授衞興華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是全面改革的決定，這是個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説提出了細則。沒有頂層設計和細則就容易被曲解。他批評有人在黨報下屬刊物撰文稱混合所有制就是國退民進，國家應該放棄對企業的控股權。妖魔化國企的聲音也不絕於耳。他認為《指導意見》做出了明確表態，做大做優做強國企意味着私有化路線中央斷然拒絕採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何自力教授乾脆認為“《指導意見》對一直以來遭受新自由主義攻擊的國企定位問題做了非常明確的界定。”

人民大學原副校長林崗更是用“心裏一塊石頭落地”來描述看完《指導意見》的感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他首先提到某些國際機構一直向中國鼓吹國企全盤私有化，接着説：“這之前對國企改革的前景很擔心，擔心國有經濟被搞沒了。這些年，我國經濟學界一些有影響的人物跟在外國人後面喊私有化，對改革的實際進程產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極影響。十八大之開過一次徵求企業改革方面意見的座談會，我們發表了一些跟這個《指導意見》比較接近的意見，反對流行的私有化主張。當時在場的幾個曾長期在重要國企工作過的領導同志，都説沒想到學術界還有我們這樣的觀點，表示非常贊同，同時也對流行的否定國企、妖魔化國企的主張表示非常憤慨，流露出憂慮之情。”聽起來，雖然《指導意見》“主義”已定，但文件是由人執行的，既然“私有化”等觀點仍然被國內外一些人信奉，國企改革的實踐道路必然不會一帆風順。劉紀鵬教授大聲説：“主義要談，但我要重點談問題。技術問題的解決是我們貫徹文件的重要任務。”

統一監管問題

劉紀鵬認為：“從管理國有企業到管理國有資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點。過去一講改革就是國有企業，談的都是企業內部和企業層面的問題。而國有資本的改革涉及資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層面。今天我們的全民所有制的具體表現形式還是在政府環節，資本所有者地位是黨和政府繞不過去的環節。經過36年的改革已經到了所有者層面，從傳統的管國有企業到管資本，而國有資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揮者，一定是政府部門，相關政府機構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體現。”

左起：衞興華、有林、林崗、孔丹、劉紀鵬、楚序平、張暉明、何自力、陳一津、高粱、張宇

接下來劉教授具體談到國資統一監管問題。

“中國有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資委。我們傳統的兩層次理論，國資委只管112家。這次如果當一個統一監管者，文件裏已經明確提出，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這個公司怎麼組建？從管國企向管國資跨越的第二個技術細節，勢必改變原來的兩層次理論——國資委恨不得全管，直接當股東。你能在全國所有的國企當股東嗎？一方面需要統一的監管者，可是這個監管者又都要自己當股東，你能管得了這麼多？新加坡一個淡馬錫，我們今後至少五百淡馬錫。所以這種背景下我們就要一個統一的監管者，加上若干個按現代方式管資本為主的淡馬錫，共同融於我們的國資系統。從過去國資委一身兩任，又是老闆，又是監管者，出資人，變成把直接出資，從事資本經營的環節讓給下邊500個淡馬錫。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純粹是控股公司，獨資公司，不是上市的，而且不從事具體的實業經營，就是如何研究管資本。”

監管的問題比較嚴峻，“國資委現在想把中國國資統計一下，統計不上來，國資委只有112家的數據，其它就得找財政、文化部跟人要數據。我們今天可憐到誰能把國資説清楚，説不清楚。中國體量這麼大，這是中國模式，你沒有統一的監管，連基本力量，有多少支部隊都搞不清楚，怎麼搞？”

控股與混合所有制問題

管資本，必然與控股問題和混合所有制問題相關。《指導意見》非常醒目的一點就是明確了國資可以參股私人企業，而不僅是私人資本參股國企。

衞興華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應是雙向混合，交叉持股，而不是單相混合，只讓私資參股國企。《指導意見》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國資也可參股私企的問題。不是有人經常埋怨私營企業貸款難、資源分配不公？那麼國有資本參股私企可以緩解這方面的問題。國有資本參股私人企業，當然是由私企相對或者絕對控股了。控股問題是關鍵性問題，《指導意見》關於控股問題也提出了明確意見。控股要根據國企不同類型分別實施，主要在關係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的商業類國企，要保證國企的控股地位，私人資本可以參股，但不能控股。除此之外，國企可以絕對或者相對控股，也可以參股。“可以參股”，意味着由私人資本控股，這是特殊情況下少數的情況。因為國企在市場競爭中是優勝劣汰，經營不善的少數企業會倒閉、破產，國家需要處置低效率、無效率的資產，要淘汰落後產能。這類企業可以由私人控股，國有資本參股。

林崗説：“國有資產管理辦法，怎麼評估國資的效率，怎麼保值增值都需要很好的研究。怎麼把保值增值和效率掛鈎，和利潤掛鈎。對於商業類的國企，是不是可以用企業利潤除以平均利潤率的方式來評估企業所運用的國資的價值，以此為基點來考核企業的保值增殖績效。考慮到行業特點，以及企業自身無法左右的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也可以行業平均利潤為基準來考核。總之，什麼是保值增殖，應該有一套合理的評估公式。”

何自力説：“《指導意見》談到混合所有制，搞混合所有制必然涉及股權安排問題，關於股權安排，《指導意見》説了一句話，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我個人認為國有企業實行獨資運營和國有資本控股運營，都能夠確保國有企業的性質不發生變化，而在國有企業中國有資本若處於參股地位，那這個國企的性質就變了，所以在深化國企改革過程中，簡單化地講‘宜參則參’，有可能被人利用來作為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藉口；如果‘宜參則參’是指允許非公資本參股國有企業，這雖然不會改變國有企業的性質，但是什麼樣的國有企業可以允許非公資本參股、什麼樣的非公資本可以參股、如何公平地選擇非公資本參股，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如果‘宜參則參’是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參股非公經濟組織，那麼這裏就可能存在因非公經濟組織經營失敗而導致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流失的風險問題。因此，對‘宜參則參’這句話在實踐中怎麼貫徹，要認真研究，不能被企圖搞私有化的人所利用。”

以往國企改革中，屢屢出現把國企做股分給全體職工的案例，理由是能激發職工主人翁精神。何自力説道：“《指導意見》裏又提出要推進職工持股。在國企改革中曾經搞過職工持股的實驗，後來由於實驗中出現了國有資本大量流失的問題而被叫停。職工持股在西方國家的私有制企業中是一種利潤分享的激勵性制度安排。由於私有制企業的利潤歸企業的所有者，通過職工持股可以讓非所有者的管理人員和職工分享利潤，在工資和獎金之外獲得一定的收入，這自然對管理者和職工具有一定的激勵效應。在國有企業實施職工持股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部分職工持股怎麼避免苦樂不均？所有人都持股怎麼解決吃大鍋飯問題？所有國企同樣崗位的職工持股額是否應該持平？持股額多少是公平合理的？這些問題都非常難以解決，在沒有找到很科學的解決辦法之前盲目推行職工持股計劃必定出現國有資本流失的問題，所以推進職工持股是非常敏感而又很複雜的工作，必須慎而又慎！另外國企改革如果只談職工持股，不談職工參與管理恐怕是有問題的。《指導意見》裏頭對工人蔘與管理寫得有點淡，在下一步的改革細則裏應當加強這一塊。”林崗補充道：“職工持股並不一定會讓職工關心企業，很可能就把股份賤賣了，像俄羅斯休克療法時候那個情況。”

管人問題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也到場發言，與通常官員發言一樣嚴謹乾燥，這裏摘錄一段有關政企分開的發言——“增強企業活力、提高經濟效率，必須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兩類公司既為國有資本市場化運作提供了平台，也是進一步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一道防火牆。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依照《公司法》享有股東的所有權利責任和義務，負責任免出資人代表---董事，通過董事代表來服務落實國家戰略目標。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不干預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投資運營行為。兩類公司着眼於提升國有資本運營效率和追求資本回報，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開展股權運作、價值管理、有序進退等，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提高資本運營效率和增值能力，實現保值增值。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授權範圍內，依照《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自主開展國有資本運作，成為真正的獨立市場主體。”

讀者可以自己解讀以上這樣的發言。政企分開涉及到黨管企業的問題。前中船重工董事長陳小津問：“以前政府對國企有‘管人管事管資產’七個字，怎麼現在變成‘管資本’三個字了？”政府對國企還管不管人？這樣一個牽涉到政黨根基的問題早已經引起各方關注。劉紀鵬的發言可以看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他説：“在治理結構上，黨組織和治理結構兩者的關係問題，《指導意見》的思路非常正確，但具體形式還要在後邊的學習貫徹中加以補充。例如，要解決一把手説了算的問題，從政治到經濟必須有一個好的制衡機制。原則上黨的領導人擔任董事長，儘量讓黨委委員與董事會成員結合起來，同時選拔懂技術、懂業務的高管進入董事會。它強調不能夠違反市場經濟中一般公司的發展規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設一個黨組織。國有企業的資本是國家的，但形式都是現代大公司。黨的領導藴含於國有資產的大股東中間，外部通過國資委，內部通過董事會來體現國家意志，黨的意志跟國家意志統一，從而實現國家大戰略。”

劉紀鵬説：“現在薪酬制度一個企業出現兩種，政府任命幹部就限薪，市場招聘幹部可以隨行就市，總覺得哪裏有點彆着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黨對政府任命幹部的薪酬管理體現在黨組織的約束上？這個約束不屬於公司法律制度，或者企業根本制度，因為你要尊重一般的市場規律。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黨組織內部可以約束，比如內部規定60萬以上都得交黨費，得做貢獻。但是對外一定不能讓行長的秘書只是秘書的工資一半不到。現在國企內部隊伍很不穩定，這些東西不確定給外界一個信號，這個文件很多環節怎麼落地，是前進還是後退。換個形式前進一樣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因為國有資本，先給它，內部怎麼商量再收回來，但是因為你是商業類國企，你不能在這裏破壞基本商業法律。

張暉明説：“薪酬問題比較難處理，上汽集團曾經從GM公司招了一個高級副總裁來。實踐證明他沒辦法參與日常管理和經營活動。一開始説他主要分管重大決策和全球事務。但是後來董事會、總經理諮詢班子發現他沒法做，因為他的思維方式、溝通方式就沒法做。他薪水很高，後來只分管國際事務，實踐證明也管不好，最後就辭退了。所以，今天市場上也有一些企業招聘市場化的副總，在薪酬體系處理當中，因為市場化選人的薪酬是按照市場規模和人力資本自身的經驗和能力。實踐證明在班子裏面有很多的摩擦。在香港的中資企業有一套體系，組織部門，政府部門配置的董事會、人才，確實有如何使得規則與我們配置人才相匹配的問題。”

林崗則談到國企職工，説我們要關注職工參與管理問題。國企職工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和私企工人的地位差不多，對企業沒有歸屬感，沒有主人翁感。只講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還不夠，還要講在國有企業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體現共同所有者的勞動關係，調動工人為企業發展貢獻力量，而且能夠監督領導者，這樣我們共產黨才真正有勞動者的基礎。

國企分類問題

政府層面的國資管理有更多複雜問題。國企的分類就藴含着微妙文章。

劉紀鵬點破了這層含義：“談到國企分類，繞不開營利標準，但文件中還是按照商業類和公益類來劃分的。過去有人試圖分為公益類和競爭類，這是不懷好意的分類，意思是國退民進，國企退出一切競爭領域。如果這樣，我們的經濟裏還有營利性的國資嗎？中國特色是在於有龐大的營利性的商業類國資，沒有這樣一個基礎，怎麼能創造出偉大的生產力？沒有這樣的龐大的商業性的國資，我們就跟美國的公益性企業一模一樣，那有什麼中國模式和道路呢？”

楚序平提出，國有企業分類是新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也是一項重要改革內容，是因企施策、差異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礎。《指導意見》將國有企業劃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既考慮了國有企業首先是企業的一般特徵，又考慮了我國國有企業應肩負的特殊使命和責任。通過界定功能、劃分類別，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分類考核，對企業來説可以解決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確、發展同質化等問題；對出資人來説，可以使考核更科學、監管更精準、改革更有針對性；對市場來説，也會有一個更明確的預期導向，有利於使國有企業更好地與市場深度融合。

復旦大學張暉明教授談到《指導意見》明確了國有資本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是緊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環境的概念，資本是在市場環境下配置運營的，圍繞資本經營活動以“盈利”為主要目標還是以“公共服務”和“產業安全”為首要目標，能夠更好地將國有企業的功能使命想直接關聯。以往從“競爭性”視角對資本分類實際上依據考量對應的是產業組織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上海先做了試點：“上海方案分三類，分競爭類、功能類、公益（公共服務）類，我們這次《指導意見》也是分三類，在商業類裏面分了商業A類，商業B類，A類可以不控股，但是商業B類因為國民經濟國家經濟安全，沒有采用“競爭性”分類概念，我覺得這很重要。從中國今天全球競爭格局來，對某些產業領域確實應該控制，甚至保持全資控股。很多人對公有制或者公和私問題的理解簡單化，其實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國有資本對戰勝危機非常重要。所以分類裏面還是結合我們今天發展階段，結合今天社會環境提出來新辦法。”

孔丹説：“分出競爭類弄不好是陷阱。國企改革總目標應該是培養有國際競爭力，不僅在國內競爭，不僅在國有、非國有領域。説競爭類功能類，競爭類的可以不管，其實這話有問題的。競爭和非競爭的問題，自己確定的商業類是不是很準確不好説，但是比競爭類包含的定義更清晰了。軍工就沒競爭嗎？軍工競爭比什麼都激烈了。將來會看到大閲兵是國有企業展示。指導意見提出我們國企要增強活力、控制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這是個過程，實踐和理論都需要過程。”張暉明教授則提到在實踐中如何分類可以根據國有企業所承擔的主業加以劃分，但是，在實際確認商業類國有企業的經營責任和考核指標時，上海的試點在實踐中還是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因為在既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歷史性負擔和因為特殊原因，商業類企業多多少少承擔着一定數量的公益性事務，由此會造成對商業性分類的國有企業經營標的考核指標內容確定中，企業為維護法人自身利益而討價還價。因此，“分類”在具體實施推進中還會碰到很多具體問題。正是這樣，與國有企業改革推進相伴隨，需要繼續推進發育市場，清理國有企業的歷史負擔，剝離商業類企業所承擔的某些公共服務性的公益經營事務，為“分類”創造更加全面配套的經濟社會環境條件。

光榮與夢想

與林崗相似，在座的前《求是》雜誌總編有林、前中船重工董事長陳小津，發言的情懷和氣魄，都令筆者有一種感覺，彷彿他們是從蔣子龍當年發表的小説《喬廠長上任記》裏走出來的。

有林就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以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談了自己的體會，他回憶起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鄧小平提出加強企業管理，引起了不同意見，回憶起1984年彭真同志主持的國企調查，以及後來的種種風雨。“總的來説，現在這個《指導意見》和當時的意見比較起來，更強調黨的領導。關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方面在實踐當中可能還要繼續發展。三中全會的《決定》對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作為正面東西加以肯定的。我們學習文件，吸收了正面東西，對不太完整的東西逐步加以彌補補充。我認為，加強黨的領導、發揮工人階級的主人翁作用，不僅對現在的企業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今後國家整個經濟建設的意義都不可忽視。”

陳小津發言聲如洪鐘：“你想想《鞍鋼憲法》用的字眼，裏面的要害、靈魂，和今天《指導意見》的魂相當一致。這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國企的典範。大企業魂是什麼？這次大閲兵真提氣，別忘了“兩彈一星”精神，國企幹出來的！航天航空、核工業。這是共產黨領導出來的，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有教訓怕什麼？反圍剿失敗了不就是教訓，共產黨本質就是能自己完善，自己總結教訓。”“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級傳達，這次一下子全黨全民，可見重要。當務之急，最重要就是學習、體會、落實、貫徹。大家剛才講了很多，這個會叫理論研討會，歷史、經驗、教訓、回顧、反思，不能停留在理論上，理論問題也就是這些。下一次題目應該拿以往歷史經驗教訓作為企業的反思。拿這麼多年成功典型開交流會，是對理論問題的深入，是真正學習、體會、貫徹、落實《指導意見》的範本。以往成功大家都不説了，但它是客觀存在的。我建議這樣的會多開開，把理論面擴大，很好地和地氣接上，和以往歷史密切聯繫。”活生生一個央企軍工集團喬廠長在熱血演講的形象。

《喬廠長上任記》堪稱一個時代的“光榮與夢想”，體現了社會主義事業篳路藍縷絕地求生的精神氣概。在中國，國有企業絕非僅僅是一個所有制意義上的利益主體，而是凝聚了共和國哀樂、榮辱的歷史生命體。高梁説：“我希望我們的媒體不要老是講壞事，也講點好事。國企在我們今天國家經濟中間，對我們國家轉型升級，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起了技術創新和產業中堅作用，這個作用是由無數事實來證明的。”如何在改革開放時代搞好國企，延續輝煌，一份看似波瀾不驚的《指導意見》如何釋放出應有的能量，新時代的國資管理者、國企企業家是什麼樣的人？寧靜中孕育着怎樣的風暴？一切需要正當年的人來回答。（觀察者網餘亮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