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楚誠：習奧記者會推遲半小時就是為了他？

美國政界在上一週迎來了最繁忙的一週。新任教皇方濟首訪美國，先在華盛頓特區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又在國會發表創造歷史的演講，並在隨後趕往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與此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樣實現任內首次訪美，先在高科技企業雲集的西雅圖與中美企業界大佬會面，又在華盛頓特區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並將於下週前往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除此之外，紐約正在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還要迎來多國元首——可以説，此時美國最不需要的就是意外。

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就在當地時間週五早些時候習近平與奧巴馬在白宮進行會談時，國會山傳來了爆炸性新聞：國會共和黨領導人之一、眾議院議長、俄亥俄州第八選區眾議員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宣佈將於10月30日辭職，不再擔任眾議院議員和議長。這一決定實在是太過重大，以至於接下來奧巴馬與習近平會談後的聯合新聞發佈會都受到了影響：在兩國領導人回答的四個問題中，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記者的問題都是與博納辭職直接相關的——博納的辭職讓新聞發佈會都偏離了預定的軌道。

約翰·博納（John Boehner）

博納的辭職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連中美關係這個當前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都不得不讓路，還要從近年來美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分裂和意識形態分化説起。

自由or保守，美國還在爭吵

不同於英國等國採用的西敏寺制度、由議會多數黨組成責任政府，美國的總統和國會選舉制度決定了執政黨（即總統所屬政黨）並不一定是議會多數黨。雖然在大選中獲勝的一方往往會同時獲得總統寶座和國會的多數席位，但在隨後的中期選舉以及個別議員退休等因素的影響下，在野黨也可能反戈一擊、奪取國會多數。

例如，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8年大選中以民主黨候選人的身份獲勝成為美國總統、民主黨也成功拿下參眾兩院；但在隨後2010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大舉反擊，一舉拿下63個先前由民主黨控制的選區從而成為了眾議院的多數黨。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共和黨更是大獲全勝、成功控制參議院，使國會參眾兩院都形成了共和黨的多數。

國會中的某一個議院或國會兩院都不由執政黨控制，這種情況在美國政治中有一個專門的表述，叫做Gridlock。Gridlock的原意是指交通路網中各個方向的車輛相互交錯形成網鎖式的擁堵，每一個方向車流的前進路線都被其他方向車流卡死，因而整個交通系統陷入癱瘓。這是對執政黨不能控制國會時美國政局的最恰當比喻：在重視分權與制衡的美國政治體制中，總統掌握行政權，國會掌握立法權。當行政與立法權由相對立的兩黨分別控制時，體制內部就會產生極大的阻力：可以想見，民主黨總統想要推動的立法議程根本不會進入共和黨議會的日程，而共和黨國會通過的法案則會被民主黨總統否決。從立法到行政的雙向通道在這種情況下被堵死了。

究其根源，這種體制內部的阻力源自美國黨派政治在二十世紀的分裂與意識形態分化。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圖與今天完全不同——雖然今天的民主黨代表的是自由主義、共和黨更傾向於一個保守主義右派政黨，但早在十九世紀中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南方蓄奴州是民主黨的大票倉、北方州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反而是共和黨的老牌支持者，這與今天兩黨的政治立場幾乎是截然相反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羅斯福新政改變了美國的政黨格局。作為民主黨總統，羅斯福針對經濟危機後的美國採取了自由主義“新政”，通過社會福利、政府工程等方式，將北方的勞工和低收入人羣納入民主黨的票倉，完成了對民主黨的“內部革命”。這一舉措使得三十年代民主黨內部的南方保守勢力轉向共和黨，以共同抗擊以羅斯福、杜魯門為代表的自由派民主黨人。與此同時，在羅斯福新政政策下實施的大量建設項目使得南部的農業州在城鎮化道路上大踏步邁進，北方白人開始大規模遷徙，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保守派民主黨傳統票倉南部州的人口結構。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巴里·戈德華特為代表的新共和黨人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反對老牌共和黨人的精英主義，更反對自由主義民主黨的福利國家制度，他們傾向於小政府，也支持有色人種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相對於老牌共和黨，戈德華特更加保守，這使得以他為代表的新共和黨人在傳統的民主黨票倉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方開始轉向共和黨。民主黨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於1964年通過的著名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則徹底改變美國兩黨版圖和選民基礎：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在南部站穩了腳跟，立場更接近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則毫無容身之所；民主黨則徹底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代言人。這也改變了過去一百年間保守與自由主義在兩黨間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黨更趨近自由、共和黨開始趨於保守。

博納也挽救不了被兩黨玩壞的國會

而隨着兩黨以意識形態開始分化，兩黨在國會中的鬥爭也開始日趨明顯，執政黨越來越難控制國會從而形成對行政和立法權的統一控制。從1900年到林登·約翰遜任期結束的68年間，一黨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時間達到54年；而從林登·約翰遜任期結束至今的47年時間裏，一黨能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時間只有短短14年，甚至少於三分之一。這個變化足以體現當前美國兩黨意識形態分化的趨勢多麼嚴重，也足以體現執政黨面臨的困境。

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Sarah Binder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歷史變化。Binder的計量研究結果表明，受兩黨意識形態分化影響，Gridlock在國會重要議題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從1947年接近30%到今天超過70%翻了一番。Binder同樣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民主黨政府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是美國兩黨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林登·約翰遜時期國會僅有約三分之一的重要立法因兩黨鬥爭未能實現，而這一數字在奧巴馬時期的國會高達四分之三。

另一方面，Binder的研究表明，因為兩黨對國會的控制頻繁易手，兩黨議員們在具體議題上相互妥協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野黨更傾向於等到本黨獲得國會控制權時再推動自己的核心議程，而在此之前只需要不斷杯葛國會多數黨、拖延立法議程，因為這樣做毫無風險，也不需要在野黨承擔任何責任。哪怕是在少數議題上兩黨可以達成妥協從而形成決議，結果也往往是暫時性的——例如在債務問題上，國會兩黨一再推出短期解決方案，而不能提供一個長期的解決策略，使得債務問題和類似的重要議題在兩黨的鬥爭和拖延中不斷惡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納於2011年成為了民主黨執政下共和黨眾議院的議長。因為嚴重的黨派分裂，博納自上台伊始到今天，沒有一天不是在和兩黨議員扯嘴皮子。剛一上台，博納就遇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債務危機，因為共和黨議員拒絕提高聯邦債務上限，美國聯邦政府幾乎關門。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極端保守主義的共和黨派別“茶黨”拒絕提高債務上限，並以此要挾奧巴馬政府削減開支、減少社會福利。博納作為眾議院議長和眾議院多數黨主要領袖，從中積極斡旋，在到達債務上限前兩天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參議員哈里·瑞德（Harry Reid）達成妥協，避免政府停擺。然而債務危機遠沒有結束，共和黨2011年給出的解決方案只是暫時性的。

2013年年初，美國政府再次面臨債務危機和聯邦預算問題，政府停擺不再只是可能性：在共和黨極右勢力的不斷努力中，美國聯邦政府於2013年10月1日正式關門，除必要聯邦部門維持最低限度運轉外，包括國家公園在內的多項聯邦服務全部停止。而共和黨人的要求比2011年更加苛刻，以茶黨議員泰德·科魯茲（Ted Cruz）、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蘭德·保羅（Rand Paul）等人為首，多個參議員要求在減少政府預算的同時，停止為奧巴馬的醫保法案提供資金支持。最終在博納的斡旋下，國會兩黨於10月16日達成一致，政府於17日重新開門。

這還不是債務危機的終點：就在今年9月30日，聯邦政府將又一次因為預算問題面臨關門：這次共和黨把目光放在了飽受爭議的Planned Parenthood這一美國最著名的提供計劃生育的非營利組織上，要求政府停止對Planned Parenthood的支持。Planned Parenthood為上百萬女性提供避孕、身體檢查、墮胎等服務，與共和黨一直堅持的“反墮胎”的社會保守主義觀念完全相反。如果兩黨在9月30日前不能就這一問題達成一致，美國政府將再次關門。

而隨着新保守主義共和黨人勢力愈發壯大，縱然是博納也難以控制自己的同僚，不同於以往，這次預算危機中，共和黨中的保守勢力甚至以議長席位相要挾、逼迫博納就範——他再也承受不了四方周旋、同時面對民主黨總統和共和黨極右勢力的刁難了（更加引人擔憂的是，包括科魯茲、盧比奧在內的多個近年來活躍於政壇的保守主義明星，都正在為2016大選做準備：可以想見，如果他們之中的某一個人成為美國總統，美國將面臨什麼樣的未來）。正因如此，博納在宣佈辭職的演説中一再強調：“My first job as speaker is to protect the institution. It had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this prolonged leadership turmoil would do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institution（作為議長，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我們的體制，而顯而易見當前領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將對我們的體製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引導下，博納選擇了辭職：一個已經確定辭職、不再留戀權位的人，將不會再受要挾與強迫的影響。在可以預見的數天之內，兩黨應該可以迅速達成一致，避免政府停擺——可以説，博納以自己的辭職換來了美國政府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麼奧巴馬在答記者問時和前總統老布什在聲明中都強調，博納是一個“愛國者”、一個“無私的人”。奧巴馬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表示，儘管自己與博納在政治上有很多分歧，但是雙方能夠以禮相待，有基本的尊重。這似乎也在暗示，共和黨的保守勢力在面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時可謂“寡廉鮮恥”。

最後的最後，筆者猜想，博納的辭職或許與其個人經歷也有關係。作為俄亥俄中部藍領工人的兒子，博納在家中排行第二，有十一個兄弟姐妹。博納高中畢業適逢越戰中期，因此博納與眾多同齡人一樣被徵入海軍。入伍後不久，博納因為背傷不能執行任務而退役，並在隨後就讀大學、成為整個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後，博納從塑料包裝廠的僱員做起，並逐漸成為公司董事長，直到1990年競選眾議員前夕卸任。藍領工人的家庭背景、越戰時期的從軍經歷、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這一典型符號、從基層工作一步一個腳印攀至高位的工作履歷——博納的奮鬥史可以稱得上是對“美國夢”的最好詮釋。

然而在眾議院議長的席位上，博納看到的是毫無效率、無休無止的兩黨鬥爭和日益嚴重的意識形態極端化趨勢，這和美國過往所代表的價值觀，和博納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信仰的價值觀，是截然相反的。而在辭職前一天，博納剛剛實現了自己作為一個天主教徒的夙願：教皇方濟任內首次訪美，並在博納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同樣也是天主教徒的佩洛西的共同邀請下，在國會發表講話。教皇在國會期間，媒體抓拍到博納數度哽咽，眼淚抑制不住奪眶而出。博納也在聲明中指出，自己本打算在11月生日時宣佈辭職，是和教皇的交流促使他現在公佈了這一決定——大概，此時的辭職是對博納二十多年獻身公共事業最好的一個休止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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