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暘：一個大學生的暑期蒙古國考察遊記

由於一直以來對於中國海外利益問題保持關注，三月底又發生了中國公民在蒙古國登山時受到極端組織人身攻擊及侮辱、導致烏蘭巴托市市長道歉的新聞，因此直接促成了我暑假前往蒙古——這個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鄰國的考察之行。

初入蒙古

蒙古總人口約三百萬，首都烏蘭巴托市人口數量佔到了全國的大概一半，結合其156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決定了蒙古國內大部分地區人口密度極低。因此，我最終選擇搭乘國際列車陸路出行，藉此一覽蒙古廣闊的草原與荒蕪的無人區。

我本次乘坐的K3次中俄國際列車，從北京開往莫斯科，途徑烏蘭巴托。夜晚九點多到達邊境城市二連浩特。在二連，由於中蒙鐵軌規格不同，因此列車需要經過一個換軌的過程，才能在蒙古境內繼續行駛。中蒙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需要蒙古豐富的自然資源，而蒙古則需要通過中國獲得出海口，以將自己的資源運輸到“第三鄰國”（“第三鄰國”是蒙古於冷戰後提出的外交理念，旨在避免對於僅有的中俄兩大鄰國的過分依賴，能夠與其他國家保持良好聯繫並互為制衡），歷史遺留的兩國鐵路制式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兩國的緊密聯繫，但“換軌”還是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到達蒙古邊境城市扎門烏德後，邊檢過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方邊檢人員不會漢語和英語，溝通基本靠手勢和示意。在粗略檢查完了我的行李以及護照後，一位女性邊檢人員要求檢查健康證。當我表示沒有辦過後，她彷彿早有準備，略帶笑意地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200元”（“元”字還寫成了“兀”）遞給我，在我會意地遞給她200元后，她便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並不糾結於我的健康證問題，關於這200元也沒有相應的罰款收據等憑證。我到達烏蘭巴托入住酒店後，才從其他華人那裏得到這件事情的解答：由於蒙古公務員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像陸路邊檢人員的這種罰款、交警對於中國司機違章的加重處罰都是其增加收入的一種手段，在蒙古非常普遍。

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市（圖片來自網絡）

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是蒙古發展的瓶頸

可能是由於季節原因，在列車於蒙古境內行駛階段，預想的蒼茫綠色大草原並未出現，僅有枯黃的草地、稀稀拉拉的牛羊羣和幾十分鐘才會出現一次的房屋與汽車。相較於中國境內始終暢通的4G網絡，一路上蒙古的移動網絡大部分時間沒有信號。這些反映出了蒙古人口的稀少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後。

出發三十小時後，終於抵達烏蘭巴托站。雖然烏蘭巴托是蒙古國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但就其人口規模和城市建設而言，僅相當於中國一個三四線的小城鎮，露天開放式火車站甚至有點遜色於國內的大型地鐵站。在打車前往酒店過程中我又再一次地被“宰”了（蒙古正規的出租車數量極少，路上基本都是招手即停的私家車，談好價錢就可以出發），正常在5000圖格里克（1元人民幣可以兑換300圖）的車費我被收取了1萬圖。

之後的六天時間內，我對烏蘭巴托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華人羣體進行了正式的考察，獲得了不少的收穫。

最為直觀的一點，蒙古本國的工業、建築業、礦業等行業基礎十分薄弱。在路上行駛的汽車中大約一半是以現代為代表的韓國車，駕駛座在左，另一半則為以豐田為代表的日本車，駕駛座在右（蒙古國內汽車一律靠道路右側行駛）。在我坐過的私人出租車中，甚至出現了用繩子代替門把手、剎車距離好似冰壺的疑似報廢車。這是因為蒙古本國沒有汽車工業，因而都是從日本、韓國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第三鄰國進口的二手車。同時，烏市大量的建築工程都是由中國企業所承包，而許多中國商人來蒙古都是希望買到好的礦。這種行業基礎的薄弱有其歷史根源：二戰後，蒙古對於蘇聯有着極強的依賴。而蘇聯解體以後，陷入危機的蒙古痛感於依賴單獨一個國家可能帶來的嚴重的後果，這導致了現在蒙古對於其第一大投資國——中國有着明顯的防範情緒，這種情緒在民間、在每一個蒙古人的身上都有着明顯的體現。

通過與烏市當地華人的交流，很快就能得到華人與蒙古人不睦甚至屢有對抗的印象。不少僱傭了蒙古員工的華人業主對員工頗有不滿：工作敷衍偷懶、常常提前透支工資、偶爾小偷小摸；蒙古國中華總商會的相關負責人透露，蒙古銅礦的一手開發合同會拒絕籤給中國企業；在烏市自己開車出行的華人多有表示曾受到交警不公正的對待，有人甚至在拒絕了交警的勒索後遭到毆打；在我臨回國前一天，一個大型工地上的中蒙兩國工人因一些小摩擦導致鬥毆，三名中國工人被打傷，引發了第二天的中國工人罷工事件，此類情況也並非個案……

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對於這種不睦也是有所體會。數天行程裏，除卻已經提及的兩起事件，我還曾遭遇過兩次出租車司機勒索、一次景點亂收費；走在路上，兩次與身着有“卐”字圖案衣服的年輕新納粹人士擦肩而過；購物過程中，受到過服務員區別於對待白人顧客的顯著服務態度差異，而在國家歷史博物館等博物館與紀念館中，語音導覽器並不提供中文服務，即使是一場中蒙聯合考古研究10年成果展中，也僅有少量展品配有寥寥數語的漢字……這些情況的存在無疑表明了中蒙民間關係的疏離乃至於對立，不可避免的，這對中國公民和法人的權益也會造成影響。

中國保安公司“走出去”要了解當地國情

對於中國海外利益，我出於自己國際政治的專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關注度。一般認為，較之美國海外利益的維護，中國軟實力相對欠缺，且在海外無軍事基地，在一些高風險國家面臨危機時，常常缺乏有效的手段來維護自身利益。而基於英美的經驗，我曾認為在高風險國家、乃至只要是存在海外利益的中等風險以及低風險國家，都可以通過“黑水”一類私人軍事（保安）公司的“走出去”模式，來保障母國海外利益，然而這次的蒙古之行部分地改變了我的這一看法。

首先，通過與烏市一家當地保安公司負責人的交流，我瞭解到蒙古本國對於安保行業有着諸多限制條件，如對於外國資本進入本國安保行業的限制。或許在一個類似於伊拉克的戰亂地區或失敗國家，外國保安公司可以憑藉自己的專業性優勢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類似於蒙古這種治安環境差，但是政府與法律體系完備的發展中國家，外國保安公司或許從法理層面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其次，從實際效用來看，在中等風險國家，以專業性與高素質為賣點的中國保安人員未必能比當地的保安人員帶來更大的收益。有華人業主表示，在蒙古當地，他們更願意聘用當地保安人員。蒙古當地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僱傭本地保安的成本。以之前所提的那家保安公司為例，外派3名保安承包一家中國酒店的安保服務，每月的報價相當於7000元人民幣，而在我調查的華人羣體中，月實際收入超過6500元的在蒙務工人員不在少數。同時，較之語言不通的外來安保人員，本地安保人員能夠更好地處置各類突發情況並與警察等相關人員進行有效溝通（即使是中國的蒙古族，其語言與蒙古國人也差異極大，中國蒙語的外來詞多來自漢語，依舊使用傳統文字，而蒙古的蒙語受蘇聯影響，外來詞多來自俄語，且已俄語化，用俄語字母表達）。這些都是外來的安保人員無法比擬的。

最後，追溯到對立局面的根源上，外來保安公司並不能在源頭上起到積極的遏制作用。在我所接觸的華人中，超半數不會蒙語，且不少人本身對於蒙古當地人就帶有歧視。很多文化差異的細節問題，如蒙古人約人見面多着正裝，中國人往往穿着隨意，使對方感到被輕視等，都會加重雙方矛盾。另外雙方顯著的收入水平差異（然而烏市本地的消費水平並不低，洋品牌快餐價格與國內相仿，一家相對不錯的餐廳每頓人均價格也在百元左右，我所居住的一家三星標準的酒店一晚費用200多元）、部分反華人士宣傳中國在掠奪蒙古人資源與工作機會等情況，都是問題的根源。

因而在我目前看來，海外安保人員在得當的情況下，能夠在一些戰亂地區、失敗國家發揮重要的作用，而在政府完備的中等風險或低風險國家，更需要的是提前的、準備充分的國家、社會研究，在尊重別國文化與習慣的同時，適當地為本國進行良性的宣傳，才能在長遠的未來消弭矛盾、維護本國的海外利益。

（感謝蘇長和老師對本文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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