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拖延危機，並走向更大危機

《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這樣一個書名，恐怕就已經讓很多人望而卻步。你會想到什麼？列寧所説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後，也因此進入垂死掙扎的階段？

這本書的作者沃爾夫岡·施特雷克，是歐洲科學院院士、科隆馬克斯-普朗克社會學研究院的院長、科隆大學社會學教授，還曾在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擔任社會學和工業關係學教授。全書的觀點，美國、歐盟以及其構建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體系羽翼下的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努力消除社會中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使用了通貨膨脹、國家債務和私人信貸市場擴張的方法。這些舉措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卻僅僅只能起到延緩危機發生的作用，並且更為關鍵的是，隱患和危機非但沒有得到清除，相反還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終於“滾”出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以及讓歐盟迄今頭疼的希臘危機。

《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

作者：（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     譯者：常晅

眾所周知，在19世紀的德國，社保制度的推出，就因為俾斯麥有意抑制工人運動，花點小錢轉移視線。當然，俾斯麥肯定沒想到，一個多世紀之後，社保制度會在全球很多地方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同樣，二戰結束後，美國繼續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擴張政策路線，還將這套政策複製到接受美國援助的歐洲國家，以及其他幾個大洲剛剛迎來獨立的國家。政策的核心就是給予國民可觀的社會福利，換取穩定，以彰顯美國製度的優勢。

這其實應當叫做契約型的政策承諾，用福利換穩定，免得西方陣營中的不安定擁躉投奔蘇聯。但問題是，這樣的承諾要想一直維繫下去，就必須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這是不可能的。

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歐洲國家悄然啓動劇烈的社會和經濟轉型。家務勞動進一步社會化，這使得婦女進入職場，削弱了男性在職場中的談判地位。更大的衝擊源自信息革命，非正式用工變得更加普遍，勞務外包蔚然成風，勞動者已經不足以像過去那樣成為資方和國家的平等談判對象；等到東亞國傢俱備成為歐美國家製造業產能的整體外包方，勞工已經不成為資本家需要擔憂的對手。

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説，“（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精英及其同盟者不斷尋找着從當初為了和平的原因而不得不擔起，在此後的重構階段中尚能大體滿足的社會責任脱離的出路”，因而壓縮利潤，將資金轉向金融領域，轉移產能。有趣的是，這種轉變成為放松管制、進行自由化改革的理由，企業家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營收中工資收入的比重，努力擴張，頻繁借貸，將更多利潤用來向食利階層支付紅利。企業承擔的員工福利保障負擔就這樣變得越來越可有可無，充分就業成為一句空話，政府認為這種做法相當合理。

至此，西方國家已經構成了對二戰後承諾的初次重大違約，戰後人們普遍堅信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契約坍塌。為了避免造成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西方國家開始主動推行通貨膨脹戰略，“讓待分配的蛋糕看起來發生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的增大”。之後則廣泛啓動負債戰略，這是因為西方國家承擔不起整體廢除福利國家政策體系的政治社會後果，將之前由企業承擔的負擔變為政府承擔。增加負債，還在不斷減税，到了21世紀初，美國等國家還加大了國土安全開支，這就必然累積為財政危機。

20世紀80年代之後，西方世界呈現出久違的經濟繁榮景象。這其實是由金融業管制放鬆乃至取消的後果，即實現表面繁榮的同時，放任資本市場繼續加大泡沫，掩蓋通脹和貿易赤字困境。按照沃爾夫岡·施特雷克的看法，這樣的繁榮背後，其實隱藏的是個人債務代替國家負債的奧秘。包括德國、瑞典這樣的模範國家，居民的高負債率也非常突出。

《21世紀資本論》已經非常清楚的指出，近幾十年來，在全球範圍內，税收政策傾向於減額徵收，更富有的人的財產和遺產只有很少份額被納入公共體系，這是加大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沃爾夫岡·施特雷克在《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書中進一步指出，公共收入降低，必然會造成與公民福利關聯性不是那麼強、那麼直接的很多項目上，政府會悄悄降低自己的支出責任，放手交給市場，而這又成為食利階層的重要投資機遇。某種意義上，政府越貧困，富豪能賺到的錢就越多，並且，還會進一步促使公共債務的提升。

但這一切終將難以維繫，即便是美國、德國這樣的經濟超強國家，高額的政府負債，也將導致市場對國家清償債務的能力產生懷疑。這樣的信心危機加以累積，終將限制政府的政策運作方式和能力範圍，金融市場會成為國家、國際聯盟權力的主宰者。反過來，公民自然有理由對國家政策的導向產生不信任，例如，在德國，納税人（公民）就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德國政府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銀救援他們眼中的“無賴國家”希臘，僅僅是為了保衞投機者的資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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