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多數底層窮孩子早在中考前就已無緣大學夢
9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國家資助博士後李濤的文章，原題為《底層教育夢：先天不足，後天虧損》。
李濤深入調查四川芥縣，研究從幼兒園入學一直到進入就業市場的教育篩選軌道中，底層家庭是如何被逐步固化的。他在文章中談到，對多數底層孩子而言，家庭現實狀況造成他們不能繼續升學，務實主義讓很多人認為“讀書無用”，與其讀書不如告訴他們真實世界的規則。此外，大多數農村底層和城鎮邊緣的孩子就近就讀，享有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而這成為這個階層上升流動的阻礙，很多底層羣體學生早在中考前就已無緣大學夢。或許其中有個別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但在勞動力市場分配中，他們最終也有可能流向次要勞動力市場。
此前，8月10日，觀察者網已全文轉載李濤的另一篇文章，該文調查了四川芥縣鄉村孩子不為人知的“江湖”，研究為何寄宿制學校成為少年幫派聚眾的土壤。作者認為，在與高年級同輩羣體的日常抗爭中為保護弱者的個體權利而建立的“兄弟幫”，在升入高年級後則逐漸變成了屬於強者的封閉化“利益集團”，並不斷累積和沉澱起學校一屆又一屆羣體性與規模性的反學校文化；而這類非正式羣體的流行，事實上絕不能僅僅簡單歸因為底層孩子們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會行為。
資料圖/來自網絡
《底層教育夢：先天不足，後天虧損》原文如下：
□對多數不能升學的底層孩子而言，與其被老師教成温順的小綿羊，不如告訴他們真實世界的行事規則
□大多數身處農村底層和城鎮邊緣家庭的孩子就近入學所就讀的學校，很難成為其階層上升流動的通道
□這種“先天不足”與“後天更弱”的教育現實，使絕大多數底層羣體早在中考前就已經和重點大學無緣
在知識和文憑愈來愈成為當今中國核心競爭力和時代化標籤的同時，為何底層社會羣體越來越無心通過文化資本的集聚來改變其底層狀態？他們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義傳統？還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制約，導致他們被拋出教育這條“馬拉松競賽”的軌道？
筆者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基礎上，筆者深入中國西部農業縣——四川芥縣，開展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從幼兒園入學一直到進入就業市場的教育篩選軌道中，底層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讀書，也支持“讀書無用”
在鄉間底層羣體中，“讀書是否有用”經常發生行為與觀念上的“二元背離”。
筆者的調研結論證明：與子女已經接受完各階段教育的農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户家庭對讀書有用性的認同度更高。但是，他們似乎僅僅是“讀書有用”的觀念認同者，但卻是“讀書無用”的行動支持者。儘管在送孩子入學時都會叮囑孩子要好好學習，實際上，他們並不真正把孩子的學習當回事：
一方面，家長任意肢解和侵佔孩子的學習、休息時間，甚至在上課期間，有家長以孩子生病或轉學的名義，領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農田幫活；
另一方面，他們因為能力的限制而並不能真正參與到對子女的教育中來，甚至有時候因為功利、實用、短視與金錢至上的觀念，而與學校主流價值觀和教育實踐形成牴觸與反叛。升學希望渺茫與教育回報率低的尷尬現實，使他們尋找到一套屬於底層的教育理性——
絕大多數的孩子將來都是升不了學的，這就意味着吃不了“國家飯”，他們遲早都要到社會上“謀飯吃”。與其在學校裏被老師教成温順的小綿羊，變成按書本規矩辦事的“書呆子”，還不如現在就告訴孩子真實世界的行事規則。
這是鄉間底層一種無可奈何的尷尬選擇。在現實中，底層因為家庭、教育、社會等多項因素影響，在通向社會階層上層流動的教育競爭軌道中過早地被拋棄。同時，因為這種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預期，底層孩子更快地結束了在教育篩選軌道中的旅程，提前開始了底層內部的個體社會化預演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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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村”幼兒園：可有可無的教育場所
早期的兒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為在這段時間，兒童正逐步形成他們的自我概念和社會意識，這是個體社會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對於不同的兒童來講差異甚大。在城鎮中，特別是大城市，兒童被送入學費昂貴的幼兒園接受有專家指導的正規早期教育。
一項對3000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貧困的美國黑人）表明，接受學前教育的兒童在很多方面處在優勢地位：他們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補習班，很少有學生因成績差而被留級；接受過學前教育的貧困家庭孩子在隨後3年的標準比奈智力測試中，分數比控制組兒童高；他們保持着更強的“成就取向”，也傾向於培養比自身還要高的職業志向。
然而，與城鎮，特別是大城市的家長相比，底層農村社會中的家長卻在送孩子入幼兒園上發生了困難。筆者所調研的四川芥縣很多農村家庭持有這樣的觀點：
第一，諸多底層家庭認為幼兒園就是一羣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況家裏有剩餘勞動力，或自己帶，或給父輩親戚帶，更能保證安全；
第二，幼兒園的學費普遍較貴，這是一筆不用浪費的支出，何況每天還要接送孩子，費時費力。
事實上，這種觀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底層社會學前教育發展的自身困境。
一方面，根據公開的統計數據，中國幼兒園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09％，其中，城鎮幼兒園和縣鎮幼兒園年均增加率分別高達6.76％和5.86％，但農村幼兒園年均僅增加1.02％。再從2010年到2011年的全國數據來看，在城市和縣鎮幼兒園絕對增長數紛紛過萬的情況下，農村幼兒園卻鋭減了12904所。2011年，全國4～6歲幼兒人數中，農村佔56.91％，可農村幼兒園園數和班數卻僅佔全國的35.19％和33.75％。農村幼兒教育陷入到一個惡性循環之中。
另一方面，農村幼兒園的保教人員（專任教師和保育員）非常緊缺，以全國數據為例，農村幼兒園專任教師2001到2011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僅4.86％，這遠低於城市和縣鎮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來還出現了大規模減少的現象。
因為專任教師的緊缺，在農村學校佈局調整後，四川芥縣被淘汰下來的農村中小學教師轉到農村幼兒園任教。他們沒有經過系統化和專業化的學前教育培訓，只能給農村幼兒講授小學中的各種學科知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學前教育小學化問題的嚴峻性和複雜性。
由此可見，這些留守的底層羣體從起跑線處的學前教育開始，就面臨着各種制度性和結構性的阻滯因素和現實困難。
就近入學：公平還是不公平
家住雲鄉最偏遠村落——蜈村的楊光，是就近入學政策的嚴格遵守者。楊光來自典型的底層家庭：父親早逝，母親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殘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務農，維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計。
7歲時，楊光入讀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學。作為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分管的一個教學點，蜈村小學中唯一的老師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辦老師。這位老師不會講普通話，教學水平也不高。二年級時，蜈村小學因為縣裏調整農村學校佈局而被撤併，楊光轉到鄰村的橋村小學讀書，但該小學也僅有5名教師，其中3名還是民辦教師。兩年後，橋村小學在新一輪農村學校佈局調整中再次被撤併。隨後，楊光轉到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
與楊光同村的張小理則選擇了另外一條不“就近入學”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堅決把他送到縣城的公辦民助實驗小學就讀，儘管父母為此交納不菲的學費，但張小理卻在更優的環境中順利成長。
目前已經初三的張小理儘管學習成績不算突出，卻有把握考入鄉鎮普通高中——壽鎮中學，而當年成績更為優秀的楊光，卻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實。
僅以英語為例，楊光所讀的農村學校直到七年級時才開始教授英語，而張小理所就讀的縣城小學，早在三年級就開始教授英語了。同樣的蜈村同輩，就近入學與擇校之間的英語差距就是3年。
在一次次農村學校佈局變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學經歷使楊光很難跟上不同學校的教學進度，也很難迅速適應不斷變換的教學風格。同時，也因為進了教學質量並不好的各類農村學校，楊光在懵懵懂懂中，從“好學生”變成了現在的“差學生”。
眾所周知，從幼兒園到大學，各種層級教育空間內部質量差異甚大：越是處於行政區劃序列下端的學校，教育質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條件等因素而被置於行政區劃不同序列節點中的個體，會因為就近入學而被國家強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質量的學校就讀。而這種客觀存在的學校教育質量差異，從一開始就設定了個體能否在若干年後取得成功，並實現階層上升流動的程序。
對於絕大多數身處農村底層家庭和城鎮邊緣家庭的孩子來説，就近入學所就讀的學校，只會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扮演底層再生產的功能，而很難成為其階層上升流動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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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後的分流：普通高中、職業高中或終止學業
事實上，教育分流中這種不公平的家庭資本關係在芥縣也有明顯體現。
筆者在芥縣教育局獲得了2013年全縣中考的錄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況表。在這份錄取表中，筆者選擇了4所芥縣的初中學校作為樣本學校，它們分別是縣城中的公辦民助貴族式初中、縣城普通公辦初中、鎮上普通初中、鄉里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按照等比例抽樣原則，筆者在每所學校隨機抽取了50個考生，按照學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況調查表，將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劃為上層、5～10萬元的劃為中上層、2～5萬元的劃分為中層、1～2萬元的劃為中下層、1萬元以下的劃為底層。
定量研究數據發現，芥縣初中生畢業後的流向與家庭所處階層具有明顯的相關性：上層子女就讀市重點高中、縣重點高中的比例高達66.7％和20.8％，而底層子女則沒有人能入讀市重點高中，僅有4％的比例入讀縣重點高中。底層子女入讀本縣職業高中的比例高達66％，終止學業的也高達22％。與之相反，上層子女則無人入讀本縣職業高中，也無人終止學業。另外，筆者還發現：職業中學成了中下層和底層子女絕大多數初中後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層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學生在學業與升學中的不平等主要是因為文化機制，教育主要體現的是一種文化資本傳遞，這種傳遞是通過日復一日的“實踐”形成的習慣。隨着有技能、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在經濟上的地位日趨重要，學校制度中的不平等現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產，原有的階級結構也越來越重要了。
父母的學歷所代表的學校教育成果作為文化資本，不僅在家庭裏積蓄着，由子女繼承下來，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遷性流動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夠為子女提供怎樣的學校教育機會。
難以企及的重點大學、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就業困難
在教育層層分流與篩選的過程中，對於絕大多數底層羣體而言，重點大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夢想：一方面，這需要家庭持續性的長期教育投資和豐富的文化資本傳遞，而這兩項正好是底層羣體相對最為稀缺的資源。他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可以容許子女長達數年的教育週期性積累，在子女成長最為關鍵的時期內，他們也沒有科學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資本予以理性培育與有效傳遞，他們甚至自身也並不真正重視教育，生存理性的強大思維慣性使他們急於期待子女儘早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去謀取即時的報酬，哪怕所獲的微薄報酬甚至根本難以滿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去進行人力資源投資，更無法容忍這種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高風險：畢業後即失業；
另一方面，錄取制度和知識考核對底層羣體也極不公平。
以英語為例，在筆者所調研的芥縣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中，最近幾年，少年們才在小學三年級開始零星接受一點英語學習，而就在幾年前，因為英語老師緊缺，少年們都是要到初一才開始系統學習英語，且任教的英語老師甚至都不是英語專業出身，而是由教語文的老師兼職授課。
雙語幼兒園和各種幼兒、少年英語培訓班，在芥縣縣城和大城市裏隨處可見。就連芥縣經濟稍微發達一點的鄉鎮，家庭經濟條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從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英語。且不論這些幼兒園英語教學專業性水平有多高，但與身處真正底層社區中的雲鄉少年們相比，鄉鎮少年的英語學習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縣的統一測試中，雲鄉八年級和九年級的少年們，僅英語一科的平均分就比全縣平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説其他學科了。在最後城鄉統一的升學考試殘酷競爭中，他們根本無力取得一丁點兒的優勢。
這種“先天不足”與“後天更弱”的教育現實，使絕大多數底層羣體早在中考前就已經和重點大學無緣了，能夠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鳳毛麟角，更不要説升入重點高中。
底層羣體在教育篩選軌道中面對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多更大的困難，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彌補，反而卻受到更大的歧視和挑戰：
其一，國家教材和升學知識考核的親城逆鄉性，底層羣體要去學習他們根本沒有生活背景和經驗體悟的精密化知識符碼，這與他們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所以他們學習會比其他階層面臨更多的困難。
其二，各種決定命運的升學考試都要到陌生的城鎮中去參考，這給本身就缺乏競爭優勢的底層子弟帶來更大的心理挑戰。
其三，他們中的佼佼者即便幸運地進入了重點大學，但因為底層家庭社會資本的薄弱，在主要勞動力市場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當代社會，他們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機會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同時還要面對城鄉、區域和行業等多重非均衡市場分割現實以及城鎮新移民現實生存危機的多重挑戰，這些都是“教育改變命運”事實上的無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帶來的高風險底層命運。
（文中人名、縣及縣以下地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提供的幫助，感謝田野工作中提供過各種幫助的人士，感謝東北師範大學教授鄔志輝與作者的多次討論）（文/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