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 ：與美國學者對話之三（費正清中心印象記）

【9月22日，習近平主席開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在習主席訪美之前，9月10日到18日，筆者以香港中國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的身份，在美國東西兩岸走訪部分智庫及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由於行程安排緊密，訪談內容較多，這裏按照時間順序對其中幾個主要訪談的內容擇要點進行評述，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筆者此次美國之行的最後一站，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以下簡稱費正清中心）。

費正清中心的近況

9月14日，筆者在費正清中心與執行主任陸德芙博士（Dr. Jennifer Rudolph）進行了交流。

陸德芙博士的研究領域是中國近代政治史，博士論文是《晚清總理衙門之發展與權力研究：1861—1901》，對晚清的政治變革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此外，台灣歷史也是陸德芙博士研究的一個重點，對鄭成功收復台灣的過程及其意義做過深入的研究。

在和筆者的交流中，陸德芙博士一方面介紹了費正清中心目前的情況，特別談到該中心成員構成的多樣性：哈佛文理學院研究中國的教授、中心聘用的博士後、訪問學者，以及大波士頓地區的學者。筆者第一次瞭解到，費正清中心在中國上海的浦東還設有分支機構，由此可見該中心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還是頗下功夫。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在交流中，筆者着重提到了中國目前的社會科學研究已出現多樣化趨勢。傳統上隸屬於政府的高等院校、社科院和黨校系統仍然是學界的主要力量，但民間研究機構與智庫正在迅速成長。筆者因此建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與中國交往時，應當不僅限於與政府研究機構合作，還應當跟新興的民間機構，包括民間智庫、新媒體有更多的交流接觸。對於筆者的建議，陸德芙博士很感興趣，希望能夠進一步瞭解中國民間研究機構與新媒體的發展。

關於費正清中心，陸德芙博士着重講了兩個方面。一個是近年來中心的研究領域從傳統的歷史、文化、政治與外交領域擴展到對中國社會全方位的研究，一些具體的社會領域，比如中國的婦女、環境問題等，都是中心目前關注的重點。

另一方面，陸德芙博士着重説明了費正清中心與一般美國智庫的區別。費正清中心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更多是偏重於學術層面，偏重於從歷史文化層面來研究現實問題的根源，這種研究並不試圖提供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因此也不直接依賴於政府購買研究成果和諮詢服務，有比較強的獨立性；而美國的大多數智庫偏重於對現實問題的技術分析和政策建議，通常是給政府相關部門提供諮詢服務。由於智庫跟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其研究方向與方法通常會受到政府部門的影響。陸德芙博士強調，費正清中心是獨立、自由的研究平台，並沒有特定的目標導向，這一點跟智庫有很大區別。事實上，該中心最核心的成員和管理層，主要是哈佛文理學院的教授。在研究方向上，也趨於多樣化，以各自的專業為依歸。

費正清中心與中美關係解凍

陸德芙博士對費正清中心的介紹簡潔而清晰。但是，由於時間有限，筆者未及與陸德芙博士討論費正清中心半個世紀來的發展歷程。筆者長期關注美國的中國研究，對費正清中心以及其他幾個重要的東亞研究中心幾十年來的發展變化，有一些思考。這些思考，經過這次對費正清中心的訪問而又有深化。

如果説，美國西海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1919年成立，是因應俄國十月革命對資本主義的挑戰，那麼費正清中心的發起就是因應中共建政與新中國在東亞的成長。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胡佛研究所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的研究是為了防範在美國發生共產主義革命，而費正清中心則是試圖找到美國與中國的交流方式。這兩個機構的產生似乎是基於不同的政治考量，但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美國的現實需要。

1941年，在哈佛任教的費正清被徵召為美國政府服務，從事情報研究工作。期間，費正清被派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從事對中國政治局勢的分析研究，一直到二戰結束才重回哈佛大學任教。費正清在中國期間，意識到支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必定以失敗告終，這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費正清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共接觸並建立聯繫，避免中國革命勝利後加入蘇東陣營，衝擊美國的遠東體系。這一時期，費正清逐漸形成了後來的“遏制而非孤立”的對華政策思想。由於費正清對中共和中國革命持一種相對客觀的理解態度，二戰後曾一度成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1951年，費正清計劃到日本作訪問研究，但當時佔領日本的美國軍事當局拒絕了費正清的簽證申請。其後兩年中，費正清被美國政府限制離境，並幾次被傳喚到美國國會調查機構受調查，宣誓聲明自己從未參加過任何的共產黨組織。

到了5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意識到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強大中國在東亞的存在是一個必須承認的現實，於是費正清的“遏制而非孤立”對華政策理論開始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1955年，費正清在卡內基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這個中心有北美最齊全的中國研究圖書館，通過高質量的講座、論壇、學術會議，給美國學界培養出了大量的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林培瑞（Perry Link）都曾在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學習。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費正清中心的鼎盛時期。1966年，費正清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到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提供諮詢。此時的美國陷入越戰泥潭，急切需要了解中國的動向和反應。美國政府進一步資助並關注費正清中心的研究，該中心的研究報告和建議也進入美國政策層的視野。尼克松政府70年代對華政策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費正清中心提出的政策分析的影響。這個時期的費正清中心既是一個大學裏的學術研究機構，也發揮着給政府提供政策諮詢的戰略智庫的作用。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1973年，費正清辭去中心主任，功成身退；1977年，從哈佛大學退休。費正清的繼任者中，有傅高義（Dr. Ezra Feivel Vogel）、孔飛力（Dr. Philip A. Kuhn）、馬若德（Dr. Roderick MacFarquhar）、裴宜理（Dr. Elizabeth J. Perry）等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現任主任歐立德博士（Dr. Mark C. Elliott）是研究清史和內亞歷史的專家。

美國的中國研究應避免“意識形態化”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中國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美國的中國研究機構對華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黎安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林佩瑞是兩個比較典型的代表，二人主導的兩個東亞研究的重鎮從對中國的學術研究轉向介入現實政治，支持流亡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在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系聚集了許多中國的“政治異見人士”。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歷史最悠久的費正清中心則不斷地遠離政治，走上了專業研究道路。

筆者在這次訪問中，對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學術研究細分化感受很深，感覺與費正清的時代區別很大。在費正清時代，當時該中心的目標是解釋中國、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為美國對華政策提供參考；但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費正清中心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該中心的學術研究按照專業化、細分化的方向發展，方法論上也趨於與當代社會和人文科學對接。現任主任歐立德博士（Dr. Mark C. Elliott） 就是研究清史和內亞歷史的著名專家。儘管該中心目前這種高度細化的專業研究難以形成費正清時代的那種宏大戰略思考，但這種“去政治化”的具體研究比起黎安友和林培瑞那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中國研究還是更切近中國現實一些。

當下，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筆者看來，不論是建議中美兩國合作的G2理論，或預測兩國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都還是過於簡單的猜測。缺乏對歷史的洞察和感知，缺乏對現實問題的具體分析，結論或失之於樂觀，或失之於悲觀。筆者以為，在當代中美的新型大國關係中，用意識形態來設置議題，把具體問題政治化，是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事實上，在目前的中美關係中，兩國都沒有力量來單方面解構或重建新的國際體系。可以預期，費正清中心目前這種高度細化的專業研究雖然有其侷限，但從宏大的戰略敍事到具體問題具體研究仍然是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前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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