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一帶一路”怎麼翻譯？這可不是小問題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近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

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曾指出，“民族彼此之間的理解也像人與人之間的瞭解一樣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創造的關於對方的圖景去理解對方，具有深入觀察的眼力的個人是很少的、少見的。”（[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08頁）

這一點，對於中國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國概念太中國化，不瞭解中國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國人很難理解，很難把中國的政治語言翻譯成他國語言。到底是遷就西方的理解還是讓西方遷就中國的理解，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論。

中國的象徵——“龍”，翻譯為西方語境中會噴火的邪惡“dragon”，容易被西方理解但也容易遭異化。這背後是文明的道統與通約性問題：外界能否放棄先入為主、自我為中心的認識習慣，以中國語境理解中國。如果中國政府用通用的國際語言來表述自己，將會失去中國特色，也會因為太西方化而受到國人的批評；但完全用中國特色的語言表達，國際社會往往不容易準確、全面理解中國的意思。

與中國的龍文化不同，西方語境中的“dragon”是一種會噴火的邪惡的動物

中國公共外交的這種異化悖論——類比容易理解，但異化；不類比，又無法理解——在“一帶一路”翻譯中再次凸顯。

在美國化的全球化難以為繼之際，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偉大倡議，這是古絲綢之路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絲綢之路”概念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美國在2011年為從阿富汗撤軍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故而中國用一個很中國特色的概念——“一帶一路”，才體現中國的產權。

秉承“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理念，“一帶一路”絕非一條帶、一條路——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silk road——用的“路”也是單數，其實古絲綢之路有多條：茶葉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等，應該用“silk roads”。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等經驗的外延，通過各種經濟走廊形成經濟帶，與海上經濟走廊形成陸海聯動的系統化效應。至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強調在21世紀裏如何實現港口改造、航線升級換代，不僅提升航運能力，更要做到“人海合一”，與陸上絲綢之路強調的“天人合一”相呼應。

日前，有關部委下文統一將“一帶一路”翻譯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AR）或“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而不是此前廣泛流行的“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OBOR），試圖避免“一帶一路”的公共外交悖論。

這種努力是有必要的，但似乎有點晚了，因為OBOR已經大量流行。筆者多次出國講述“一帶一路”，多用OBOR，發現與BAR相比差不多，老外不是誤解，而是不解、聽不懂——“一帶一路”是什麼？當然，聽不懂本身就是中國特色。像“龍”翻譯為“dragon”，外國人聽得懂，但往往會曲解！

“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是否其名稱也應遵循此原則而非中方單方面確定？不能因為有抱怨就改，是否“一帶一路”中文説法也改呢？老外對“一帶一路”概念的抱怨主要是其中沒有“絲綢之路”，對“帶”的説法一頭霧水，對“一”的提法更是莫可名狀！其實，老外抱怨的不是名稱，而是內容——油畫思維無法理解水墨畫。

因此，“一帶一路”的翻譯悖論本質是名與實的悖論：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端。雖然我們為了怕引發外界猜疑，不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法，改用“一帶一路倡議”，但“一帶一路”還真的不只是倡議，而是實實在在的發展戰略、合作規劃。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帶一路”還是中國提供給國際社會的國際公共產品。

從這個角度講，“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還是難以通過規定譯法而一了百了。正如中國夢英文翻譯為Chinese Dream而非China Dream，似乎準確了，其實“中國”還指“中華”，還可翻譯為Chunghw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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