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國際法治與人道文明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不是為了渲染民族仇恨，而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過去的戰爭，是為了將來的和平。而這種和平，不僅僅取決於人類正義與醜惡力量的對比，還取決於一套公道、正義的國際秩序、法治與機制。儘管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歷史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在其《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指出，70年前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的巨大犧牲與做出的卓絕貢獻，並沒有得到西方世界的充分認可，也沒有轉化為戰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資本；但無論如何，這段歷史已經永遠銘刻青史，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也清晰可鑑。然而，這並不是中國反法西斯貢獻的全部，二戰前後，我們為實現人類永葆和平的理想，為建立一套公道、正義的國際秩序、法治與機制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無論在西方還是在國內，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歷史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所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在強調中國抗日戰爭的貢獻時，主要強調中國戰場拖住了侵華日軍，牽制了日本的軍事力量，這使得中國戰場好像居於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附屬地位，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貢獻也因此而難以凸顯。實際上，中國戰場雖然與歐洲和太平洋戰場高度相關，但仍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戰場；中國抗日戰爭除了具有捍衞本民族尊嚴與獨立的意義之外，它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及國際法治與人道文明的貢獻，同樣值得做出更細緻地梳理。

重塑秩序：從聯合國家宣言到聯合國憲章

實際上，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在近代國際秩序中就處於不斷被邊緣化的境遇。政府無能、國家孱弱、經濟凋敝、社會失序，在國際社會中，一直處於被欺侮、被壓迫、被侵略、被掠奪的地位。而且，中國的悲慘故事也從未引起西方主流社會的關注和興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十餘年間，中國基本上是孤軍奮戰，以一己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與肆虐，付出了巨大的血淚犧牲。但中華民族不氣餒、不放棄的堅韌與永不屈服的精神，不僅給了身處法西斯肆虐之中的全世界人民以鼓舞和信心，也讓西方國家看到了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實力與潛力，以及與中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的意義與價值。

早在1941年6月12日，英聯邦國家就與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在倫敦簽署同盟國宣言；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範圍進一步擴大，美英迫切需要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戰爭，兩國首腦於8月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的阿金夏海灣的奧古斯塔號軍艦上舉行大西洋會議，13日簽署《大西洋憲章》，並於次日公佈。9月，在倫敦召開了討論大西洋憲章的同盟國會議，主要是一些歐洲國家參與，《大西洋憲章》成為這些國家抗擊法西斯的綱領。9月24日，蘇聯宣佈接受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9月29日—10月1日，美英蘇在莫斯科舉行三國會議，討論美英向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和戰略物資分配問題。然而，在這些協調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國際議程中，沒有中國的參與，也沒有人關注中國。

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引發了國際形勢鉅變。美國正式參戰，法西斯不斷擴大侵略戰爭，促進了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最後形成。1942年1月1日，包括美英蘇中在內的26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並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宣佈接受和同意大西洋憲章所載宗旨和原則作為參戰的共同綱領。但這個宣言的簽署卻有所不同，根據羅斯福的設想，1月1日先由美英蘇中四國簽字，這四國成為“四警察”，負有維持戰後世界格局的責任；1月2日，再由其他22國按照字母順序簽字。這是中國第一次參與重要國際議程，並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此後，1943年11月22日—26日的開羅會議及隨後於12月1日發表的《開羅宣言》，以及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意志和利益。

而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聯合國的成立及中國在其中的貢獻。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蘇四國在莫斯科發表《普遍安全宣言》，聲明有必要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1944年8月-10月，蘇美英三國和中英美三國代表先後在華盛頓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提出了組織聯合國的方案，並擬定出《聯合國憲章》的基本輪廓。1945年4月25日，包括中國在內的50餘國代表開始在舊金山舉行“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從4月到6月，歷時兩個月，50多個國家對《聯合國憲章》進行了充分討論，並於6月25日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10月24日正式生效。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還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恢復正義：從紐倫堡審判到東京大審判

二戰臨近結束，如何處置在法西斯戰爭中犯有罪行的“軸心國”軍政人員，國際社會進行了熱烈的爭論。在許多國家主張以牙還牙，甚至主張活埋、虐殺的情況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堅持必須舉行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他尖鋭地指出：如果你們認為在戰勝者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麼，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這位雄辯的法官最終勝利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也隨之誕生。中國實際上支持了這種觀念，《波茨坦公告》第10條規定，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

1945年10月18日，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審判在柏林舉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國紐倫堡城。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結束。在這場審判中的被告共計22名，均為納粹德國的軍政首領。另外包括德國內閣在內的6個組織也被調查和判決，其中3個判決為犯罪組織，另外3個則無罪。

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國統帥部根據同盟國授權，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佈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又稱東京審判）。根據該憲章，由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印度、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和澳大利亞11國代表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4月-1948年11月對日本主要戰犯進行了東京審判。審判於1946年5月3日開始進行，1948年11月12日結束，歷時兩年半。這次審判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判決書長達1231頁。雖然審判活動受到美國的非法干預，許多日本戰犯未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仍然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罪行進行了揭露，並宣判25名被告有罪。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舉行了對在押日本戰犯的瀋陽審判和太原審判。

對戰法的審判從法律上再次宣佈和確認日本發動的對華戰爭的侵略戰爭和法西斯戰爭的性質。1951年9月8日，日本在與美國等48個國家簽訂的媾和條約第11條明確承認：“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通過審判而不是以暴制暴，是人類恢復正義的一次重要努力，也是正義的進步。

國際法治：從弱肉強食到不以武力相威脅

在人類歷史上，儘管中國古代曾經存在規制邦國關係及規制戰爭的禮制，但人類一直沒有找到處理國與國關係和制約戰爭中無節制暴力運用的良方。尤其是西方歷史上的宗教、種族戰爭，殺人盈城，屠殺滅族，史不絕書。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西方開始構建民族國家，逐漸以主權來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重要工具，但仍然不能解決戰爭及戰爭中的暴力濫用問題。兩次世界大戰，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外，便主要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爭奪霸權的戰爭。

西方世界挑起和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有史以來最深重的戰爭災難。一戰之後，西方曾經試圖探索構建國際組織來促進國際聯合，但在殖民爭霸的大背景下，“國聯”很快歸於失敗。二戰給人類造成了更深重的災難，也促進了人們思考。二戰後，國際法治最大的變化就是聯合國的成立及《聯合國憲章》的簽署。正如人們所公認的，《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要避免人類再遭受慘不忍睹之戰禍，確立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體系，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求獨立、求平等、求和平的強烈願望與國際關係發展規律，對戰後世界和平的實現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亦有其不可動搖的法律價值。

而實際上，在整個二戰之中，不僅有戰場上血肉模糊的殲滅戰，也有戰場背後談判桌上政治家和法學家們的努力，從《聯合國家宣言》、《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一直到《聯合國憲章》，都有中國人的努力與貢獻。二戰一結束，又是中國明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這都是對國際法治、國際秩序及國際和平的貢獻。

人權文明：從以德報怨到《世界人權宣言》

二戰中，中國不僅表現出了勇敢、堅韌和犧牲，更表現出了寬容、慈悲和人道。這個貢獻，主要體現在戰後對日僑的人道遣返，以及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和制定過程中。

日本為了徹底侵略中國，曾經向中國東北等地移民達150萬人以上，其中許多人手中都曾經沾過中國人的鮮血。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但是，戰敗的日本關東軍置百萬移民於不顧，倉惶撤退，將大量的移民遺棄在中國東北，造成所謂遺華日僑問題。對於這些人，日本在1993年後的稱法是：中國歸國者、殘留日本人、中國殘留日本人、中國在留邦人等。日本厚生勞動省將這些日本軍隊從中國大陸撤退和遣返期間、被中國人收養的未滿13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但是將那些13歲以上的為了生存或自願進入中國東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視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留在中國“滿洲”的，進而剝奪了殘留婦女的日本國籍，並且不列入援助回國的對象。從1945年，直到48年後的1993年，才最終取消這種差別，將遺孤和遺留婦女一同視做歸國的援助對象，統稱為“殘留日本人”。

為了遣返日僑，中國展現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可貴的人道精神。1946年，在剛剛擺脱日本魔爪，曾經數千萬人飽受日本屠刀肆虐的中國，勝利的中國人民沒有以暴易暴，而是以中華民族的寬容和仁慈，向日僑伸出援助之手，迅速安排日本僑民回國，這一點就連日本人編寫的《滿洲國史》也不得不予以承認:戰爭後期，生活必需物資緊張……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反感情緒不斷增長一事乃是事實……但是，並沒有因此發生對日本人進行民族報復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國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慘處境，救濟危難，庇護以安全，或者主動給以生活上的幫助的事例層出不窮。

在當時，中國戰後經濟凋敝、物資極度匱乏，即便如此，仍然調配了大量的糧食、燃料、藥品和運輸工具。據相關記載，葫蘆島這塊曾長期被日本侵略者蹂躪的土地，還沒來得及醫治自己的戰爭創傷，就向遣返的日本僑民伸出援助之手，接納了105萬敵國的僑民，讓他們從這裏踏上歸國之路。而對比鮮明的是，直到1946年末，美國扣留了將近7萬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勞工，用於逐步淘汰在菲律賓羣島、沖繩島和太平洋海域的戰時設施。在戰勝國中，中國人的博大胸懷與人道精神，可謂彪炳日月。安倍晉三在2015年8月14日極盡油滑、扭捏狡辯、遮遮掩掩、冥頑不化、毫無誠意的談話中，雖然避重就輕地提到並感謝“在中國被殘留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兒童得以成長”並返回日本，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中國人博大的胸懷和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14年抗日戰爭，中國人付出了3500萬人傷亡、南京大屠殺、人體細菌實驗等慘重代價之後，中國法庭先後僅僅通過審判追究了300多人的法律責任，其中判處死刑案件僅110件，反而遣返日僑日俘300多萬人，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人道主義遣返奇蹟。這是何等寬闊的胸懷，何等崇高的人道精神！

二戰的另外一個成果是《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和全世界對人權事業的重視。《聯合國憲章》生效不久，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就建議經濟及社會事務理事會立即成立人權委員會，以制定一份“國際權利法案”，並於1946年2月12日得到聯合國大會的批准，四日後，人權委員會正式設立。1947年1月27日-2月10日，在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成立了一個由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埃莉諾、中國代表張彭春和黎巴嫩代表的三人委員會，負責起草宣言草案，但沒有取得成果。3月24日，羅斯福夫人任命了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個國家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並得到經社理事會的批准。1948年9月-12月，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上，先後經過大會第三委員會和大會討論，於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中國代表張彭春居功至偉。經盧建平、鞠成偉、黃建武等學者的研究，張彭春在《世界人權宣言》制定中的貢獻已經基本清晰。1946年1月，張彭春赴倫敦，擔任聯合國創辦會議的中國代表，會後他被任命為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的中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直接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張彭春認為，儘管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人權目標。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次演講中説：“世界上已有35部或40部憲法有了人權法案，這一事實表明，儘管各國的人生觀或思想體系不同，達成協議是可能的。”

在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張彭春經常成功地調解爭端，挽救了宣言的起草工作。這主要表現在兩點：第一是打破西方中心主義，使《世界人權宣言》體現更多國家和民族的經驗與價值。《宣言》草案第一條原本帶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引起各國的疑慮。張彭春認為，各國代表在此問題上應保持平等、寬容的態度，“因為我們都不希望一個作為保護和尊重全人類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觀念過於狹窄”，張彭春説，“宣言應該既反映出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應該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在張彭春等人的努力下，起草委員會刪除了“本性”一詞。他還建議將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譯成conscience（良心）一詞，為各國代表認可，從而寫入了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這就使得《宣言》第一條所體現的國際人權體系並不是建立在任何單一的宗教、文化、倫理或是人性的基礎之上的。

另外一點是，調和爭端，在美蘇冷戰激化之前促進了《宣言》的通過，避免了《宣言》可能流產的命運。1947年6月，在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就產生了爭議，即將訂立的這個人權文件是命名為“公約”，還是“宣言”？如果是公約，就意味着具有國際法的效力，而如果是宣言，則只具有道德號召的意義。後來，還有些國家爭議，如果採取宣言形式的話，是否會修改或否決聯合國憲章呢？或者是否所有成員國都必須簽署世界人權宣言，因而使世界人權宣言符合國際法呢？有些國家的代表堅持主張要賦予該文本以法律約束力，以保障國家權力下的柔弱的個人權利，而有些國家對這樣的規定卻疑慮重重。有鑑於此，張彭春提出了“先宣言、後公約”的折衷建議：成員國可以分別簽署宣言，然後使宣言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 （1966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定名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通過任擇議定書這種形式來貫徹宣言的精神。這種解決方法，既保護了人權宣言的完整性，也尊重了成員國的國家主權。更重要的是，這個方案大大縮短了宣言提交討論的時間，否則，隨着後來美蘇冷戰與國際形勢的複雜變化，它的命運恐怕會有很大變數。

根據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表明，《宣言》宣佈的30個條文及一個序言中，張彭春直接作出貢獻的就有11個條款，包括人權基礎條款、反歧視與平等保護條款、社會權利條款、權利限制條款等。而且很顯然，作為委員會副主席，他對其他條款肯定也有重要貢獻。正如聯合國 人 權 司 第 一 位 司 長 約翰·漢普萊(John Humphrey)所言：“他是折衷藝術的大師，通過引用孔子的名言，總是能找到方法，使我們的工作免於陷入僵局。” 人權委員會主席埃莉諾·羅斯福則認為：“張彭春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了極大的歡樂，因為他具有幽默感，從哲學的角度考慮問題，幾乎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夠引述機智的中國諺語來應對。”而他的外交才能顯得更為重要。作為“協調中國和西方的藝術大師”，他“講求實用”，“隨時都有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

怎麼看待中國對國際法治與文明的貢獻

作為一個正常的中國人，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迄今不能正確對待歷史的日本當權政要。但是，我們首先必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承認事實、接受現實。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之後，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梳理和總結中國在戰場之外的努力與貢獻，尤其是為戰後國際法治、國際秩序、人道和平、人權文明上所作出的貢獻，儘可能爭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主導權，將中國在反法西斯的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轉化為今天我國在國際秩序中所應該擁有的地位與優勢，並從中贏得全世界對珍愛和平的最大共識。

第一，維繫戰後一系列國際法所確認的於我有利的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法律秩序。

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為核心和基礎的一系列國際法文件，形成了完整而緊密的有國際法效力的制度體系，是同盟國戰勝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之間結束戰爭狀態、構建亞太戰後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這套體系和秩序一方面確認了日本侵華戰爭的侵略性質和法西斯性質，以及中國與當時世界各盟國對日本作戰的正義性，也是戰後對日本進行一系列領土、內政和國際地位安排的法理基礎。根據“條約必須信守”的國際法原則，無論是當時共同簽訂《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中、美、英、蘇各國，還是宣佈接受這兩個文件的日本，都不僅不能否認其法律效力，還應該切實遵守和履行其條款。任何國家都不能因一己私利食言而肥，不能對同一個國際法文件的態度前後大相徑庭。這與國際法上另外一個重要的“禁止反言”原則也是一致的，當事人不得否認自己先前已確認或以行為加以肯定的事實，如此才能合理約束國家協議當事方、維護國際法的法律效力和穩定性。

第二，爭取中日近期圍繞東海、南海及一系列國際議題爭議或爭端中的話語主動權，同時，申明戰後以美國為首對日媾和的《舊金山協議》涉及中國條款的無效性，從而在中日之爭中取得道義優勢。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了減輕自身軍事壓力、把日本打造成反共堡壘，改變了對日態度。美國不僅允許保留天皇制度，導致以日皇裕仁為首的、包括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朝香宮鳩彥王等在內的日本皇族戰犯沒有得到應有的審判；還進一步扶持日本，將包括正在服刑的甲級戰犯在內的許多日本戰犯陸續釋放，其中不少人還被日本政府“赦免”。這些戰犯重返社會後成為鼓吹軍國主義的急先鋒。比如，早在1957年2月，曾為甲級戰犯嫌犯的岸信介任首相時就圖謀修改和平憲法，但遭遇失敗；而一個甲子之後，他的外孫安倍晉三又在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和亞太和平。

1951年9月8日，在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的情況下，美英等國與日本簽訂片面的所謂“對日和約”（簡稱“舊金山和約”），美國還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52年2月29日和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兩次發佈文件，擅自擴大託管範圍，非法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裹挾其中。此後，日本便妄圖以“舊金山和約”取代《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為竊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尋找所謂的“合法”依據。在某些國家的默認甚至背書下，日本公然違背《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在釣魚島問題上頻頻挑起事端，並且在背離和平憲法的右傾立場上越走越遠。2012年安倍晉三上台後，更是實施了一連串政治軍事冒險行動。2014年7月1日，安倍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部分解除對行使集體自衞權的限制，在事實上架空了和平憲法。2015年7月15日，日本眾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憑藉自民、公明兩黨的贊成票，表決通過了以解禁集體自衞權為核心內容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安保法案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自衞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綜合構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二是隨時允許為應對國際爭端的他國軍隊提供後方支援的新法《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所謂集體自衞權，指的是在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即使日本沒有受到直接攻擊，也可以一起反擊的權利。在安倍政權通過2014年7月的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政府的憲法解釋之前，歷屆政權均採取了“雖擁有權利，但無法行使”的立場。安倍及日本右翼政客一系列錯誤而危險的言行，蓄意破壞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妄圖顛覆戰後亞太國際秩序，嚴重威脅了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而，不能不引起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欺凌的廣大亞太國家和人民的警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美、英、蘇等國付出巨大犧牲才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構築起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聯合國憲章》等為基礎的戰後國際秩序。面對日本右翼勢力蓄意混淆視聽、違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破壞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企圖否定戰後國際秩序、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傾向，國際社會要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就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妥協地與其一系列政治軍事冒險行動作堅決鬥爭。

（本文原載於《紅旗文稿》201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