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挺“柱”的理由已超乎選舉

洪秀柱“閉關”復出一個月後，藍營冒出“換柱”大戲，距離2016大選只剩3個多月，不禁使人好奇：藍營會使出比2004年“兩顆子彈”還更新奇的造勢方法嗎？這場“換柱”大戲，依據藍營內部機制，至少可延燒到10月下旬，還可依據形勢與成效，決定是否加碼，橫豎歹戲拖棚是免不了。

朱立倫説了大白話，“選舉不是隻為宣揚理念，也要考慮台灣主流民意、“立委”席次甚至是黨的生存”；“一個政黨、一場選舉，不能只為了理念，不能只顧個人成敗，不考慮其他“立委”候選人，尤其是“立委”席次…”。一個月前，洪秀柱的出關聲明強調選舉政治要講“真誠”，她説國家病了、民粹有罪云云，把個聲明會搞成品德教育的佈道大會，她仍寄望於勝選與人品是正相關，這就讓藍營大員更“患柱”了。藍營大員的選舉思維不外乎民調、派系奧援、資金多寡、選後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等；當然，這一切都濃縮在藍營主席説的“台灣主流民意”。可洪秀柱在4月下旬率先領表參選後，就標舉和平、開放、均富、道德4條路線，這4條路線的文化、技術、經濟和政治脈絡，無一不與中國相關，這就違背藍營主席説的“台灣主流民意”了。

選舉是體現民意的一種工具，但不等於候選人聲稱的“人民當家做主”。早在上世紀四○年代，美國學者熊彼德就坦承民主政體並不把人民當家做主放在首要；作為一種政治工具，西方民主“不是也不意味任何明確意義上的人民統治；民主僅僅意味着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要統治他們的人……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約瑟夫‧熊彼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所以人民在政治學上就是選民，其旨在選主，而非做主。更重要的是，選主儘管能代表民意，卻未必能回應民意。選主出身的李、扁、馬三位，是否回應了“台灣主流民意”？又能多大程度地體現“台灣主流民意”？很值得商榷。何況，民意或民調是可操控的，例如“一邊一國”、“一中各表”、“維持現狀”，無一不是政治權力作用下的“台灣主流民意”。它體現的是選舉政治的作用力，而未必是對民意的回應，甚至未必足以代表民意。

18世紀的盧梭以英國選舉為例，認為選民只有在選舉期間才是自由的；一旦選出議員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也就是説，選舉存在悖論，人民選主來役使自己，顯然不是民主的本意。而既然勝選未必能回應甚至代表民意，那麼“台灣主流民意”又是什麼？是自覺的？自主的？人造的？實存的？虛構的？原生的？派生的？若朱立倫説了算，或者蔡英文説了算，那又算什麼民主？民調高低説明的是候選人政治背景和作用力的大小，洪秀柱既不訪美，也不訪日，甚至不訪陸，她憑什麼在島內參選？沒有朱系、王系、馬系、吳系……奧援，她怎麼“全力團結爭取勝選”？如果勝選就意味“台灣主流民意”的體現，則恰恰説明“台灣主流民意”是大國角力和黨派利益分配下的產品，從而説明“台灣主流民意”的非民主性。那麼，洪秀柱的4條路線反而成了台灣的民主方向；她若被換掉或敗選的台灣民主意涵，從而也就不言可喻了。

李光耀説過台灣民意或民調是沒有意義的操作，正是從包藏人造而派生的“台灣主流民意”的宏大結構來説的。若去年台北學運意味“台灣主流民意”的展現，那麼它的進場和收場就説明美國意志才是“台灣主流民意”的作用力；馬英九既然説了不算“台灣主流民意”，洪秀柱又豈能滿足“台灣主流民意”？正因為她的非“台灣主流民意”，才會走向與藍營高中課綱屈服於“慰安婦自願論”和“日本殖民合理論”相反的道上。也正因為“台灣主流民意”是沒有意義的反民主操作，所以統獨民意支持馬扁上台的結果卻是不統不獨；“維持兩岸現狀”與其説是代表蔡英文等人的“台灣主流民意”，毋寧謂是太平洋兩岸大國對比下的當前侷限。洪秀柱體認到這種侷限將促使台灣無所作為地趨向疲軟，或因而導致分離主義驅使台灣走向“殉道”之途，所以她的和平主張沒有顧及到作為“台灣主流民意”真相的華府、東京、黨派、“立委”……也就是説，洪秀柱把2016大選當作理念平台，當作改變藍營生態和台灣生機的唯一救贖，所以她不去華府“闢室密談”，也不去東京尋求“安全合作”。她的類宗教情操是可敬的，她的政治侷限又是可憫的。

報載藍營中常委指控洪秀柱有兩大“罪狀”：一是洪説“我不能説中華民國存在，否則就是兩國論”；二是洪説“一中同表”，違反藍營主張的“一中各表”。據説這些藍營大員還強調國民黨根本沒有“終極統一”的論調，並以一級主管將集體請辭相要挾“換柱”臨全會的提案必須通過。這就反面説明了洪秀柱理念的侷限性。

洪以忠貞國民黨員自居，若藍營再因她的參選作為而分裂，那麼藍營註定的敗選大石正好找到下井處，而朱、王、馬、吳的政治責任就有了替身，他們會持續“洪秀柱何以不能相忍為黨”的責問以成全自己的內省不疚，至於原就失卻中心思想的藍營各色成員也將因敗選效應的擴散而紛紛轉向“打柱”風潮。或許這是洪秀柱個人準備好的悲壯畫面，但回顧自己4條路線的美好願景時，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忠於一個失卻中心思想的陣營原就可悲，何況是落個替人脱罪的政治工具而已？洪若忠於孫總理思想，意圖重振黨的格調，就不妨明確共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孫中山遺囑，從委屈於“一中各表”的逃避主義路線返回初衷。教育的機會遠比勝選的機會還重要，“台灣主流民意”正需要一次超越選主勝負的民主教育，而洪秀柱是這次歷史際會的承擔者。這種承擔的意義，遠大於選舉勝負和“台灣主流民意”，因為它可能成為改善台灣民主的關鍵。

藍營大員口中的“中華民國”只是權力鬥爭的託詞，為了選舉需要，綠營大員也紛紛轉向“中華民國”歸隊輸誠。他們每天面對國旗和國父遺像而不知所謂，心裏念想着教廷的外交、奧巴馬的軍火和安倍晉三的自衞隊；國歌、國旗歌裏的中國意識屬於考古遺物，而非政治與道德的聯繫。朱立倫指稱洪的兩岸政策背離“台灣主流民意”，説白了不過是指民調數據。然而在這方面，朱的表現毫不遜色。他説當初不領表參選2016，是為了對新北市民的承諾與黨內團結。可黨內渙散與失去民心恰恰始自朱立倫算計下的不作為；半年後，同一個朱立倫卻説要責無旁貸地團結黨內與回應民意，可能嗎？根據“台灣指標民調公司”在今年3月的統計，朱在自己連任的新北市“總統”民調支持度只有24%，還低於蔡英文的28%，且遠不如35%的“柯宋配”。那時洪秀柱還未出馬，朱在藍營中的人氣最高，尚且當仁照讓如彼。而今年9月底，《經濟日報》進行並公佈的“六都施政滿意度調查”，朱立倫轄下的新北市以52.8%的滿意度墊底如此，既不如綠營執政的高雄(74.3%)，也不如登革熱疫情籠罩的台南(73.5%)。以這般所謂“對新北市民的承諾”成績來看，一個星期後，朱卻突然説要去承擔參選責任，豈不背離“台灣主流民意”？

在政壇上，“台灣主流民意”就跟“中華民國”一樣，只是選舉修辭和鬥爭工具。洪秀柱不過是擋了藍綠大員的利益，擋了藍綠美日高層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從而是擋了選主們即“台灣主流民意”的財路，因此她只能被要求閃邊。兩岸對立（或現狀）產生包括軍火買辦在內的台美日政商學媒的巨大利益連結；當然，兩岸和平發展也對台灣產生巨大利益。但後者對那些聯外買辦階級卻是弊大於利，因此他們唆使“台灣主流民意”阻止兩岸進一步深化交流，造成一種兩岸高層利益勾結，而台灣基層百姓卻被剝削的視聽印象和政經結構。從一條線到一張卡，每一步都有人為的反應機制轉化成恐懼和仇恨的集體情緒。其中，“中華民國”或“民主自由”就是他們屢試不爽的唆使工具，那是藍綠共構“台灣主流民意”的材料，而添料的是華府和東京。所以，大陸多年來不斷加碼惠台，而成效不如預期，正是扞格於教唆“台灣主流民意”的工具使然，國台辦又能奈它何？

洪秀柱的“失言”，藍營大員指控的“罪狀”，就緣於洪秀柱真誠嚮往兩岸和平，她並意識到統一是兩岸真正和平的保障。於是，她的理念和她自居忠貞國民黨員的認知作對，又和她身處的“台灣主流民意”作對，並因而困擾自己的理念，而改口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派”。可以預見的是，洪將繼續面對自我作對的矛盾，但藍營高層這波“換柱”作為，可能讓她失去作對的機會，也可能激化她堅持面對的勇氣，甚而促成她的思想解套，雖然藍營大員在乎的只是她的兩岸和平擋了兩岸現狀的紅利。親藍媒體作態説“讓同志戰死營內是可恥的”，然後暴露“朱洪配”的底牌。且不論朱在新北市背離“台灣主流民意”的政績，洪的民調支持度一直維持在低於蔡英文兩成，“換朱”只是坐實藍營低民調的應然，而換不來勝選的必然。且洪、朱理念有別，配起來不是1+1，而是1-1。當然，藍營如今只在意“立委”席次，那是“台灣主流民意”的重要組成，可寧願“戰死沙場”的洪秀柱退讓到這一步的可能性不高，選民也未必買“朱洪配”的帳。於是，定調絕不會與黨中央撕破臉、絕不會脱黨參選、絕不會交換條件的洪秀柱，只能選擇黯然棄選，她的存在意義就是曾為藍營選情平添談資。

反之，若出現洪脱黨參選的變量，那麼洪秀柱真要有“戰死沙場”的準備。過去美國總統林肯和肯尼迪被刺殺前，都出台過妨礙“美國主流民意”、實則是擋了金融資本家財路的政策。“兩顆子彈”若因而像洪秀柱參選那般，弄假成真就不是危言聳聽了，槍擊案並不會拒絕“民主自由”或“中華民國”。當然，這種事只會發生在洪秀柱選情發展到威脅參選對手的情況下。就這個意義來説，“挺柱”的選民是愛柱還是害柱，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洪秀柱的困境在於當前台灣的選舉和體制承載不了她的理念和情操，而台灣是否善政良制卻又取決於她能多大程度地實踐那種理念和情操。

總的來説，不論台灣民主良窳，只要選舉制度存在島上，它就是大陸的政治參照，這是它本身具有的教育意義。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