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俄武官王海運教授：中俄關系很重要，輿論引導要加強

去年普京收回葉卡捷琳娜的嫁妝克里米亞，今年俄羅斯空軍叱吒敍利亞，佔盡地緣政治主動，令西媒一片憤怒。俄美歐暗戰白熱化，而在另一邊，從黑海之濱的索契冬奧會，到天安門廣場的勝利大閲兵，中俄兩國高層之間頻繁互動，連創外交高峯。中國主流媒體也熱情報道中俄互動，支持中俄關系深化，不過在網絡輿論場上，“唱衰”中俄關系的聲音卻不時泛起。相比中俄關系，似乎只有普京的個人形象更能吸引網絡大眾的眼球。這一方面有中俄語言文化差異、歷史恩怨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外部勢力及國內親西方勢力的偏執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容低估。在全球輿論場，俄羅斯雖經蘇聯解體、政權西化和經濟私有化等劇烈變革，但是依然無法逃脱被西方媒體妖魔化的命運，這種狀況也影響到國內輿論。

王海運少將曾多年任中國駐俄羅斯陸海空軍武官，長期關注中俄關系的發展，更是注意到輿論場的扭曲現象。9月18日晚，他在國際關係學院為在座師生做演講，不僅條分細縷中俄關系的方方面面，而且論及國內部分輿論與國家外交運籌出現錯位的深層原因。

王教授談了四大問題：俄羅斯在我國戰略全局中的重大價值；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戰略基礎；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路徑；加強涉俄輿論引導問題。

王教授在把當前國際關係格局定位為“準多極世界”之後，從周邊發展環境到國際戰略處境，多角度地分析了中俄戰略處境的相似性、戰略利益的相近性、戰略理念的相通性、戰略優勢的互補性，並且指出“這在中俄與各大國關係中絕無僅有”，是兩國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不斷深化的重要戰略基礎。中國要建設睦鄰友好帶、安全穩定帶、經濟合作帶離不開俄羅斯的支持。他回顧歷史，指出1990年代之前的中俄對峙給雙方都造成巨大代價，更是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財政原因。

王教授的講話鮮明地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傳統政治智慧。他開篇就引用了毛澤東主席的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王教授指出，“在複雜多變的當今國際關係中同樣必須解決誰是我們的朋友、夥伴，誰是我們的對手這一重大問題”。他特別強調，中國要崛起為世界強國，必須縱橫捭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造“睦鄰友好帶”、構建“緊密朋友圈”，而俄羅斯因其具有獨特的地緣戰略地位必然成為我國發展“戰略關係”的優先選擇。

王教授認為，大國間發展戰略關係的關鍵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他感慨中美之間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艱難：美國可以承諾“不衝突、不對抗、合作共贏”，但是在“相互尊重”問題上總是支支吾吾。沒有相互尊重，不相互尊重大國國格，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搞成“領導者”與“跟班”、“主導”與“被主導”關係，談何“新型大國關係”？今天的中俄關系就做到了“相互平等、相互尊重”，這與兩國對美國的關係有很大不同。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一是明確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王教授沒有泛泛而談，而是直面很多具體問題，不迴避雙方的利益衝突，比如中國引進俄羅斯軍事技術並消化之後，在武器出口市場可能會擠佔俄羅斯份額，從而引起俄羅斯的擔憂。中國會充分考慮如何緩解這種衝突。

他指出，21世紀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將來自於海洋方向，主要經濟活動也將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海洋空間。他完全贊同十八大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認為中國應當發揮陸海兼備的獨特地緣戰略優勢，並且為此努力構建陸上戰略縱深、戰略依託，而深化對俄關係在此問題上的戰略意義尤其突出。

他沒有明説海上安全威脅來自何方，但是卻提到曾經和國內美國問題專家有過辯論，對方認為美國沒有遏制中國，王教授不贊同。王教授的核心思維是：不要看他説了什麼，而要看他做了什麼。大量的事實放在這裏，不是遏制又是什麼？美國正在以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加緊進行全球戰略佈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矛頭直指中國。王教授還對美國人講過：“如果説‘重返亞太’是為了利用亞太經濟快速增長的機遇，我們不僅應予理解，而且應當歡迎。但是，美國的‘再平衡’卻是要‘平衡’中國、制約中國。”王教授向美國人指出，美國在此問題上犯了三大錯誤：一是扶持公然否認侵略罪行、顛覆二戰歷史、企圖向其侵略受害國反攻倒算的日本；二是大搞軍事優先，強化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三是拉幫結夥、擺弄是非，製造矛盾、挑動衝突，對中國大搞戰略圍堵，成為中國的“主要麻煩製造者”。王教授認為，中國要打破這種戰略圍堵，一方面要努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同時必須與遭遇類似挑戰的大國聯手合作、共同應對霸權壓力。俄羅斯曾經努力融入西方，但是卻遭到了西方的冷遇和戰略擠壓。“俄羅斯對美國不再抱有幻想，這一點普京10年前就講過。中國是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又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大國，對發展中美戰略關係美更不能一廂情願。能夠做到減少衝突、儘可能合作，也就謝天謝地了。”他也不迴避中俄關系的複雜性，不僅談到兩國之間的歷史恩怨，而且談到中俄國界談判的艱難，談到俄羅斯的大國主義和勢力範圍思維。他強調，國家關係以國家利益特別是戰略利益為主導，必須努力尋求戰略利益的契合點，增信釋疑、化解分歧。

在筆者看來，國際關係是以國家現實利益為主導的領域，而不是憑願望、愛心、價值觀擺佈的領域。價值觀不能當飯吃，即便在自然資源利益上，王教授也看得長遠，他特別談到中俄在發展要素方面的互補優勢。如果中俄在自然資源利用方面能夠展開互利合作，俄羅斯豐富的能源資源、淡水資源和土地資源有望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助上一臂之力。“僅貝加爾湖的淡水資源就佔到世界淡水資源的1/5，隨着全球氣候的變化，20年、30年後可能出現全球淡水危機，到那時水資源保障問題可能比油氣保障問題還要棘手。”

對於美國人提出的G2、“中美共治”，王教授談到，俄羅斯曾有人擔心這種説法會不會導致俄羅斯的大國地位被貶損。王教授看出美國戰略家提出這個概念的用心，那就是戰略上“將中國納入美國的軌道、讓中國擔負起美國賦予的責任，經濟上則繼續‘中國丈夫掙錢、美國老婆花錢’的不平等關係”。王教授對俄羅斯人講，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將會堅定地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站在一起，不會為了去當美國的“跟班”而背離老朋友。王教授的一些表述非常直接，有些修辭甚至不是那麼悦耳。但忠言逆耳，這個老者在講台上有力的演講，讓筆者不由想到最近蜚聲國際的科幻小説《三體》，其中滿腔愛心願望、排斥敵我意識的程心女士卻因為無當的愛心而在生死攸關時刻毀滅了人類，而小説中以章北海、羅輯、維德為代表的“古人”，卻以其看似冰冷的理性決斷保護共同體的利益所在。

在現實主義之外，王教授也沒有迴避價值觀問題，指出中俄在價值觀上存在相近性：俄羅斯的“主權民主”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俄羅斯的“可控市場經濟”與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着很多相通之處。俄羅斯搞了三權分立、多黨政治、票選制度，但是西方大國仍然將其斥為“專制國家”。俄羅斯曾經極力“走向西方”，但是卻被西方大國重新劃為“東方”國家。特別是在民主選擇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民主發展的階段性、民主與穩定的關係等問題上，中俄的戰略理念廣泛相通。

王海運注意到了中俄在外交風格上的不同。他説：“中華民族具有耐久力，遇事低調、行事謹慎，外交上擅長太極；俄羅斯人具有爆發力，行事張揚、喜歡當頭，外交上擅長拳擊。中俄一柔一剛、剛柔相濟，可以組成絕佳搭檔。兩大國聯起手來、互為依託、互予助力，可以抵禦任何國際風浪。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還必須增信釋疑，增強對戰略利益相近性的戰略認知。”

由於時間關係，王教授準備講的輿論引導問題沒來得及充分展開。但他對輿論場上的亂象顯然很瞭解。比如中俄油氣合作問題，有人大談中國與俄羅斯簽署天然氣世紀大單是在“白白給俄羅斯送錢”，是在“出賣國家利益”。王教授尖鋭地指出，這些人要麼不瞭解天然氣交易價格與國際油價掛鈎的基本常識，要麼在故意製造混亂、抹黑政府。他感到費解的是，一些唱衰中俄關系的言論甚至是無中生有的謠言竟然如此暢行無阻，批駁聲音卻十分微弱。他痛感國家輿論陣地的喪失，呼籲加強輿論引導，增強輿論場上的正能量。

筆者在向王教授提問時表示，輿論場上的亂象並非僅僅是戰略意識的問題或者某些勢力的陰謀導致，還與中產階級的心態有關。今天，不僅大眾文化領域的主導權在中產階級文化人手中，各國的政治運動主體也越來越多由中產階級擔綱。從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到港台的雨傘運動、太陽花運動，中產或者小資成為運動主體。他們有自身的政治訴求、價值觀和侷限性，天然地會親西方而缺少地氣。那麼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又是如何看待中國呢？王教授表示，他所接觸到的俄羅斯精英越來越看好中國。“俄羅斯中產階級對中國是不是有所向往呢？現在還談不上。相比歐美文化，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度還不夠。但是，他們對中國的發展越來越看好，甚至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

在筆者看來，政治、經濟層面上的“看好”，和文化、精神領域的親近不是一回事，正如小説《三體》雖然大獲成功，但是其中對“程心”的塑造卻遭到了現實生活中密佈的“程心”們的抗議。在今天的世界，政治、經濟已經與日常生活感覺、大眾傳媒偏好深深交織在一起。沉溺於日常生活感覺的今人，不可忘乎所以地丟卻“古人”決斷、長遠的政治智慧，而古人的智慧也需要更巧妙地融入生活、召喚今人，任重道遠。王海運少將以古稀高齡，不僅熟諳傳統政治智慧，還能如此關切“今人”的輿論，令人感慨。（觀察者網餘亮北京報道）

以下是王教授發言全文：

俄羅斯在我戰略全局中的重大價值及涉俄輿論引導問題

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四期

演講者：王海運

受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領導的委託，我今天就中俄關系與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和老師們做一次學術交流。大家都是學習和研究國際關係的，對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如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都非常關心。希望今天的講座能夠引起大家的思考。

我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在國際關係中也是必須解決的大問題。在複雜嚴峻的大國關係中，誰是我們的夥伴、朋友，誰是我們的對手？如何構建“緊密朋友圈”、“全球夥伴關係網”？是我們運籌國際關係、為中華崛起保駕護航必須解決的大問題。

談到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要説到我們的大鄰國俄羅斯。俄羅斯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對手？我們應當如何運籌對俄外交？這些問題既關係到大國關係，又關係到周邊外交，不能不認真思考。我從參加工作開始，幾十年和俄羅斯打交道，對俄羅斯在中國國際戰略全局中的重要性、俄羅斯因素的複雜性深有體會。這個國家既重要又複雜，要搞好對俄關係必須加強對俄羅斯的研究。今天跟大家交流的目的也就在這裏。

我想請大家注意一個情況：中央高度重視對俄關係，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去年普京總統訪問上海時兩國元首發表的聯合聲明核心思想就是將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向“新階段”。這是我國對外戰略的重大決策，意味着兩國關係的進一步強化、戰略協作的進一步深化、務實合作的進一步擴展。兩國領導人都高度評價中俄關系，並且對兩國關係的發展充滿信心。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國際格局發生了劇烈變動，給中俄關系的進一步深化帶來了重要機遇。但是與此同時，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國內輿論場上，對俄羅斯的議論卻出現嚴重分歧，唱衰中俄關系的聲音很高，外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挑撥中俄關系，對我國外交運籌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干擾。所以，有必要深入思考中俄關系對於中華崛起的戰略價值何在？深化中俄關系的戰略基礎何在？國內輿論與國家外交戰略為何出現錯位？應當如何深化中俄關系，如何為國家外交運籌增添正能量？這些都是擺在從事國際關係學習和研究的人們面前不可迴避的問題。

今天主要談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俄羅斯在我們戰略全局中的重大價值；第二個問題是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戰略基礎；第三個問題是如何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路徑在哪裏；第四個問題是對於輿論場上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俄羅斯在我國戰略全局中的重大價值。

俄羅斯是我們的最大鄰國，同時又是與我國戰略處境最為相似、戰略利益最為相近、戰略理念最為相通、戰略優勢最為互補的世界大國。在我們與世界各大國關係中，這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説，俄羅斯對我國的國際環境、周邊環境的影響直接而且重大，俄羅斯在我國戰略全局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價值。我幾十年研究俄羅斯，越來越感到俄羅斯因素對我們戰略全局的重要性。具體説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俄兩國互為最大鄰國。

這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長達4300公里的共同邊界對於兩國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在數百年的中俄關系史上，兩國既有因睦鄰友好而在安全和發展上受益的成功經驗，也有因相互敵對而在安全和發展上受到嚴重損害的深刻教訓。冷戰中後期的中蘇對抗，顯然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羅斯前駐華大使曾經説過，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單是直接軍費支出就高達2000多億金盧布，在當時摺合3000多億美元。我方也同樣也因中蘇對抗而受到嚴重拖累：不得不“深挖洞、廣集糧”、“備戰、備荒”，不得不將國民經濟轉向戰時軌道。中俄關系在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似乎不像西方大國影響那麼直接。但是靜下心來想一想，可以説，中俄睦鄰友好合作對於我國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個必備條件。如果北部邊境不穩，繼續保持一種緊張對峙狀態，我們怎麼可能實施沿海開放？正因為此，2001年簽訂的《中國與俄羅斯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世代友好，永不為敵”規定為兩國關係的指導方針。

考慮到俄羅斯對中亞國家的傳統影響，還可以説，俄羅斯也是我們西北安全的“半邊天”。這個結論並不誇張，大家回顧歷史就清楚，我國周邊現實力量格局也很能説明問題。

“遠親不如近鄰”，鄰里和睦、互幫互助，國家才能贏得必要的發展環境。如何使俄羅斯這個大鄰居成為“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如何經營好對俄關係，的確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大問題。

互為最大鄰國還意味着兩國擁有共同的周邊地區。我們的共同周邊中亞、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對於兩國營造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要和平崛起，沒有睦鄰友好的周邊國家作為依託是不可能的。考慮周邊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中俄必須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共同周邊的安全與發展，共同防範域外大國擾亂我們的共同周邊。俄羅斯在我們穩定周邊問題上可能起到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還有，我國要成為未來多極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心，不能是個光桿司令，還必須有一幫能夠“守望相助”的弟兄，必須在我們周邊形成“睦鄰友好帶”、“緊密朋友圈”。中央對周邊外交高度重視，專門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會議，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惠鄰”等重大理念，將周邊外交置於重要位置，對俄工作無疑是優先方向。

説到周邊外交，我多次談過構建“三帶”的建議，即睦鄰友好帶、安全穩定帶、經濟合作帶。我認為，打造“三帶”應當成為新時期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請大家注意，“睦鄰友好帶”不是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勢力範圍”，他強調“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安全穩定帶”也不同於某些大國追求的“戰略緩衝帶”，後者是要把處在這個地帶上的中小國家推向可能衝突的前沿，以維護自身安全；“經濟合作帶”的互利共贏性質就不用多講了。而要建設“三帶”，俄羅斯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東北亞、中亞的安全穩定才有希望得到保障。

關於周邊關係，我還想多説兩句：這些年我們的周邊外交工作總體來説做得不錯，但是仍然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缺少“立信立威並舉”的戰略思維有關。一個大國如果不能立信，周邊小國遇到危難時特別是在他們的“政權安全”遇到危險時，如果我們不敢出手相幫、不敢擔當，他們是不會真心對我們友好的。在新幹涉主義肆虐的今天，在西亞北非所謂“專制政權”被一個個搞垮、國家陷入戰亂的情況下，周邊國家只能有兩個選擇，要麼向美國示好，要麼找中國這樣的大國作為靠山、提供保護。如果我們不敢作為、不能擔當，周邊國家將會紛紛離我而去。如此，我們就不可能成為多極世界有影響力的力量中心。還有立威問題，不能讓某些無賴小國既從中國得到經濟好處，又公然辱罵我們。必要時應當給予懲治，起碼是經濟制裁。否則，將會助長其囂張氣焰，損害我國的大國尊嚴。習總書記和黨中央在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既堅持韜光養晦又積極有所作為；既審時度勢、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又堅定不移地維護核心利益，該出手時果斷出手，該強硬時毫不含糊。

中俄互為鄰國還有一個重要影響，那就是我們“建設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二十一世紀我國的主要安全威脅也將來自於海洋方向。二十一世紀還是人類開拓海洋經濟的時代，我國的經濟活動與將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海洋空間。我們是個瀕海陸國，具有海陸兼備的地緣戰略優勢。但是，我們長時間自認為是“陸上大國”，長時間堅守“黃土文明”。這不利於我國獨特地緣優勢的發揮，難以有效利用海洋資源和空間。現在應該換個思維，將我國定位為“陸海大國”。陸權、海權孰重孰輕？必須相互結合、同時贏得。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戰略，體現出中央在戰略謀劃上的高瞻遠矚。

我們歷史上曾經長時間爭論塞防和海防哪個更重要。我們今天如何才能做到“兩防”兼顧？這是一個重大課題。很明顯，要建設海洋強國，必須構建穩定可靠的陸上戰略縱深。而同俄羅斯保持睦鄰友好關係，對我們消除進軍海洋的後顧之憂顯然非常重要。當然，這是我們的意願，能不能用好俄羅斯因素，還要看我們對俄關係的運籌。

其次，中俄兩國戰略處境非常相似。

可以説，在兩國與各大國關係中，中俄兩國戰略處境的相似性獨一無二。

**一是同為新興大國。**中國是世界公認的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俄羅斯也被國際輿論普遍視為新興大國。中俄都是金磚國家成員，金磚國家可以説是最具代表性的新興大國合作機制。同為新興大國意味着兩國在文明屬性、價值觀、發展道路等等方面與西方大國有所不同，而相互間則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兩國都致力於民族復興、成為世界強國，在今後幾十年裏都必須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為此都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都強烈希望改變嚴重失衡的國際戰略格局，都堅決主張建立體現新興國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秩序。這就是為什麼中俄在聯合國、在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能夠一拍即合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説，同為新興大國的戰略處境的相似性決定了我們戰略利益的相近性、戰略理念的相通性。

**二是同為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國家。**我國是轉軌國家，俄羅斯也處於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進程之中。中國的轉軌是以漸進改革方式進行的，相對平穩順利。俄羅斯轉軌初期以“休克療法”激進方式進行，造成嚴重後果。兩國都面臨如何開創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如何既維護經濟獨立又實現快速發展等等現實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中俄兩國有必要相互借鑑。

**三是同為非西方大國。**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曾經努力融入西方，甘願做西方的小夥伴、小兄弟，但是西方硬是不接納。2005年我在《環球時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俄羅斯能融入歐洲嗎》，我是不相信俄羅斯能夠融入歐洲的。這裏除了俄羅斯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重大差異、歷史上存在恩恩怨怨、意識形態很不一樣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俄羅斯塊頭太大、大國意識太強。俄羅斯如果真的加入歐盟、加入北約，歐盟還是歐盟嗎，北約還是北約嗎？歐洲大國在歐洲事務中的主導權還能保住嗎？“歐洲的澡盆容不下俄羅斯這頭大象”。在俄羅斯內部，大西洋主義、斯拉夫主義、歐亞主義之間的爭論已經一二百年了。新俄羅斯獨立以來，關於向東還是向西的爭論對國家的外交戰略走向一直有着重要影響，至今仍然是個沒有真正解決的大問題。“雙頭鷹”的兩個頭總是有一個不能高高昂起。西方大國對俄羅斯實行的是種“遏俄弱俄”戰略，不願看到俄羅斯發展強大，對此俄羅斯精英層看得越來越清楚。所以普京提出重樹“俄羅斯思想”，提出“主權民主”、“可控市場經濟”，從戰略理念上與西方大國拉開了距離。也正因為此，俄羅斯被西方大國重新劃為“東方國家”。也就是説，俄羅斯有着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文明。因此，在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問題上，中俄存在着廣泛共識。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與俄羅斯在堅持符合國情的價值觀和社會政治制度自主選擇上有着非常相近的理念和立場，都主張不同文明包容互鑑，都反對“西方文明優越論”，這也為兩國的戰略協作提供了重要基礎。

**四是同為美國戰略遏制的對象。**這一點沒什麼可以懷疑的。但是在我們的輿論場上，親西方人士不認為西方在遏制中國。我曾經與一位搞美國研究的專家有過辯論。他説“遏制”這個詞在英文中不是“遏制”的意思，美國沒有講過要“遏制”中國。我説，大量的事實擺在這裏，不是遏制又是什麼？美國以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進行全球戰略佈局，搞“亞太再平衡”、“重返亞太”。美國強化西太平洋軍事力量部署，矛頭所向就是中國。美國在中國周邊拉幫結夥、搬弄是非，製造矛盾、挑動衝突，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麻煩製造者。這不是遏制、圍堵又是什麼？我們當然要推進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努力減少對抗、避免衝突，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不等於説美國不會遏制中國，我們不需要防範。俄羅斯也面臨同樣的挑戰，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更是明確無誤地進行戰略遏制、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烏克蘭危機的深層起因即在於此。北約的武器裝備已經部署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並且在其周邊、在其傳統勢力範圍內策動以建立親西方政權為目的的“顏色革命”。俄羅斯這麼一個把國家安全看得很重的國家，當然難以容忍。特別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同文同種，是俄羅斯格外看重的“戰略緩衝區”，是普京構建“歐亞聯盟”的重要依託。這麼一個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完全倒向西方甚至加入北約，俄羅斯黑海艦隊將失去容身之地，俄羅斯不可能不產生強烈危機感，不可能不利用“天時、地利”之便進行反制。於是，一個充滿“怨氣、怒氣”的俄羅斯，一個“膽氣、硬氣”十足的俄羅斯強烈反彈了。這就是烏克蘭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説，中俄均被美國視為其全球霸權的挑戰者，均遭遇到美國的戰略擠壓、戰略遏制、戰略圍堵。面對共同的戰略挑戰，中俄不需要聯手合作嗎？

還有，**中俄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意味着兩國都承擔着重大國際責任。在世界和平發展問題上，在全球治理問題上，中俄兩大國需要做出共同努力。特別是在推動穩定有序的全球治理問題上，兩國有相當廣泛的共同利益，肩負着共同的歷史責任。

我僅僅列舉這麼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中俄兩國的戰略處境是多麼的相似。戰略處境的這種相似性決定了戰略利益的相近性、戰略理念的相通性，從而為兩國相互親近、相互走近，展開廣泛的戰略協作提供了重要的戰略基礎。

其三，中俄兩國戰略理念廣泛相通。

戰略理念是國家間發展戰略關係、展開戰略協作的戰略決策基礎。戰略理念產生戰略決策，戰略決策決定戰略行動。所以，戰略理念問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領域。

中俄戰略理念的相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建立新型國家關係問題上兩國理念相通。

中俄都贊同國家關係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礎之上，都致力於通過對話協商增進互信、深化合作，都堅持互利共贏、相互考慮對方的利益關切。當然，兩國在一些問題上的認識存在差距。可喜的是，俄羅斯正在逐漸調整，兩國在國際戰略理念上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多。

相比中俄之間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順利發展，我們推動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相當不易。國家間“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美國對“相互尊重”的提法存在保留。而“相互尊重”恰恰是合作共贏的基礎，沒有“相互尊重”談何“新型大國關係”？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俄羅斯卻一拍即合。這就是美國同俄羅斯的很大不同，這就是中俄能夠不斷走近的重要基礎。正是這種新型大國關係理念為中俄關系的長期穩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證，也為兩國發展與其他大國的新型大國關係樹立起了一面旗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俄兩國都認為“中俄關系是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

二是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兩國理念相通。

不論是在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樣性問題上，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問題上，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機制和以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為核心的國際安全準則問題上，中俄兩國的戰略理念都非常相近，並且展開了廣泛的協調配合。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動輒制裁和濫用武力問題上，在反導、太空非軍事化、北約東擴、防核擴散、反恐、打擊“三股勢力”問題上，中俄兩國的戰略理念也非常相近。在抵制人權、核能利用等領域的雙重標準問題上，在抵禦美歐向中亞和獨聯體擴展勢力範圍問題上，在朝核問題上，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特別是在維護二戰歷史嚴肅性、落實二戰國際法安排問題上，中俄兩國的戰略理念更是廣泛相通。這在兩國與其他大國關係中非常少見。

三是在價值觀問題上兩國理念相通。

一提價值觀，很多人就説俄羅斯的價值觀已經完全西化，他搞了三權分立、多黨政治、票選制度，與中國根本不同。但是，看問題要看本質。試問，俄羅斯的“主權民主”與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有何根本不同？俄羅斯的“可控市場經濟”與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何根本不同？兩者都強調發展道路、政治制度必須自主選擇，都認同民主發展必須適合本國國情。不論是在民主選擇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還是民主發展的階段性、民主建設與社會穩定的關係問題上，兩國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張。

四是在戰略優勢上高度互補。

戰略優勢上的高度互補性，對於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地緣戰略上互補優勢。**中國要應對來自海上的安全威脅、建設海洋強國，必須構建陸上戰略縱深、陸上戰略依託，俄羅斯作為中國的友好大鄰國，可以説是無可替代的選擇。中國要打造周邊睦鄰友好帶、安全穩定帶和經濟合作帶，也必須加強對俄合作。俄羅斯要應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安全威脅及西方大國的戰略擠壓，同樣需要將睦鄰友好的中國作為安全依託和戰略後方。中國與俄羅斯都懂得避免兩線作戰的道理。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對中國實施戰略遏制，致使中國崛起進入“麻煩多發期”，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而遭受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制裁與孤立，兩國更加需要抱團取暖，需要背靠背、肩並肩。

**綜合實力上優勢互補。**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都在快速增長，可以説世界普遍看好中國。今天的俄羅斯雖然不再是蘇聯那樣的超極大國，但是綜合國力仍然不能小視，特別軍事實力仍然僅次於美國，仍然令西方大國望而生畏。兩年前社科院有個研究報告，把中國軍事實力列為世界老二，這不僅有點自大，而且非常外行。俄羅斯的軍事實力不僅表現在軍事技術、軍事裝備方面，還表現在軍事思想、軍事理論、戰備水平方面。即使談經濟實力，也不能小視俄羅斯。看經濟實力不能單單看GDP，還要看資源稟賦、創新能力、經濟影響力以及國際經濟運籌能力。俄羅斯外交有昔日超級大國的魄力，時常以有限的投入贏得重大的利益。不管怎麼講，俄羅斯都還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中俄兩大國如果聯起手來，我認為完全可以產生“1+1大於2”的效應，完全可以抵禦任何霸權聯盟的戰略壓力。

**外交運籌上優勢互補。**俄羅斯民族具有爆發力，中華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羅斯人行事張揚，喜歡扛旗、喜歡當頭，中國人遇事低調、行事謹慎。也可以説俄羅斯人擅長拳擊，中國人擅長太極。中俄一剛一柔、剛柔相濟，可以組成絕佳搭檔。兩個大國聯起手來、互為依託，可以抵禦任何國際風浪。

**發展要素上優勢互補。**俄羅斯自然資源稟賦實在太好了。油氣資源豐富，大家都看到了，而對其儲量豐富的淡水資源、土地資源可能還注意不夠。僅僅貝加爾湖的淡水資源就佔世界淡水資源的1/5，遼闊的黑土地更是遠遠沒有得到開發。全球氣候在變化，20年、30年後，全球很可能出現淡水資源危機，**到那時水資源保障問題可比油氣保障問題還要棘手。**俄羅斯廣袤的黑土地一旦利用起來，對於保障世界可能發生的糧食危機也會起到重要作用。我們的戰略謀劃不能不考慮十幾年、幾十年之後可能面臨的挑戰。在應對世界可能發生的水資源危機、糧食危機問題上，如果中俄聯起手來、加強互利合作，如果能夠消除俄羅斯關於“中國領土要求論”、“人口擴張論”等等無中生有的擔憂，這種互補優勢就有望得到發揮，就有望造福於兩國、造福於世界。因此，中俄兩國完全有必要結成多領域務實合作戰略聯盟，特別是能源合作戰略聯盟、現代農業開發戰略聯盟。另外，俄羅斯軍工、航天、航空、材料技術都比較發達，受高等教育人員在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居於世界前列，科研潛力非常雄厚、科研儲備很多。而中國製造業、電子產品、通訊技術相對發達，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獨一無二。兩國如果能結成“現代化發展合作伙伴”，對於兩國都可以產生如虎添翼的效應。當然，前些年俄羅斯有點看不起中國，對華務實合作熱情不高，梅德韋傑夫當總統時就兩眼盯着歐洲大國。但是，這幾年俄羅斯對外合作取向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認識到不能光靠油氣出口，必須實行“再工業化”、改變畸形的產業結構。對於實現“再工業化”所需資金和技術，也不再像梅德韋傑夫當總統時那樣兩眼只盯着歐盟大國，而是越來越重視與中國的合作。俄羅斯看到了中國技術對於俄羅斯的適用性，看到了中國對俄合作的真誠性。二是認識到油氣出口不能僅靠歐洲市場，必須大力開闢東方市場，特別是發展與世界油氣“戰略買家”中國的合作關係。三是將東部開發戰略上升到國家大戰略高度，發展對華地區合作的熱情空前高漲。另外，中國還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在俄應對資金短缺問題上可以助其一臂之力。我們的外匯儲備應該實行多元化，不能都放在美國一個籃子裏。

**發展機遇利用上優勢互補。**中國是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國經濟的快車，進而利用亞太經濟發展的機遇，是俄羅斯實現國家復興的不二選擇。俄羅斯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提出“利用中國之風吹起俄羅斯之帆”。中國要實現“兩個百年”的宏偉目標，也需要充分利用俄羅斯相對快速發展的機遇。俄羅斯要實施東部地區開發戰略，中國要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兩者可以接軌互動。俄羅斯還是我們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重要合作伙伴。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俄羅斯及其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都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必經之地，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實施不可或缺。而用好“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帶來的重要機遇，則可望有力帶動俄羅斯經濟的騰飛。如果俄羅斯姿態消極，甚至設置障礙，不單中俄蒙經濟走廊，甚至是亞歐大陸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的建設，都將困難重重。俄羅斯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各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更是為這些年正反兩方面的事實所證明。

**軍事安全領域優勢互補。**剛才提到俄羅斯軍事力量依然僅次於美國，仍然是促進國際戰略平衡的重要因素。在軍事技術方面，俄羅斯自成體系，大量先進軍事裝備可以彌補我們的短板。我們這二三十年軍事力量的發展，應該説引進俄羅斯武器裝備起了重要作用。當然，兩國軍事技術合作也遇到一些麻煩。主要是：某些俄羅斯精英擔心將來有一天中國會用俄羅斯的武器打俄羅斯，因而不願將最先進的武器賣給中國。從我們方面講，也有個“仿製創新”俄武器裝備、然後去佔領國際市場的問題。武器裝備國際市場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一個國家使用哪種制式的武器不可能説變就變。而我們仿製的俄式武器所佔領的恰恰是俄羅斯的傳統國際市場，俄羅斯因此不願意將先進武器小批量賣給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是“聯合研發、聯合生產”，相互照顧對方關切，切實做到互利共贏。

從以上所講可以看出，俄羅斯確確實實在我國戰略全局中具有重大價值。用好俄羅斯因素應是我們應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長時間延續戰略機遇期的重大戰略選擇。

現在講第二個大問題，中俄關系持續穩定發展的戰略基礎。

中俄關系在我們戰略全局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戰略價值，那麼有沒有加以利用的可能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國關係是否具有必要的戰略基礎。從各種影響因素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戰略基礎相當堅實。

首先，如前所述，中俄關系對於兩國具有多方面的戰略價值，為兩國建立與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戰略基礎。

其次，中俄關系的既有發展具有高水平，為兩國關係進一步深化奠定了現實條件基礎。

請大家回顧一下近二三十年的中俄關系。從俄羅斯宣佈獨立建國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常國家關係。此後短短二十多年，兩國關係接連邁上幾個台階：1994年由“睦鄰友好國家關係”上升為“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設性夥伴關係”；1996年發展為“面向21世紀的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2年進一步提升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4年兩國元首共同宣佈，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階段”。

從實踐看，在過去這些年裏，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兩國間的戰略協作日益緊密、國際影響日益擴展；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兩國更是相互給予了寶貴的支持。雖然任何兩國對待國際問題的立場與風格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時磋商、及時協調，努力保持一致。不僅戰略協作，而且務實合作包括經濟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廣泛展開。不論是協議宣言、國際戰略互動、共同紀念二戰勝利，還是經貿合作、能源合作、軍技合作、聯合軍演、發展戰略對接，都搞得有聲有色。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交往非常密切，僅元首會見每年就多達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為兩國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訪的首選地。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在過去這些年裏，中俄關系從未發生大的磕絆、大的波折，這在兩國關係歷史上、兩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都非常少見。

兩國間業已建立的各種協調機制，對於兩國關係的長期穩定、持續發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這裏既包括增進互信、消除分歧的機制，也包括促進合作、協調行動的機制。其中作用最為突出的是：兩國元首會晤機制、政府總理會晤機制、軍事安全主管部門間的戰略磋商與安全磋商機制、政府各部門合作委員會機制、能源合作談判代表機制，以及議會、政黨合作機制，公共外交機制，等等。這些合作機制務實高效，對於消除戰略互疑、增強戰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保駕護航的重大作用。2001年兩國簽訂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及每隔5年續訂的落實綱要，對於兩國關係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其三，國際風雲的變幻的巨大助推作用。

中俄兩國愈走愈近，一定意義上講與國際風雲的助推作用密切相關。從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看，在今後幾十年裏這種助推作用不可能實質性減弱。

冷戰中後期前蘇聯與中國的戰略對抗導致其腹背受敵、國力衰弱。俄羅斯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大原因。正因為此，俄羅斯獨立建國初期，雖然對內搞全盤西化改革、對外搞“一邊倒”親西方外交，但是從高層到精英層仍然普遍重視發展與中國的睦鄰友好關係。西方咄咄逼人的對俄遏制戰略，令俄產生嚴重安全危機感，逼使俄羅斯“雙頭鷹”面向東方的一支頭漸漸抬起，成為葉利欽主動提議將中俄關系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背景。

進入新世紀，亦即普京時代，隨着國內政局日趨穩定，經濟恢復日見成效，“建設強大俄羅斯”成為俄上上下下的強烈訴求，俄羅斯與西方在地緣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發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場經濟”，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拉開了距離。在意識形態領域，普京推出“主權民主”，被西方視為專制獨裁。西方接連在獨聯體國家策動“顏色革命”，更是觸動了俄羅斯的敏感神經。俄羅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各領域衝突日益增多，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互動性被重新激活，俄發展與中國關係的熱情不斷增高。

尤其是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與美國“撕破了麪皮”、雙方關係降至“冰點”，俄與歐洲大國的關係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烏克蘭危機引發的俄西對抗性質十分嚴重，可以説是冷戰後俄西之間發生的性質最為嚴重的地緣戰略對抗。這種對抗引發了俄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將俄羅斯進一步推向了東方、推向了中國。

回顧新俄羅斯建國以來二十幾年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國際風雲的變幻推動着俄羅斯一步步疏遠西方、走向東方。某種意義上可以説，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及西方大國遏俄弱俄的冷戰思維，是俄西關係愈走愈遠、俄中關係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動因素。

世界已經進入由單極霸權向多極制衡過渡的“準多極時代”。一方面美國霸權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處在凝聚過程之中，國際秩序極易混亂無序。國際格局的大變動、國際秩序的大調整，必將促使處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兩個大國進一步相互靠攏，兩國間的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必將在廣度上日益擴展、內涵上日益豐富、成效上日益顯著。

從以上闡釋可以看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有進一步深化的堅實基礎，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及可持續深化的前景。那種所謂中俄合作僅僅是“權宜性聯盟”、兩國必將重歸對抗的預測別有用心，那種抓住兩國在細枝末節問題上的分歧“唱衰”中俄關系的濫調不足為憑。對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深化，我們有充足理由充滿信心。當然，兩國關係發展中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障礙性因素，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努力予以消除。

第三個問題，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路徑。

鑑於俄羅斯因素在我國戰略全局中具有重大戰略價值，中俄關系發展具有堅實的戰略基礎，我國面臨美日聯手圍堵的嚴峻挑戰、迫切需要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我認為我們應當充分利用俄急欲向我靠攏的重要機遇，將中俄關系推向“新階段”。

一是確定更高的對俄關係戰略目標。

中央關於大力深化對俄關係、將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向“新階段”的戰略決策高瞻遠矚。對俄關係應當“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需要搞好對俄戰略頂層設計，確立更加富有進取精神的對俄關係戰略目標。

從現實可能及我國戰略需要考慮，我主張將今後一個時期對俄關係的戰略目標設定為：破解美日戰略圍堵、建設北部安全穩定帶的重要戰略依託；經略海洋、建設海洋強國的地緣戰略縱深；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集結新興力量、構建新型國際秩序的戰略盟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實施的重要支點國家；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戰略伙伴。

也就是説，要爭取在應對美國戰略圍堵上與俄背靠背，在應對美日在南海、東海和烏克蘭製造麻煩問題上與俄互為犄角、相互策應，使美國難以兩端兼顧、不敢肆意妄為，減輕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對我國造成的戰略壓力；在關係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特別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構建新型國際秩序問題上、集結新興力量問題上共同發力，爭取儘早形成反霸統一陣線；充分利用兩國在地緣戰略、發展機遇、發展要素等方面的互補優勢，結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促進兩國經濟、國防實力的共同增強。這些目標雖然短時間內難以完全實現，但是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有利條件積極予以推進。

二是堅持“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

在美國拉幫結夥、強化同盟體系，“鐵了心”要遏制我國和平崛起、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的嚴峻形勢下，中俄都不應單打獨鬥，而應結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協作夥伴”，進行更加緊密的“戰略協同”。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堅持“結伴而不結盟”方針，暫不與俄羅斯結成軍事同盟。中俄結成軍事同盟，既缺少必要的條件又可能帶來諸多不利影響：中俄均未面臨來自強敵的現實戰爭威脅，均缺少強烈的結盟願望；要結成軍事同盟，兩國均需讓渡部分國家主權、局部改變獨立自主外交方針，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目前都難以做到；鑑於中蘇結盟不平等的歷史教訓，中俄結盟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俄拋棄大國主義、主導權追求、勢力範圍思維，而目前尚無現實可能；俄對我綜合實力超越俄一時難以適應、擔心成為“中國的小夥伴”，亦是其與我結盟的重大心理障礙；俄已擁有由其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這一準軍事同盟，中俄結盟後如何處理與集安組織的關係，也是個不易解決的難題；中俄的戰略目標都是成為未來多極世界中的獨立一極，中俄結盟與此戰略目標存在矛盾，事實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組一極的可能性；中俄結盟必然引起美國等國的強烈反彈，很可能引發中美全面對抗，惡化我們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中俄結盟即使再拉上幾個中小國家，相對於美國遍佈全球的同盟體系，也只能是一個弱勢聯盟，中俄同盟作為弱勢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強弱不對稱的兩極世界結構中可能面臨更大戰略困境；結盟思維説到底是種冷戰思維、對抗思維，不符合時代潮流及我國的一貫主張。

還應看到，在現有“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框架下中俄關系仍然存在巨大發展空間。“協作”一詞為葉利欽親自添加，系俄軍語“協同動作”，其要求遠高於“合作”。“協同動作”的內涵是，“按照目標、任務、地點、時間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目前看，中俄關系遠未達到這一水平。新階段推動兩國關係的深化，應當在“戰略協作”上下足功夫；在兩國安全與發展問題上、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採取更多、更具實質性的“協調一致的行動”。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一步提升的前景，可以用“準同盟關係”或者“統一陣線”來描述。“準同盟關係”亦即“非軍事性戰略同盟”、“非正式結盟的盟友關係”，雙方既保持獨立自主又進行機制性協作。“統一陣線”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戰爭致勝的一大法寶，在當今時代、在複雜嚴峻的國際鬥爭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不僅要與俄羅斯聯手反霸，而且要吸引志同道合的發展中國家首先是新興大國共同參與，形成反對霸權秩序、推進新型國際秩序的“統一陣線”。

三是努力消除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障礙性因素。

中俄關系既具有極端重要性，同時也具有特殊複雜性。

**戰略文化的巨大差異。**所有大國都有着有別於其他大國的戰略文化。俄羅斯作為沙俄帝國和蘇聯超級大國的繼承者，在戰略文化上與中國的差異非常明顯。例如，強烈的大國意識和勢力範圍思維、在任何合作中對主導權的執着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國際關係理念、對國家歐洲屬性的認同及對融入歐洲的執着、行事風格的極端性和多變性等等，都與中國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戰略文化上的這種差異必然影響到戰略思維和戰略運籌，進而影響到兩國關係的發展。

**歷史遺留的恩恩怨怨。**在中俄關系近幾百年的歷史中，大多數時間裏是俄強我弱。沙皇俄國在帝國主義列強中是侵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而多數俄羅斯人至今不願承認這一事實。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雖然曾經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曾經給予中國某些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義、大國沙文主義也對中國人民造成極大傷害。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與中國的關係更是惡化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雖然經過多年的共同努力，影響兩國關係的最大政治障礙邊界問題得以解決，但是留在中國人心中的陰影並未完全驅散。從俄羅斯方面講，其對中國在冷戰中後期與美國聯手抗蘇，也很難完全釋懷。這些歷史恩怨不可能不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深層次障礙。

**戰略互疑的存在。**筆者10年前曾經撰文談及俄羅斯的對華戰略思維，用了8個字來概括——看重、借重、懷疑、防範。今天的俄羅斯，從高層精英到多數民眾，對華基本心態可以説“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慮依然難消、防範依然存在”。其突出表現是“中國威脅論”仍在廣泛流傳且不斷花樣翻新，其中“中俄力量對比失衡論”最具有深層次影響。中國崛起勢頭太猛，經濟實力已經數倍於俄羅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擴展，軍事實力也在快速增強。而俄羅斯卻發展緩慢，與中國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羅斯人擔心強大後的中國不能將俄作為大國對待，更擔心有朝一日中國會“重算曆史舊賬”、“重提領土要求”，或者通過“靜悄悄的人口擴張”、“經濟擴張”將遠東變成為中國的“附庸”。於是，“中國領土要求論”、“中國人口擴張論”、“中國原材料附庸論”在俄持續發酵。雖然普京總統及越來越多的高層精英，出於戰略大局考慮努力淡化這些與事實嚴重相悖的荒謬理論，但是總體看俄上上下下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不放心仍然廣泛存在，這就不可避免地對兩國戰略協作和務實合作產生消極影響。從我國看，在廣大民眾中，與俄羅斯的歷史恩怨、對俄羅斯的不信任感短時間內也難以消除，對俄羅斯強大後重走對外擴張老路的擔憂相當普遍。

**外交運籌上的非協調性。**集中表現在對美關係問題上，兩國都把對美關係作為“重中之重”，甚至要求中俄、俄中關係服從對美關係。俄羅斯知識精英中大西洋主義長時間佔據上風，在俄獨立建國初期更是左右了俄的外交取向，包括普京總統都曾強烈主張“融入歐洲”，直至近年俄西交惡後才有所降温。在我國某些政府部門及國際問題專家中，特別是長期受到美國思想灌輸、在美國有着重要利益的精英羣體中，“對美關係高於一切”的主張更是大行其道。上述情況不可能不影響到中俄關系的發展：兩國都對對方與美國的交往非常敏感，擔心對方與美做交易、損害己方利益；前些年俄方特別不滿我在抵制美國霸權問題上“韜光養晦”，認為我在“把俄作為對美擋箭牌”；最近幾年中國被逼上應對美國霸權壓力的前沿，所謂“俄應在中美博弈中做精明的猴子”的主張在俄部分精英中很受欣賞；儘管烏克蘭危機打破了俄精英們的此種幻想，但是推動俄美走向戰略妥協的勢力依然強大，俄精英對於“中美共治”、貶損俄大國地位的警惕始終難消。此外，俄對中國擴大在中亞的經濟政治影響非常擔憂，儘管俄需要利用中國抵禦美國等西方勢力擠佔俄在中亞的傳統勢力範圍，但是同時也警惕中國在中亞坐大，因而在上合組織建設問題上特別是經濟合作領域時常採取消極姿態。由於不同利益、不同擔憂的客觀存在，中國在俄格衝突問題上不願明確表態支持俄，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採取了既側面助俄又避免被拖下水的謹慎做法，也令俄某些人有所不滿。

**外部勢力的挑撥及兩國親西方勢力的干擾。**中俄聯手合作，對於竭力維護全球霸權的美國及謀求東亞霸主地位的日本都是巨大的戰略挑戰，美日遂成為中俄關系最起勁的挑撥者。他們利用國際話語霸權，極力宣揚中俄戰略利益嚴重相悖、中俄合作僅僅是“權宜聯盟”，宣傳俄羅斯“走向東方”遲早會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預測中俄早早晚晚要走向對抗。他們利用中俄間任何意見分歧和行動不協調，極力“唱衰”中俄關系。他們繪形繪色地渲染兩國關係中的負面記憶，極力引導兩國民意相互敵視。兩國國內不時泛起的極端民族主義也是中俄關系穩定發展的重要干擾源。

中俄關系中的上述障礙性因素，對於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深化構成了不可小視的挑戰，兩國都必須從戰略高度予以重視、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為此，需要加強多渠道坦誠溝通、努力增強戰略互信。

四是積極推進戰略性大項目合作和軍事安全領域戰略合作。

應充分利用俄羅斯加強對華合作的空前熱情，充分發揮兩國間的獨特互補優勢，打造多領域“戰略合作同盟”，爭取形成“利益共同體”，既促進共同發展，又獲取俄各種戰略資源，同時為深化兩國戰略協作夯實物質基礎。重點是能源、高科技、互聯互通、現代農業等領域的戰略性大項目合作。可考慮通過配合俄加強基礎設施現代化改造、協助俄“再工業化”、支持俄遠東開發，實現“一帶一路”建設與俄發展戰略的接軌互動。

軍事安全合作在國家關係中最具實質性、標誌性、帶動性，對於增信釋疑、深化兩國戰略協作、促進務實合作意義重大。可考慮兩軍建立“特殊友軍關係”，增大軍事戰略方針、戰略計劃方面的相互透明度，加強戰略預警和反導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推動簽署兩國軍事力量部署“背靠背”、軍事演習互不以對方為假想敵的專門協議；開展作戰理論和軍事改革經驗交流，借鑑俄軍多年以北約為假想敵的軍隊建設經驗。在軍事技術合作領域，應着眼於實現兩國“優勢互補、融合創新”，推動聯合研發和聯合生產，以爭取兩國高新武器裝備研發取得重大突破、打破美歐的軍事技術優勢。在俄加強太平洋艦隊部署問題上，我也有必要予俄以適當協助，以增強其對日美強化軍事同盟的對沖和牽制作用。另外，通過情報交換、經驗交流，深化防範“顏色革命”合作，亦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個問題，加強涉俄輿論引導問題。

俄羅斯有望成為我抵禦霸權壓力、穩定周邊形勢、改善國際環境、維護戰略利益極具分量的戰略伙伴。中央決定充分利用烏克蘭危機將俄逼向東方的重要機遇將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推向“新階段”，無疑是正確的。

而恰在此時，國內外輿論場上特別是網絡空間出現了不少“仇俄”、“厭俄”、“唱衰中俄關系”的不諧之音。一些人莫名其妙地重提沙俄侵華歷史，極力喚起兩國關係中的負面記憶，強化兩國間的歷史仇恨。一些人宣揚“中俄戰略利益嚴重相悖”、中俄合作僅僅是“權宜聯盟”，甚至預測“俄強大後必將重走侵略擴張老路，再次侵害中國”。網絡跟評對主張發展中俄關系者更是充滿謾罵，什麼“俄奸”“俄狗”，污言穢語不堪入目。儘管我國輿論場的這種亂象相對於主流輿論並不佔據上風，但是其強勢程度不能不令人震驚：這哪裏還是共產黨、愛國者主導的輿論場？

國內輿論場在涉俄問題上出現此等亂象，其原因首先與外部敵對勢力挑撥中俄關系、親西方勢力坐大、我黨大面積喪失輿論陣地這種大環境密切相關。更為普遍的原因則是，相當多一些人不懂得國家利益何在，不瞭解中俄關系之於我國戰略全局的重大價值，在別有用心者的煽動下表現出偏激狂躁情緒。我國國際問題學術界某些人受西方學術理論的薰陶太深，總是用西方的價值觀和學術框架觀察中國外交、判斷是非得失，於是得出“中國外交戰略選擇錯誤”的結論。

基於上述情況的嚴重存在，必須加強涉俄輿論引導。

**首先，有必要在涉外部門、國際問題智庫中展開新形勢下俄羅斯在我戰略全局中重大價值的內部討論。**深入分析國內輿論氛圍與國家外交運籌出現錯位的深層原因，爭取在涉俄重大問題上形成內部共識。同時要加強涉外紀律教育，避免涉外人員、智庫專家發出與中央決策相悖的不當言論。對於一些容易引起思想混亂的問題，例如俄羅斯當前經濟形勢及可能前景、中俄歷史恩怨、中俄邊界協定、俄再次對華侵略擴張的危險性、對美對俄關係孰輕孰重等等，有必要組織專家深入論證，拿出實事求是、具有説服力的論述。

**其次，外宣部門、媒體和網絡主管部門應切實加強有關國家外交戰略、戰略利益的學習，正確履行涉外輿論管控職責。**目前有關部門對媒體的管控相當乏力。網絡媒體管控更成問題，該刪的不刪、不該刪的刪除。對於外部勢力、親西方勢力挑撥中俄關系的言論，外宣部門應及時組織力量予以批駁、揭露其陰謀。對於某些人惡意散佈的謠言，例如新浪網所謂“盧布崩盤，中國或因貨幣互換而變成送錢的機器”等文章，當事部門更應當及時澄清事實、遏止誤傳。

**其三，鼓勵體制內專家有針對性地發聲，而不是處處限制。**有必要改變體制內人員發聲層層報批、層層把關的規定，只要做到不泄密、不干擾國家外交，就應當放手讓他們發表言論。有關部門時常下達這不能講、那不能講的不內行指令，受到限制的只能是體制內人員，對體制外人員並無任何約束力，其結果只能是拱手讓出輿論陣地，任由親西方勢力、極端民族主義勢力胡説八道。應鼓勵體制內國際問題專家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官話套話談論國際問題，以贏得更多的國內外受眾，增強國際話語權和輿論引導力。同時必須強調，任何在外交問題上發表言論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深刻領會、自覺落實中央外交方針，唱反調者必須受到黨紀的約束。外交輿論應有多個聲部、形成大合唱，但是必須唱響主旋律。

**其四，大力加強對民眾的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對一些只知“喊打”、跟風炒作的年輕網民，必須加強國家利益教育，增強其大局意識、戰略意識、謀略意識、責任意識。擺事實講道理，幫助他們認識何謂外交大局、何謂戰略謀略，從而理解中央對俄方針的正確性，自覺支持中央對俄外交方針。

綜上所述，中俄關系在中華崛起過程中具有重大價值，緊緊拉住俄羅斯、用好俄羅斯因素是我國應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有效利用和長時間延續戰略機遇期的迫切需要。中央對俄關係方針高瞻遠矚，一切期望中華崛起的愛國者都應當深入理解、主動配合中央的外交運籌，為我國國際環境的改善增添正能量。

謝謝大家。

提問環節：

馮幼民：王老師的講課非常深入。我最大的感受是王老師深切的愛國情懷和對中俄關系的深入瞭解，使他把這個問題講得具有這麼樣的高度。下面我們還是跟原來安排一樣，有20分鐘的提問。請舉手。

提問：王老師您好，我想問的是關於習主席訪美的事情。中國急於和美國改善關係，會不會增大中俄之間的戰略互疑？中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會不會制約中美關係改善？

王海運：這個問題又回到了中俄美大三角關係上來了。冷戰結束後，中俄美關係是否還是大三角關係，一直存在爭議。一些會議上，有人主張用三邊關係的提法取代三角關係。我認為，從策略角度講，這樣做不存在問題。但是，中俄美關係中的三個雙邊關係不是孤立存在的，是有相互交集的，任何一對雙邊關係總會牽動另外兩對雙邊關係，也就是説具有互動效應。因此，我不贊成用三邊關係代替三角關係。回到你提的問題，我認為，中美關係的改善無疑會牽動中俄關系。問題是，這種牽動是拉動還是干擾。我相信，習主席會充分考慮對美關係可能對中俄關系的影響的，習主席訪美不會對中俄關系產生消極影響。從多年中俄美之間的交往看，多數情況下，中美關係的改善都在拉動中俄關系的深化。當然，需要做好對俄溝通工作，避免產生誤解。必須讓俄羅斯人放心：中國是不會為了穩定與主要戰略對手的關係而損害與主要戰略伙伴的關係的。中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深化對美國也是種促動，增強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壓力。中國期望穩定對美關係，中俄關系的發展並不以犧牲對美關係作為代價。在此問題上，中國與俄羅斯是能夠相互理解的。

提問：王老師您好，我是中央黨校的博士生，在地方商務部門工作。您講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習主席講的“國之交在民相親”，我在工作中遇到好幾件事情，從基層交往的角度説，中俄關系發展遠遠達不到預期。我是負責對俄投資的，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俄羅斯的投資環境還是比較差的，包括他們人的工作態度跟我們中國人也不太一樣。我見到俄羅斯在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工業製品也就佔其出口總量的8%。我的問題是説，您在俄羅斯待了很多年，經貿發展是人民之間相互瞭解的重要基礎，俄羅斯國內對發展對華經貿關係有沒有緊迫感，需要如何推進？

王海運：對於發展中俄經貿合作，俄羅斯的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上熱下冷中梗塞”現象，前幾年尤其明顯。高層領導對發展兩國經濟關係非常熱心，但是普通百姓不大關心，中層官僚機構拖拖沓沓、行動不力。近幾年有明顯進步，但是官僚主義仍是對俄投資的嚴重障礙。當然也與存在戰略互疑有關，不少俄羅斯人擔心成為中國的“原材料附庸”。俄羅斯實行嚴厲的外國勞工配額法，而自身又勞動力短缺，不可能不影響到外資企業對俄的投資與運作。

還有雙方企業家們都還缺少互利共贏理念，對兩國經濟合作也帶來消極影響。俄羅斯人有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傳統思維，與互利共贏理念形成衝突。中國某些商人也有“抓一把就走”的極端做法，影響到俄羅斯人對中國商人的信任。90年代的“雞毛羽絨服”，在俄羅斯人中留下的陰影至今沒有完全散去。“灰色清關”也影響到中國輸俄商品的質量和信譽。因此，如何真正貫徹互利共贏理念，對兩國經貿關係發展影響甚大。

説到貿易結構問題，俄羅斯對華出口的確絕大多數是原材料，機電產品所佔比例僅有百分之幾。俄羅斯不滿意，抱怨不少。但是，這主要是俄羅斯的產業結構以能源原材料為主造成的。我曾聽到俄羅斯專家當面對我們抱怨。但是，當我問他你們與歐盟的貿易結構如何時，他回答説“與對華貿易差不多”。那麼，為什麼你們不擔心成為歐洲的“能源原材料附庸”呢？他陷入了沉默。當然，這種貿易結構難以持久，要改變，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雙方都不能一味抱怨對方。

提問：王老師您好。您剛才講到媒體方面的一些問題，我覺得您前面關於大國利益問題講得非常深刻，涉及政治領域問題、厲害關係問題，這些很好理解。但是在輿論領域有一個問題，今天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實際掌握在所謂的中產階級手裏。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決定他們喜歡什麼東西。比如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喜愛，讓他們天然就喜歡美國，可以不講道理。這些年世界各國發生的政治運動，從茉莉花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等等，主體不是工農，也不是資本家，而是小資、學生，是中產階級。我想了解一下，王老師在俄羅斯生活這麼多年，他們的中產階級對中國人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我在網上看過一個視頻，一個美國帥哥，在莫斯科大街上到處找莫斯科妹子搭訕，説我要把你帶到美國去，對方都很開心。我很難想象一箇中國人會在莫斯科街頭這樣。

另外您講中俄合作時候一直強調俄羅斯對我們的戰略價值，強調他們對我們的利益的重要性。從博弈論的角度，俄羅斯人也會知道我們是這麼想的。俄羅斯人會不會利用這一點？也就是有關合作誠意的問題。

王海運：俄羅斯中產階級如何看中國，我沒有做過專門調查，僅僅在接觸中有些感覺。中產階級是有一定文化和財富的社會精英，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比普通百姓多一些，因此普遍看好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他們有錢，到中國旅行一趟，回去以後往往會大講中國如何發達，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必須看到，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大多仍然崇拜歐美，嚮往中國還談不上。這與歷史傳統、文化認同有關，與對中國的瞭解有限有關。他們對中國能不能鼓勵中產階級致富也沒底數，所以他們把財富轉移到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相信隨着兩國務實合作的發展、人員交流的增多，俄羅斯人能夠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快速發展同時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一個對俄友好的中國。

至於俄羅斯在發展中俄關系中有何戰略利益，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多重互補性問題，我想已經説的非常清楚了。當然，俄羅斯人對中國在俄羅斯戰略全局中的戰略價值的戰略認知還有待強化。目前俄高層精英對此認識比較清楚，但是要讓為數眾多的親西方精英轉變思維，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用大量事實去説服。公共外交也很重要，大家都要主動做工作，從政府到民間，共同努力影響俄羅斯的對華輿論氛圍，夯實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

馮幼民：最後謝謝我們王海運老師今天給我們做的非常精彩的演講。這是我們第一次跟中信大講堂的合作，也是我們這學期潤賢論壇的第二次活動，希望和中信大講堂有更好的合作。歡迎大家參加我們潤賢論壇的活動。大家再次掌聲感謝。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