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女生寫萬字中國女性生活報告：母親是女孩認定的命運
“媽媽，我將來想要做一名律師。”高一時，蔡青自信滿滿地宣佈。“做律師很忙的，你結婚了之後怎麼辦？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媽媽回答道。
3年前，這段母女間的平常對話，讓之前從未覺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與憤慨，“一直是我的榜樣的、曾一舉榮獲高考狀元而挺進當時鮮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領域的母親，剎那間成為了我的既定命運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識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轉折點，“似乎跨過了這道婚姻之門後，未來的自己也將被縛束、改變。”她不服氣——“難道婚後的女人就不能從事忙碌的工作？難道在城市裏，男女也還不平等嗎？”
3年後，獨自採訪了109名城市女性，這名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國際部的高中女生寫成了一份3萬字的《中國都市女性的生活體驗》報告，最近她又將報告譯成英文，試圖改變西方對於中國女性處境的簡單成見。
報告以女性的角度，從少女、戀愛、婚姻、母親、衰老、事業六部分展開，自創“縱軸為主的家庭結構下女性的二元角色”理論，希望中國都市女性真實的聲音被人們聽見和理解。
在“戀愛”“婚姻”章節中，報告基於都市文化常見的“剩女”、“婆媳矛盾”等現象，比對中國男女在求偶、婚姻中的角色差異；“母親”一章，分析了女性承擔生育任務後，吞噬自我個性的經歷；最後“事業”一章，解釋了相比男性，城市女性在事業發展上體驗到的不同壓力和阻礙。
報告指出，在中國，都市女性的生育角色是先決式的，“母親”不是婚姻的衍生，而是女孩子從小認定的命運，甚至是先於婚姻而被決定的，女性必須在家庭的嵌入背景下完成生育角色，從而得到正統性。在這一觀念下，女性結婚、生育後，其社會角色的獨立性受到了嚴重擠壓。
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高三女生蔡青
2015年9月，蔡青把報告寄給了女性和社會學領域的專家。復旦大學沈奕斐教授評價：雖不是科學嚴謹的學術論文，卻是非常不錯的採訪報告。
蔡青採訪的人中，有公寓管理員、熟悉的菜場攤主、上課的老師、跨國軟件公司的CEO，還有上下學地鐵上相逢的陌生人。
有時採訪僅是一個問題的答案採集；有時會有熱心人願意花一個小時慢慢聊；有時，蔡青會發現，被訪者更樂於詳細分享自己身邊人的故事。
對蔡青來説，隨意與陌生人搭話，其實艱難無比。為了採訪孕婦，她跑到醫院的婦產科“蹲點”，一位位攀談過去，險些被當成醫托。因為尊重被訪者匿名的權利，她不用錄音，常回家後絞盡腦汁，努力還原採訪內容的每一個字。
“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論文中，女性成為了一個個數據，可是我更想知道，她們那些不可被量化，難以概括的細微、複雜、迥異又貫通的生活體驗。”
報告也隱含了她對生命的體悟。
高二時，蔡青因為腦幹腦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學一年，眼看着同班同學一個個被大學錄取。住院時，她在洗手間裏都站不起來，要門開着讓別人扶住才能上廁所。那段生死轉折中，她的心境起了變化。“那時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體，每個人如果剖開一層一層的社會身份，那只是一個個簡單的生命。擁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貴的。”
蔡青不想讓這個報告埋沒。報告快完成時，她曾充滿“萬一沒人感興趣”的恐懼，但最終還是一字字敲了下來。“我想要展現我所能接觸到的這些女性，她們作為女兒、妻子、母親，很多想法太細碎，甚至不太好意思公開，平時也真的沒有渠道去説。或許我的報告能在看過的人心上投出一顆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瀾，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去表達，就很好了。”
【對話】
澎湃新聞：做這份都市女性調查的初衷是什麼？
蔡青：我高一時曾説將來想要做一名律師，但是我媽媽的回答是，“女孩子家的，算了吧。”我沒想到性別竟然成為了能否追隨自己夢想職業的絆腳石。
隨後那一年的暑假，我閲讀了Facebook 的CEO Sheryl Sandberg女士所著的《向前一步》。她在書中提到，女性必須在工作上握有“向前一步”的決心和姿態。這個理論突然點燃了我內心的不平。
所以，我急切地在開學後組織了女性社團，領着一羣被我鼓舞的同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女性職場技能培訓。每次講座後，當我追問，是否覺得女性和男性在平衡家庭與事業時的處境是不同的時候，演講者們承認確實男女不同，可是這種不同，並不體現在體制上的歧視，而是女性完整的體驗上和男性的根本相異。
這種迷茫感，和那些女性給予我的答案一起，使得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們從來沒有細緻地去理解過中國都市中女性的生活體驗。而且，我發現採訪別人是我十分喜歡的交流方式。這使得我決定把這件事堅持做下去：通過採訪，努力拼接城市女性的真實生活體驗。
澎湃新聞：在這109位女性中，什麼樣的被訪對象讓你印象深刻？
蔡青：VMware大中華區渠道總監萬女士特別坦誠地分享了職業規劃與成長。她剛畢業時，外企在中國剛起步，她進了IBM，很多女孩子面對高強度的英語和技術培訓都哭出來了，有的離開了，而堅持下來的女性將會面對家庭、育子和事業平衡的問題。
她也會反思，如果當初把時間多投給兒子一點，是不是會有不一樣？她的這種困惑觸及了我心裏，這和《向前一步》的理念有所反差。
澎湃新聞：報告中，你提出中國都市女性特有的“生育角色，社會角色”的二元角色構成，還建立了中國家庭以生育延續的親子間關係的縱軸為主要軸、夫妻婚姻的橫軸為附屬軸的結構模型，你是怎麼自創出這套理論的？
蔡青：縱軸的概念是受費孝通《鄉土中國》的啓發。二元角色，是根據社會學著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裏闡述的，每個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於是，我就想到女性可以分成生育和社會角色，在大部分人身上兩者是融合的。我的理論可能很不成熟，報告也比較籠統。但既然我只是個高中生，沒有學術論文的研究壓力，所以嘗試把採訪來的鮮活的案例融入自己設計的架構，來展現出中國女性的現狀，就像是由她們的聲音拼接出女性一生的軌跡。
澎湃新聞：兩年調查之中，你覺得哪一部分是比較困難的？如何去解決？
蔡青：隨意與陌生人搭話，對於本就害羞的我更具有挑戰性。我往往要將預備好的採訪問題靈活調整，讓她們願意回答。當我用一個趣味的、相對簡單的問題開頭後，我再抓住被訪女性的回憶中某些關鍵點，加以追問，從而逐漸迴歸最初的主要問題。
心理上也有困惑，其他社團做慈善項目，很容易能得到支持獲得成就感，但是在大城市裏，男女差距好像變得很隱性了，女性話題很難吸引太多的熱切關注。我身邊的人也説，從功利的角度，為了申請好學校，似乎可以選擇更容易獲得成果的項目。
澎湃新聞：你平時利用什麼時間來完成社會調查？如何去平衡高三緊張的學習時間？
蔡青：平時上學，真正能採訪的就是上下學坐地鐵的時間，還有放假時作業少，就跑到家對面的咖啡店，趁別人等人，抽出5-10分鐘做調查。長時間的採訪至少要1個小時，還要根據受訪者的地點跑來跑去，也花了蠻多時間。
不調查時，我一定會帶複習筆記在地鐵去看。我是真的有興趣，不會覺得厭煩，有時候從中獲得的經驗和思考甚至是對學校知識的補充。還有一些面試中要求講述生活體驗，這也是我很好的素材，其實是和學習互相幫助的。
澎湃新聞：完成報告之後，對它抱有什麼期待嗎？
蔡青：最後撰寫報告時，我內心突然充斥過恐懼：萬一根本沒有人關心我的項目怎麼辦？那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費了？但是最終，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鍵盤上敲出來。
如果有人看了這份報告，也許跟我情況相似的女生也會開始探索女性問題，或者我的報告能拋磚引玉，讓女性問題更受到關注，在看過的人心上投出一顆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瀾，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去表達，就很好了。
澎湃新聞：高一的時候你立志當律師，這份報告顯示出你對社會學的熱情，即將進入大學，對未來的專業你想怎麼選擇？
蔡青：對，我現在非常關注社會學，希望將來可以把社會學理論證明的社會問題，用大眾容易感受的形式傳達出來。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個夢想。當然如果能在法律的框架內幫助別人，捍衞自己的立場，我也是很喜歡的。
澎湃新聞：做社會調查期間，你休了一年學，因為腦幹腦炎一度昏迷，可以説是經歷了一次生死的大波折。
蔡青：是的。最難過的是那個時候同班同學都已經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了，有一點點失落。後來細想，我這個年紀經歷過生死了之後，對原來看得很重的學習成績，少了很多功利心。有點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只想做有意義的事情。
住院的時候，我在洗手間裏都站不起來，要門開着讓別人扶住才能上廁所，那時候只想可以把握住自己的身體。每個人如果剖開一層一層的社會身份，那只是一個個簡單的生命。擁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貴的。而且我正在高三，相對來説壓力也會大一點，畢竟不知道未來結果會怎麼樣，但是經過了這個大波折，我會更坦然一點，即使到了大學，也一樣可以繼續努力。
而且，在此之前，我對自己的認知一直是“我是一個學生”，但那一年裏，完全就變成了“我是一個人”。奶奶的風濕加重後，下半年我承擔了家裏的家務、每天買菜燒飯，比同齡人更獨立，思考問題可能也多了些角度，這可能是這次經歷帶給我的不同。（澎湃新聞記者 徐笛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