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旭：兩種“中國觀” 怎樣影響美國對華決策？
【北京時間10月14日上午，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首場電視辯論，再黑中國，希拉里稱，在2009年，她和奧巴馬總統試圖施壓中國，“迫使”中國和美國簽署《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結果發生喜劇性一幕，中國方面甩開美國，和中、印、巴西和南非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於是希拉里和奧巴馬到處“捕獵中國人”（Hunting the Chinese)。辯論賽上希拉里語驚四座，“捕獵中國人”在美國社交媒體上被爆炒惡搞。在總統選舉這等政治秀台上，中國頻頻躺槍，不過，當他們在登上總統寶座之後，還會這樣針對中國嗎？美國公眾對中國持何種態度？政客的中國觀，多大程度上影響對華政策？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吳旭賜稿觀察者網，深入探討美國精英和大眾的兩種中國觀。
吳旭認為，整體來看，普通民眾更保守，更傾向於以傳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冷戰思維”來評價中國政府和執政黨；他們的對華認知水準相對滯後，對中國的評價也更負面。比較而言，西方精英階層對於中國的看法，則顯得更實際，更理智，更變通。在美國大選的政治秀上，政客為了贏選票，會一味迎合大眾趣味。但根據吳旭的觀察，“大眾決定政客，精英決定政策”。
****吳旭認為，回顧中美兩國建交後的交往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國新老政府換班交替的當口，往往也是中美兩國的“事故多發期”。正值美國大選期，關注美國政治的國人，及時做功課，瞭解美國兩種中國觀的不同存在方式和政策影響非常關鍵。】
希拉里稱：我曾和奧巴馬捕獵中國人，語出驚人遭美國社交媒體惡搞
美國的兩種“中國觀”：“精英版”與“大眾版”
在剖析美國“中國觀”的傳播和擴散模式之前，必須先明確一點：在美國和其他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同時並存着兩種面貌各異、源頭不同的“中國觀”。這一認知，即不是基於“凡事一分為二”的簡單二元哲學思路，也不是為了圖省事、將複雜多變的輿情民意打包到兩個籃子裏，而是基於美國社會民意的客觀構成趨勢，以及多項民意調查數據所提供的事實證據。
簡而言之，在關乎中國的整體認知和判斷上，美國的精英意見領袖階層和美國的普通民眾之間，存在着超出正常誤差範圍的“斷裂”。整體來看，普通民眾更保守，更傾向於以傳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冷戰思維”來評價中國政府和執政黨；他們的對華認知水準相對滯後，對中國的評價也更負面。
比較而言，美國精英階層對於中國的看法，則顯得更實際，更理智，更變通。這裏所説的精英階層，包括美國政界、商界、學界、傳媒界和其他社會各界的領導階層和成功人士；他們不僅擁有高學歷，高收入和很高的社會地位，而且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在最近的10年中，或者來過中國，或者跟中國在不同層面直接打過交道。
假設能從一個的虛擬的高空俯瞰美國民意之河的話，你彷彿能看到一股潮流象一列高速奔馳的列車，一日千里，“與時俱進”，並不斷調整修正前進的方向；而另一股更寬更深更大的潮流，卻像老牛拉破車一樣，恪守着既定的路徑模式，在慣性的推動下不情願地、以幾乎難以察覺的速度在緩慢移動。
很難説這兩種“中國觀”，哪一個屬於“主流”，哪一個屬於“支流”；同樣更不能評判這兩種“中國觀”，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種是“不正確的”。最準確的定位，我想還是按照其集合擁有人的不同社會身份，將其劃分成“精英版中國觀”和“大眾版中國觀”更合適、更客觀。
過去25年，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相對穩定
美國各種大型的民調公司，幾乎每年都會抽樣調查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評價。這方面的數據很多，很成系統，也很有連貫性。其中，最權威的應該是美國知名民調機構蓋洛普調查公司，就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這一標準樣板問題所進行的全國抽樣調查了。
從中美正式建交的1979年開始，蓋洛普每年分幾次向1000名隨機抽樣的美國人問同樣的問題，“下面，我們想聽聽你對於下面這些國家的看法。首先，你對中國的整體看法是非常正面，大體正面，大體負面，還是非常負面呢？”過去三十多年的調查結果分佈情況，見下面這張圖表（圖中淺色線代表持有負面看法的美國人比例；深色線代表對中國持有相對正面看法的美國人比例。兩者相加之和不到100%，剩餘的部分是對這個問題不置可否的美國人比例）。
從上圖可以清晰看到，自1989年的大幅跳躍波動以後，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看法，基本上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小幅波動區間內：即超過半數美國人持有負面看法（淺色線），保持在50％到57％之間；而2014年底的最新讀數是53% 持有負面看法，43%持有正面看法（深綠色線）。
以上的結果，代表了美國“大眾版中國觀”在過去三十年的一個縮影。請注意，在過去的25年中，中美關係可謂跌宕起伏，從1996年台海危機，到1999年中國大使館被炸，到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到“911”後的反恐合作；中美兩國在世界新秩序的大格局中不斷換位騰挪。而所有這些大動盪，在這張民意心電圖上卻顯得波瀾不驚，若無其事。
精英版與大眾版大相徑庭
與汗牛充棟的普通民調結果相比，在美國精英意見領袖階層中進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專項抽樣調查，可謂鳳毛麟角。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調查成本和費用問題。
既然是精英人士，其身份或是大公司總裁，或是大學研究機構的院長，或是聯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議員，他們的日程往往排得滿滿的，自然就沒有那麼多閒暇時間坐下來回答一個詳細的調查問卷。而且，很少有機構能夠收集到精英人員的第一手聯繫方式，即便能找到個聯繫電話，往往接聽電話的不是秘書就是助理，一聽是一項關於中國問題的調研，十有八九就擋了駕。
目前能看到的一次公開調查結果，是由美國皮尤調查機構2013年在美國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中同時進行的“對華看法比較調查”。其中，在回答“最讓你擔心的中國事務”這一問題時，精英樣本和大眾樣本的調查結果大相徑庭。（見下圖，詳細鏈接在此）
舉例來説，讓一般美國老百姓最關心和不滿的涉華議題是，“中國持有大量的美國債務”（78%），“中國搶奪了美國工人的飯碗”（71％）（上圖中黃色框內的數據）。而精英階層在同時期最擔心的問題卻是，“中國通過互聯網對於美國的攻擊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紅色框內的數據，分別代表美國政府人士，軍界領袖，商界人士，學者，和媒體人士的相應看法），而對於普通老百姓關心的“中國持有美債”，和“中國人搶飯碗”兩個議題，根本排不上精英羣體所擔憂議題的前三位。
同樣地，大多數美國老百姓認為中國在20年內能夠在軍事上超過美國，但是，大多數美國精英們卻不同意此看法。
類似的對於中國問題的不同評價，幾乎貫穿所有領域，從經濟到文化，從政治到軍事，美國的精英階層和美國的大眾階層看到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
美國兩種“中國觀”怎麼影響決策？
如果僅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那美國精英和大眾之間“中國觀”的差異，倒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本來嘛，單從知識結構、眼界閲歷、教育水準來看，一般民眾在外交領域的相關知識，跟精英階層相比，那肯定不在一個檔次上。他們對於外交事務的評判，更多地源於日常生活和傳統價值觀所搭建形成的“常識理性”，簡單而樸素，但也往往顯得滯後和守舊。
可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的最高外交政策決策者：總統，正是由這些對外交事務一知半解的美國人一票一票選出來的；而且，國會參眾兩院下設的外交事務委員會，也都是由美國選民直接選出來的重量級參眾議員構成。這兩個委員會的委員們位高權重，在美國一系列重要外交方針的制定和決策中，更起着不容忽視的主導作用。如果美國的這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決策者，都是按圖索驥，嚴格遵照美國普通民眾的“中國觀”來處理所有對華事務，那中美關係發展的大方向就可能出現大問題了。
幸好在美國的外交領域，一直存在着這樣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定律：普通民眾決定政客，精英階層決定政策。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在競選的時候可以順着民意的風向，開空頭支票，拿中國當靶子，過過嘴癮。而一旦上台，面前擺放着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敵半友，亦敵亦友”，“水乳交融，水火不容”的多層複雜戰略關係，必須馬上換檔加油，從雲裏霧裏飛回到現實中來了。
這時候，美國精英意見領袖的“中國觀”便迅速佔據了決策者們的主導位置，而原來的大眾版“中國觀”，漸漸退卻成後視鏡裏面一個越來越遠的嘈雜背景。無論是總統還是國務卿，任何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都要依靠一大批智囊精英在幕後來獻計獻策，都需要在華盛頓的各種利益集團中謀求權力與利益的平衡，也都需要各種代言人通過各種媒體來影響民意。換句話説，單就外交事務而言，佔美國人口比例1％的精英階層的政策影響力，遠遠超過占人口99％的草根階層的影響力。
去年秋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專門研究民意和政治團體影響力的兩個教授，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研究報告《考察美國政治的原理：精英，利益集團與普通民眾》(馬丁－紀蘭斯教授和本傑明－佩奇的原文鏈接在此）。
在系統量化分析了1779項美國的政策議題以及相關的影響因子後，兩位著名政治學教授的最終結論是，“多變量分析結果顯示，經濟精英和代表經濟利益的團體組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獨立的影響；而與之相比，普通民眾以及大眾背景的利益集團僅有很小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影響。” 將這個研究的成果套用到中美關係上會發現，美國大眾版中國觀不具有左右中美關係的能量，而精英版中國觀恰恰是決定中美關係走勢的關鍵。
下面的這張“美國兩種中國觀的構成和分佈圖”，粗略地勾畫出了美國不同的政治機構和社會組織，在這兩種“中國觀”上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的“精英中國觀”和“大眾中國觀”，既不代表“正面”、“負面”的分野，也不代表“對華軟弱”或者“對華強硬”的區分；它只是根據輿論觀點的相對趨同一致性，以及社會身份地位的不同，自然形成的、而又往往被中國忽視或者誤讀的美國民意分野。
美國兩種“中國觀”的構成與分佈圖
上面的“中國觀”分佈圖中，包含着幾個需要特別強調和注意的要點。
一，圖中的“精英、大眾”分界線是為了簡化和理解的方便，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普適的標尺。比如在美國研究機構和思想庫裏，同樣有很多持有“大眾版中國觀”的研究者和學者；同樣，在一般民眾中，也有很多思想開放、對中國事務瞭如指掌的“中國通”。
二，美國各種類型和不同影響力的媒體機構，從整體上來講，偏向於持有“大眾版中國觀”。這主要反映在這些商業大眾類媒體一貫的對華編輯立場，評論方針和報道選材上。這其實非常好理解：大眾商業類媒體的衣食父母就是一般的讀者，無論是出於投其所好的要求，還是出於物以類聚的雙向選擇，這種編、讀兩方立場的趨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實，這也從側面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媒體上各種反華、辱華的負面新聞，一撥一撥層出不窮的原因。
三，美國的商業企業集團，在對於中國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好壞參半——既有積極支持中美髮展深層合作、多做生意的“熊貓擁抱者”(Panda-hugger)，也有緊盯着中國對美貿易盈餘、指責中國侵害知識產權、搶奪美國工人飯碗的“屠龍士”(Dragon-slaughter)。同理，在美國的國會里面，雖然持有“大眾版中國觀”的議員在人數上佔相對多數，但在重量級議員中，基本又是兩分的。
四，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團隊（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里面負責亞洲事務的主任等），基本無一例外地都持有“精英版的中國觀”，即以發展的、務實的、客觀的、全面的視角來審視和評價中國。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各種高端思想庫和智囊團，既為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培養儲備着大量人才，同時也是美國退役政治人物的晚年落腳點或者事業中轉站。所以，外交決策團隊和智庫研究機構裏的專家學者之間，走動頻繁，交流活躍，保持着對於中國最鮮活、切近的接觸和了解。以現在的和過去幾屆美國政府裏面主要負責與中國打交道的政治人物為例：
• 康迪－萊斯（國安事務顧問和國務卿，2001-2009）：任職前為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及政治學教授。退職後繼續回斯坦福大學作教授，同時擔任著名智庫胡佛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 坎貝爾（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2009-2013年任職）：獲得任命前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副教授，美國著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的副主席和國際安全問題的首席專家；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
• 李侃如（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亞太事務的主任，總統特別助理，1998-2000）：任職前在密歇根大學政治學院當了15年教授，主講中國問題；離職後任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中心主任。
• 拜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亞太事務的主任，總統特別助理，2009-2011)：獲得任命前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成立後的首任主任；離職後重新回到布魯金斯作高級學者。
• 莫德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亞太事務的主任，總統特別助理，2013年至今）：獲得任命前是美國著名的戰略思想庫蘭德集團的高級研究員。
這個名單中，還可以加上一長串有着類似背景和經歷的美國外交決策者的名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於中國和中國問題，知根知底，耳熟能詳，甚至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們所抱有的“中國觀”，代表着美國“精英中國觀”裏面最核心和最前沿的部分。在華盛頓的外交決策圈中，這批精英中的精英，通過各種聽證會，研討會，圓桌會，諮詢會，以政策報告、內部建議、面對面諮詢等不同形式，左右着中美關係前進發展的方向和步調。
他們的影響力，更多地體現在美國對華大戰略和具體操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與美國媒體上充斥着的“大眾版中國觀”不同，這種“精英版中國觀”的存在和影響，更多的時候是隱性的，理性的。既不完全被身邊和腳下的滾滾洪流所裹挾，又不脱離其所孕育和共生的民意土壤。
風月寶鑑：中國照的是哪一面？
理解了美國雙層民意這一大背景，對於中國的外交決策者和國際傳播工作者來説，至少有兩個現實的好處。
首先，既沒必要對美國精英人士對於中國的“溢美之詞”過於激動，也沒必要對於美國普通老百姓的“反華反共言論”而過分沮喪。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對於中國來講，這兩種意見都是客觀存在的，沒必要突出任何一個陣營的聲勢。要知道，那些對中國讚譽有加的“精英意見領袖”，很多是因為得到了中國實實在在的好處，或者是因為親眼看到過中國的發展，才有此看法的。他們的看法，既不能代表美國國內那“沉默的大多數”，也未必能左右國內那“沉默的大多數”。
其次，雖然説是“精英意見領袖”，但是從美國大眾的對華反應和美國商業媒體的對華報道來看，他們似乎並沒有照顧“領袖們的意見”。美國商業媒體上充斥的對華負面報道，看來更多的是為了迎合“沉默的大多數”，而不是聽從“少數的意見領袖”。更具體點講，這些“意見領袖們”的意見，更多針對的是白宮和國務院裏的決策者，而不是熙熙攘攘走在大街上的販夫走卒。所以，美國媒體的報道，很多時候未見得反映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或者説美國意見領袖的看法。
換個角度看，如果我們僅僅根據美國普通民眾的民意，來判斷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和對華政策的話，難免低估其“精英中國觀”中的合理性部分。同理，如果我們僅僅根據美國“精英版中國觀”來推測其對華姿態的時候，往往又會被此起彼伏的“大眾版”噪音所幹擾。
如果把美國對華民意比作是一面鏡子的話，我們要知道這面鏡子，就象《紅樓夢》裏的“風月寶鑑”一樣，有着截然不同的兩面。中國照的到底是哪一面？是普通民眾的鏡子，還是精英領袖的鏡子？要知道，即便在同一時刻，這兩塊鏡子裏面反映出的中國形態和風貌，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們要有心理準備，更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另外，雖然説“大眾決定政客，精英決定政策”，但是這個從“政客”到“政策”的轉換，卻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回顧中美兩國建交後的交往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國新老政府換班交替的當口，往往也是中美兩國的“事故多發期”。這裏面的深層原因，不僅僅是人員需要更新磨合，而且更包括“中國觀”從“大眾版”向“精英版”的過渡、甚至是飛躍。這既需要決斷，也需要時間。
為什麼每次都需要這個轉換和過渡呢？這其實與美國總統的遴選機制有關。大體來説，美國總統基本上來自兩個重要的政治領導團隊，一個是重量級的參議員（如杜魯門，肯尼迪，尼克松，約翰遜，奧巴馬等），一個是重量州的州長（如卡特，里根，克林頓，小布什等）。無論是來自以上哪個陣營，客觀上決定了他們都沒有外交領域工作的經驗。
除非是象現在的美國副總統拜登，還有美國現任國務卿凱瑞，以前都長時間擔任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或者資深委員，對於國際外交事務的大局並不陌生；否則，任何一個新手上台，帶着“大眾版的中國觀”，必然會引發一輪輪不切實際的波折和動盪（如1993年克林頓新上台時將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鈎，以及2001年小布什上台後直接承諾軍事保衞台灣等，都是“大眾版中國觀”強行上位惹來的麻煩）。
國際上一般的外交問題，總統候選人可以通過漫長的競選過程，“臨時抱佛腳”來突擊補課，大體上能應付一般的問題而不出紕漏。而中美關係則不同了，其錯綜複雜、多層面、高層級的戰略關係，容不得任何的隨心所欲、信口雌黃。而偏偏競選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説話的過程；話説多了，難免言多語失。所以，四年一次，中美關係出現重新修正和重新定位，幾乎成了雙邊關係的規定動作。
美國民意算得上是中美關係走向的一個重要風向標，但它卻是一個“延遲生效”和“大打折扣”的風向標。而美國對華民意中的兩種“中國觀”並存共生的現實，又加重了我們判斷風向的難度。如果將美國“大眾版中國觀”比作是一艘大帆船的話，那美國“精英版中國觀”就是大船的風帆。風帆可以引領大船前行，但是它又必須順應大船自身的載重量的內部架構。大船是厚重的，沉穩的，而且其很大的部分還遮掩在水面之下，正如大眾民意的穩定連貫，潛移默化。與之相比，風帆是輕盈的，是高瞻遠矚的，是順應現實的，也正如美國“精英版中國觀”的理性和務實。
作為中美關係的研究者和實踐者，特別要分清這兩種中國觀的不同存在方式和政策影響。要知道，我們很多時候讀到的美國人寫的大部頭專著和學術文章，那往往反映的是“精英版中國觀”；而我們在美國大眾媒體上看到的中國故事，或者在美國旅遊觀光時一鱗半爪聽到的街談巷議，那應該屬於“大眾版中國觀”。厚此薄彼，或者一概而論，都會誤入歧途，甚至引至重要的政策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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