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中國的四次否決票，也許救了敍利亞

近日，正在中國訪問的敍利亞總統政治和新聞顧問、敍利亞總統特使夏班表示，敍國內狀況比西方媒體報道好得多，感謝中國4次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使敍利亞避免進一步陷入災難的深淵。“中俄4次動用否決權，否決安理會涉敍問題決議草案。我代表敍利亞政府和人民，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

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敍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作為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票否決，使得相關草案未獲通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不久，我有幸前往以色列學習，今天回憶起這四次投票期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遇到的種種見聞，結合這些投票結果，彷彿也讓我們能夠體會到中東這些年劇變的迅速，以及中國投票的睿智與“深謀遠慮”。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長期以來在諸多敏感和關鍵問題上很少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即便有，也更多是以“棄權票”+聲明來表達自己立場。當然了，這種傳統的表達立場方式，同中國傳統的外交文化中“和為貴”有關，畢竟一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為方式，會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巨大影響；但是也從客觀上反映出中國在關鍵問題上的“管不了”，實力不濟、顧慮較多，也是影響投票結果的重大因素。

革命激情湧動，中國成了替罪羊

在2011年敍利亞問題爆發之前，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中的反對派記錄屈指可數。算上聯合國的“民國政府”代表團，中國只在1955年蒙古加入聯合國、1972年孟加拉加入聯合國、1972年的巴勒斯坦決議問題、1997年中美洲議題、1999年的馬其頓問題和2007年的緬甸問題上投了反對票。

2011年10月中國第一次在敍利亞問題上投出了反對票，長期在中東地區問題上“籍籍無名”的中國“竟然投了反對票”，這讓國際社會吃驚不小。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賴斯稱，聯合國安理會“完全未能”支持敍利亞人民的行為“令人憤怒”，並強調“勇敢的敍利亞人民可以看到安理會中誰支持他們爭取自由的鬥爭、誰不支持”，威脅之意甚為囂張。

2012年2月4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對敍利亞問題表決中投否決票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蘇珊·賴斯當面質問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保東

當時筆者剛剛到達以色列，正值“阿拉伯之春”逐漸蔓延並且發展之時。如果我們將阿拉伯世界比作“個人”，那麼當時的中東尤其是阿拉伯人幾乎已經進入了“癲狂”狀態。不少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會當面質問：“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在敍利亞問題上投反對票？”“中國為什麼幫助巴沙爾這個劊子手？”“俄羅斯投反對票是想要敍利亞的石油，中國需要巴沙爾什麼？”筆者和當時的一個俄羅斯留學生，只要碰到對政治稍感興趣的巴勒斯坦人，都會被這樣質問。儘管筆者表達了中國的立場，即“政治對話是解決國家內分歧的唯一渠道，國際介入只會加劇局勢惡化”，但基本上巴勒斯坦朋友都表示不可理解。

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對票都發生在2012年，這兩次投票之後，中國在不少巴勒斯坦民眾中的形象進一步改變。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崔天凱在第二次反對票後，強硬表示“不能因為中國謹慎和負責任的態度，就指望中國不使用否決權。在必須使用否決權時，中國當然要使用，該出手時，中國一定會出手。”崔部長的話，引起了中東輿論的強烈關注。過去由於實力所限和長期保持的“低調謹慎”，中國在中東輿論處於邊緣地位，而此次投票加上崔天凱的強硬表態，讓不少中東輿論譁然。筆者的巴勒斯坦同學甚至不安地問我：“中國要和美國在敍利亞打‘代理人’戰爭麼？”應當指出的是，儘管有不少巴勒斯坦人認同中國的反對票立場，但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開始惡化。2012年6月當俄羅斯駐以色列使館舉辦“獨立日招待會”時，俄羅斯使館現場外聚集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抗議民眾，高呼“打到俄羅斯”“懲辦巴沙爾”等口號。

2011年-2012年的這種氛圍，其實在當時很容易理解。2011年初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很快席捲整個中東，當時差不多整個阿拉伯世界內的民眾，認為此次“阿拉伯之春”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契機”，無論是出於“真心愛國”也好，“私心報復”也罷，“阿拉伯之春”在2011-2012年是當時整個中東地區政治文化的主流面，基本上受到讚揚的居多。這種讚揚夾雜着某種“阿拉伯一統”的政治熱情，很多時候可以看到不少人認為“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會再度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力量，阿拉伯世界將因此“迎來新生”。筆者的巴勒斯坦同學和朋友也對“阿拉伯之春”熱情不已，甚至認為“巴勒斯坦（此處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長期以來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選舉機構”，但是“埃及已經建立起了真正的民主國家”，“腐敗固化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應當被推翻”。當時不少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熱情滿滿地對待“穆巴拉克下台”和埃及變革，熱情滿滿地認為“卡扎菲死有餘辜”，強烈要求“巴沙爾家族立刻下台”。

不少阿拉伯人認為，舊有的“腐敗的”、“殘忍的”和“家族式”的“獨裁者”被打倒，新的“民主國家”建立，將會驅逐腐敗，掃清國家發展背後的制約因素和外部干預，未來的國家一定是美好的。甚至在長期同阿拉伯世界關係對立的以色列，不少學者也樂觀地關注此次“阿拉伯之春”，認為未來建立起來的“民主阿拉伯世界”，會讓“民主和平論”在中東四散開花，以色列也將因此有一批更為“和善的鄰居”，“戰爭也許將永遠告別”。當時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埃及等傳統大國，出於對於“阿拉伯之春”浪潮的種種心態，已經在抨擊敍利亞巴沙爾政府，甚至已經在外交上進行了決裂；而美國和西方世界也強力鼓吹，這樣無論從國際主流的英美輿論，還是阿拉伯世界主導的阿拉伯媒體輿論，都將敍利亞反對派抗擊巴沙爾政府視為“英雄的舉措”。

在此背景下，複雜的國家建構被等同於簡單的革命邏輯，激烈的政治鬥爭被等同於“進步的民主”和“反動的保守”。但是持續不斷的動亂阻礙了敍利亞國內的安定秩序，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票，也成為了這種不安定秩序和內戰爆發的“替罪羊”。中國媒體聲音無論在國際還是中東，都幾乎處於邊緣中的邊緣，已經被當時激進的中東浪潮徹底覆蓋。

革命激情散去，中東終於理解中國

隨着局勢的發展，2014年時整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已經走得“變了樣”。2013年7月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國——埃及國內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被塞西為首的軍政府“罷黜”，埃及“阿拉伯之春”在某種程度上因此終結；突尼斯國內政治局勢開始陷入危機，儘管沒有爆發內戰和激烈的“遊行衝突”，但是國家已經處在了危局邊緣；利比亞在進入“後卡扎菲時代”之後，各派武裝相互傾軋，直至今日仍無停歇；敍利亞內戰則更是“綿延無絕衰”，除了“民主”反對派和巴沙爾政府之外，還出現了一大羣的“極端分子”。

2014年5月關於敍利亞問題的表決議題，幾乎沒有引起筆者巴勒斯坦朋友的關注。這個時候的巴勒斯坦人，已經沒有了2011-2012年的那種“阿拉伯一統”的熱情，儘管仍然出現了某些跨邊界效應，但是各種政治紛爭大體上仍然沿着傳統的國家邊界蔓延，“民族主義”仍然是影響中東和世界的第一大意識形態。埃及人忙着重建國家秩序，樹立政府權威；敍利亞各派內戰頻仍，紛亂不止；沙特人和海灣國家警惕的關注什葉派力量的一舉一動，提防伊朗的擴張；伊拉克則開始考慮如何重新平衡國內力量關係，如何改變時任總理馬利基的“濫權”；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則更多地關注如何在美國國務卿克里主導的和平談判中爭取利益。可以説，此時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的熱情已經漸漸淡去，留下的是“自顧自”的博弈，以及對於未來的“迷茫”和“無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則認清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實質”，認為這些國家是在利用“阿拉伯之春”牟利，讓阿拉伯世界成為了大國間彼此爭奪的“名利場”而已。

對於筆者而言，政治還是政治，我們無法改變什麼，仍然是這個時代的過客而已。曾有的那些因為“國家大事”而引起的爭論和指責，也無法抵擋今天自己和那些巴勒斯坦同學朋友的友誼，大家見面了還是會親切地打個招呼，喝個咖啡抽根煙，談談足球説説學習聊聊天。忘了那些為了政治而彼此面紅耳赤吧，我們都是普通人，只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見證和解讀了這個動盪的歷史而已。

但是作為一個國際上蒸蒸向上、日益重要的大國，中國的形象在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則是不斷改善。當時間淡去，也許未來阿拉伯世界會慢慢發現，只有中國才是真正為阿拉伯人謀福祉，而不是像其他某些國家那樣，或是激情衝昏了理性，或是滿口“民主人權”暗自牟利。畢竟，一個國家的未來道路，應當由人民選擇，而不是遠在萬里之外的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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