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實現國內經濟可持續增長 何懼TPP

【TPP文章汗牛充棟了，但這篇還是很值得一讀。研究自貿區、TPP多年的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的王金波賜稿觀察者網，對TPP與中國休慼相關的多個行業進行利弊評估，從中發現，除了環保、知識產權保護、勞工保護等是中國努力的方向，多個領域的要求與中國當下的體制相悖，或仍存在巨大爭議，比如對金融、農產品、電信、互聯網數據等敏感行業的開放，以及國企的競爭中立原則。足見TPP除了為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服務，終究是個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資本無國界宣言”。可是，連美、英等發達國家近些年來都在推行醜陋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兩個國家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中名次逐步下滑。這樣的TPP，真能成功推行下去嗎？】

TPP以及中國目前的自貿區朋友圈，包括已籤、在談，及正在研究的自貿區 

自2009年美國重返亞太並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作為亞太經濟一體化的優選路徑以來，亞太區域合作隨即進入一個新的“框架重構”階段。

經過近6年的博弈，當地時間10月4日，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12個成員的經貿部長在亞特蘭大宣佈TPP談判成功結束。從這一時刻起，亞太地區事實上形成了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並行的區域合作格局。

如何平衡、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係，對於中國參與和推動地區一體化進程、維護自身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主體地位至關重要。

TPP來了：中國無法置身其外

TPP是由美國主導的，以原亞太地區四國（新加坡、新西蘭、文萊、智利，亦稱P4）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的一個高水平、綜合性的區域貿易安排。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基礎，TPP在改變亞太區域合作格局的同時，對中國的東亞／亞太經濟體一體化戰略，和東盟為中心的漸進性一體化原則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美國有意將TPP打造成為一個覆蓋所有APEC成員的“21世紀的自貿區標準”或“2.0版”的WTO，並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和“服務貿易協定”（TISA）一起成為全球貿易投資的新標準和新範式。

考慮到美國的經濟規模（約佔全球經濟總量的22.7%）及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TPP的高標準和新規則勢必會對國際經貿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自然無法置身其外。

同時考慮到美國、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和第四大貿易伙伴（約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0%），中國由此成為TPP談判的“利益攸關方”。

無論TPP能否從區域推廣至全球，其談判方式、談判標準和談判內容都將成為影響未來中國發展的新的重大外部因素。其所代表的“自由市場＋集團化”理念、國有企業、政府採購、所有制和市場透明度、監管一致性等內容，均與中國密切相關。

由於TPP的最終目標是國際規則和標準的統一，其實質是對外構築規則和標準壁壘，以鞏固美國（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日本）在全球產業鏈和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傳統優勢，直接影響到未來中國在區域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中國加入與否 都影響巨大

鑑於TPP從一開始就具有非常明顯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特徵，TPP一旦生效（TPP目前只是達成基本協議，生效還需各國審議通過），無論中國是否加入，都將會對中國的重點產業和現行經濟運行機制形成潛在的系統性效應。

市場準入和關税、非關税壁壘的削減

首先在農產品領域，TPP的最終目標是取消所有農產品關税（依據協定，12個成員間約1.8萬種農產品和工業品將逐步降低或完全取消關税），並在衞生檢驗檢疫（SPS）、技術性貿易壁壘（TBT）和“綠色壁壘”方面執行更加嚴格的標準或措施。

加入TPP意味着中國將不得不重新審視現有的糧、棉、油、糖關税配額和國營貿易制度。同時還要面對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等農業發達國家在大米、小麥、大豆、蔗糖、羊毛、乳製品、牛肉等大宗資源產品或畜牧產品的關税削減和市場開放要求。

在貨物貿易領域，TPP的高水平貿易自由化條款（部分國家的貿易自由化水平達99.9%）和一些特殊規則（如原產地規則），將會給中國國內部分重點產業、細分行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構成實質性壓力，影響中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過程。

如果加入TPP，短期內中國在精細化工、生物製藥（涉及嚴格的知識產權問題）、精密機械、關鍵零部件、高端鋼鐵等重要行業高端產品方面，會同時面對美、日等TPP發達成員的直接競爭。而紡織、服裝等傳統優勢產業則要承受一定的貿易轉移、貿易替代和嚴格的原產地規則（如紡紗前沿規則）限制。

跨境服務貿易與投資

在服務貿易領域，TPP以“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為核心的第三代貿易與投資規範，將對中國的金融（要求取消外資股比限制）、保險（要求國營保險企業競爭中立）、基礎電信（涉及跨境數據自由流動）、郵政（涉及郵政保險、快遞）等敏感部門形成一定的開放壓力。

而在投資領域，TPP所倡導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准入前國民待遇和完全准入後國民待遇則，與中國的現行外資管理體制（審批制）存在明顯衝突。

如果TPP中有關服務貿易和投資規則上升為亞太或全球標準，無論中國加入與否，未來中國企業都將面臨全新的國際經營環境，對中國的現有貿易、投資和發展模式也會提出新的挑戰。

不管是TPP還是TTIP或TISA，任何承諾以“負面清單”模式（非禁即入）提出對準入前國民待遇的保留，都會給中國的金融、電信、法律服務等敏感部門帶來實質性的開放壓力，中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和技術路徑也將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

邊境內措施和橫向議題

在知識產權領域，TPP推行迄今為止最為嚴格的保護政策，涵蓋商標使用、地理標識（GI）、互聯網域名、版權保護、反規避責任、專利保護、藥品定價、刑事程序和懲罰制度，談判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醫藥專利和互聯網版權問題。

其中新藥數據保護，和仿製藥專利連接制度，將涉及中國的現行醫療價格管理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互聯網版權與電子商務條款中的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則涉及中國的網絡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

在環保領域，TPP要求各成員承諾不得以影響貿易和投資為由削弱和降低環保標準並適應於爭端解決程序。

同樣，在勞工保護方面，TPP亦要求各方不得以促進貿易和投資為由放寬勞工標準，承諾嚴格遵守國際勞工組織五項核心勞工權利（譬如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同意由法律監管最低工資、工時以及職業健康安全。美國有意將“綠色壁壘”和歐美特色的反壟斷、反補貼、勞工標準和併購條款一起適應於TPP成員並推廣至亞太甚至全球。

如果中國要想加入TPP，就不得不按照美國要求事先調整國內環保、勞工政策及相關法律，勢必會對中國的環保體系和勞動保障體系帶來深遠影響，對未來中國（國有）企業的海外佈局也會形成潛在影響。

國有企業競爭中立和監管一致性

在競爭政策、國有企業和監管一致性領域，TPP採用嚴格的競爭中立政策，所謂“競爭中立”，其實質是國有企業或政府商業行為的“公司化”，而公司化在歐美的實踐中則常常伴隨着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TPP有意通過“邊境內措施”和競爭中立規則的多邊化來規範政府和企業行為。

TPP條款中，如要求“取消補貼、取消國有企業特惠融資措施、撤銷政府採購的優惠偏好、國有企業的投資及貿易地位”，要求“提供關於國有企業中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內容”，要求“分享本國國有企業名單以及向國有企業提供的非商業協助方面的信息”等，都將會對中國（國有）企業和海外投資行為提出新的挑戰，對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則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直面TPP挑戰的根本之策

目前，在中國已經簽署的14個FTA中，中國已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文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等7個TPP成員簽有自由貿易協定。正在進行的RCEP、中日韓自貿區和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則涉及美、日、韓、東盟等大部分TPP成員或潛在成員。

鑑於中國的經濟規模、地緣優勢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位置，不管是TPP還是RCEP，亞太地區任何缺乏中國的區域合作機制都無法實現福利效應的最大化。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的深度參與，TPP能否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最佳標準、最新範式和最優路徑，RCEP能否形成統一的地區市場，“跨太平洋”與“東亞軌道”能否殊途同歸並最終實現APEC亞太自貿區（FTAAP）的目標，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就中國的戰略利益而言，在現階段尚不具備加入TPP或無法加入TPP的條件下，繼續推動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等東亞一體化可能路徑建設，夯實亞太區域合作“東亞軌道”或“亞州路線圖”的基礎，應是務實且最具可行性的選擇。

由於中國已經成為大部分TPP或RCEP成員的最大出口市場， 中國有必要利用自身的主體經濟地位，在加快RCEP、中日韓自貿區和升級版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的同時，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沿線自貿區建設，儘快完成中國的自貿區戰略佈局。

同時還應結合TTIP和TISA的最新進展，依據國內體制改革和產業發展狀況，適時探討與歐美髮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簽訂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客觀而言，TPP、TTIP和TISA所代表的國際貿易投資新趨勢，與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和戰略取向並不相悖。無論是TPP、TTIP或TISA的高標準都不應成為中國推進自貿區建設、深化區域合作的障礙。

鑑於TPP談判的重點或難點同樣包含在TTIP、TISA和美國BIT2012框架內。中國有必要以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為契機，結合國內改革和產業升級情況，在投資准入、公平競爭、權益保障等中美、中歐分歧集中領域，對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國有企業、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知識產權、勞工、環保等敏感議題做出通盤考慮、整體設計，為中國後續構建前瞻性的地區相互投資秩序創造有利條件。

毋庸諱言，中美關係的良性互動和穩定發展是東亞／亞太區域合作順利前行的基本前提。而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或將成為中美能否在亞太區域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相向而行的關鍵。

未來一段時期，隨着中國經濟和海外權益的增長，中國對外部市場和資源的需求將更為迫切。中國因此需要重新評估准入前國民待遇和完全准入後國民待遇所帶來的潛在的戰略收益。在此期間，中國有必要以區域貿易談判為契機，在重新構建地區相互投資秩序的同時，積極參與並推動制定更加開放的區域或多邊貿易投資規則，以確保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球空間和海外投資安全。

中國需要在正確認識、客觀評估TPP的同時，更多着眼於實現國內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着力於中國經濟影響力向戰略影響力的轉換。長遠來看，國家內生髮展機制的建設才是中國直面TPP挑戰的根本之策。

如果中國經濟真正能夠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由外需拉動向內需驅動的轉型與升級，何懼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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