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阿薩德見普京，有多少感謝要説？

10月20日，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對莫斯科進行了短暫突訪，要知道這是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之後巴沙爾首次出國訪問。聯繫到當前俄羅斯正在敍利亞境內打擊極端主義武裝，此次巴沙爾總統的“神秘”訪問，無疑更引人注目。有網友甚至扒出了1974年巴沙爾父親老阿薩德訪問莫斯科時的照片，同今天巴沙爾訪問莫斯科做對比，時光荏苒，時局變換，莫斯科-大馬士革之間卻仍然彼此深深地需要着對方。

10月20日，阿薩德突訪俄羅斯

冷戰中的蘇敍合作

在當前敍利亞局勢仍然膠着之時，巴沙爾的訪問顯得非常重要。從敍利亞政府方面來説，巴沙爾的到訪顯示出巴沙爾政府對於俄羅斯的感謝，以及可能提出未來敍利亞政府在戰場作戰、情報分享和武器援助等方面更需要俄羅斯的支持與幫助；而對於俄羅斯來説，接待巴沙爾來訪，則顯示出普京政府對於巴沙爾政府合法性的一貫支持，表明俄羅斯會繼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支持巴沙爾政府。

自從10月初俄羅斯開始發動對敍利亞的空襲行動以來，關於敍利亞和俄羅斯之間互動的消息就不斷增多。此次巴沙爾訪問的時間選擇，與其説有多麼重要的政治時機，不如説其行程安排恐怕更多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畢竟巴沙爾飛往莫斯科需要穿越複雜的敍利亞北方戰場上空，而且敍利亞周邊的鄰國基本上都已經不再承認巴沙爾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如何在訪問之時做到安全保密，需要敍利亞和俄羅斯的外交和安全機構密切協調合作。所以當巴沙爾到訪莫斯科之時，距離俄羅斯開始空襲敍利亞境內極端組織目標已經將近三個星期之久。

此次俄羅斯方面同巴沙爾接洽的，除了普京之外，還有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和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秘書尼古拉·帕特魯舍夫。之所以提出這兩人，是因為在普京9月底做出空襲敍利亞境內目標的決定中，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伊萬諾夫、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帕特魯舍夫的強硬建議起了重要作用。伊萬諾夫、紹伊古和帕特魯舍夫強烈建議普京儘快介入敍利亞戰局之中，幫助巴沙爾政府扭轉在戰場上的頹勢。

敍利亞的政局穩定對於俄羅斯來説至關重要。如果我們將時間向前推到冷戰剛剛開始的上世紀50年代，當時的蘇聯就已經在中東地區着重發展同敍利亞的關係。1946年當敍利亞剛剛獨立之時，蘇聯就同敍利亞建立了關係，並且承諾向敍利亞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1955年美國在中東拼湊圍堵蘇聯的“巴格達條約體系”，拉攏英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組成聯盟，而當時的敍利亞並沒有緊跟美國的戰略安排，因此得到了蘇聯的感謝，蘇聯-敍利亞關係也進一步趨近。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中，蘇聯和敍利亞共同支持納薩爾領導的埃及政府，蘇敍雙邊關係進一步穩固。

1972年6月6日，敍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右）與已故前蘇聯總統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合影

在冷戰之中，對於蘇聯來説，敍利亞是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天然同盟。敍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中東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左翼政黨，意識形態上同蘇聯有着一定的相似性；1971年開始蘇聯進駐並且租賃敍利亞的塔爾圖斯港，將此港作為蘇聯地中海艦隊的重要基地，也是蘇聯黑海艦隊進出地中海的重要連接點；此外敍利亞作為中東地區反美-反以色列的重要國家，其堅定的政治立場使得蘇聯能夠保持在中東地區有自己的戰略支撐；即使在70年代末埃及薩達特政府拋棄蘇聯轉投美國之後，敍利亞也仍然堅定地同蘇聯保持親密關係，“毫不妥協”的敍利亞在蘇聯地緣政治中的戰略作用也更加突出。

對於當時的敍利亞，尤其是1970年之後老阿薩德執掌下的敍利亞來説，維繫同蘇聯（俄羅斯）的關係十分必要。敍利亞國內有着較為豐富的油氣資源，因此敍利亞需要蘇聯和工業設備和開採技術來對本國的油氣資源進行開發；在經濟上，長期處於中東戰場一線的敍利亞需要獲得蘇聯的經濟援助，來穩定本國的社會秩序和周邊形勢；在軍事上，敍利亞相對孱弱的軍事工業需要蘇聯的軍事援助和武器出口來保持脆弱的軍事平衡，這點從敍利亞陸軍的蘇式火炮坦克和敍利亞空軍大量存在的雅克-130和米格-29戰機可以窺見。

莫斯科-大馬士革的利益契合點

除了地緣政治的相互需要之外，蘇聯和敍利亞雙邊關係還有着深刻的利益契合點——“世俗化”和“温和化”。這兩點中，“世俗化”意味着在諸多的意識形態中，敍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府，始終秉持着左翼思潮，防止伊斯蘭政治力量在敍利亞和中東地區進一步擴張；而“温和化”則是敍利亞政府、尤其是1970年之後的阿薩德政府，逐漸淡化了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施政中的“極左”政策，保證了敍利亞社會在隨後四十餘年相對平穩的秩序（當然了，上世紀80年代敍利亞曾經爆發過大規模的動盪，但是也被阿薩德用強力制服）。

無論對於蘇聯還是敍利亞，“世俗化”和“温和化”符合雙方政府的利益訴求。“世俗化”對於阿薩德政府來説至關重要，阿薩德家族本身的“阿拉維派”屬性，使得其在選擇政治意識形態時不得不傾向於世俗的、關注少數羣體的左翼路線，以此排斥在阿拉伯世界中勢力頑強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伊斯蘭政治勢力；而“温和化”則是阿薩德政府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在左翼政治路線中，激進的“極左”政策將很可能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而以少數“阿拉維派”為基石的阿薩德政府將很可能會在亂局之中傾覆。

所以，當70年代黎巴嫩內戰爆發之時，老阿薩德儘管支持黎巴嫩境內的“反阿拉伯主義”力量，但是更希望穩定黎巴嫩各派的相互平衡，甚至不惜在關鍵時刻將“頭腦發熱”的黎巴嫩德魯茲領導人瓊布拉特“幹掉”。一個“世俗的”、中庸的左翼“温和化”路線，符合敍利亞阿薩德政府的利益。這一點無論是1970年後的老阿薩德，還是2000年後的巴沙爾的施政方針，尤其是同以色列之間“鬥而不破”的微妙關係上可見一斑。

對於蘇聯來説，“温和化”也是其在敍利亞上的重要利益訴求。蘇聯國內有為數不少的穆斯林羣體在中亞和高加索地區，冷戰中後期不斷擴張的伊斯蘭政治力量極大地腐蝕了蘇聯政治合法性，伊斯蘭政治力量在阿富汗更是將蘇聯拖入了無休止的戰爭之中；而同“社會主義盟國”關係方面，蘇聯一直擔心“激進的”盟國不僅會耗費自己更多的資源與力量，更會給地區和國際局勢平添新的不安因素，反而置蘇聯於險境，畢竟蘇聯是二戰後國際體系的締造者和受益者，不可能會為了一兩個“激進者”而損害自己的全盤利益（中蘇關係、蘇-埃及關係、蘇-阿富汗關係等都可以略窺一二）。能夠向西方世界施加一定的壓力，但是又不能完全決裂爆發全面衝突，因此一個在阿拉伯世界中“世俗的”、在自己盟國中“温和化”的敍利亞，才能夠保證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1970年後新上台的阿薩德會選擇前往莫斯科尋求援助，頻繁往返於大馬士革-莫斯科之間；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蘇聯高層會給阿薩德以如此高的政治禮遇——1974年4月阿薩德訪問莫斯科時，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在內的當時蘇聯高層均在機場迎接，這是蘇聯外交史上少有的禮遇（1957年毛澤東訪問俄羅斯，赫魯曉夫在機場親自迎接）。可以説，一個“世俗的”“温和化”的敍利亞需要蘇聯，而蘇聯更需要一個“世俗的”“温和化”的敍利亞。

時間回到今天，當敍利亞內戰愈演愈烈之時，敍利亞和俄羅斯之間再度走到了一起。儘管俄羅斯在敍利亞有着經濟利益和軍工利益，但這些都不是俄羅斯不能丟失敍利亞的重要因素。儘管蘇聯已經解體，而敍利亞政府領導人由老阿薩德變為了兒子巴沙爾，但是俄羅斯-敍利亞之間的利益契合點仍然同冷戰時期蘇聯-敍利亞之間的利益契合點一樣，仍然是“世俗化”和“温和化”。

在“世俗化”方面，今天的俄羅斯所面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遠大於蘇聯時期，無論是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中亞地區滋生的極端主義還是巴爾幹地區蔓延的恐怖主義，都直接或間接地對俄羅斯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當敍利亞戰場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經過“戰爭洗禮”後，找到組織並且積累經驗，俄羅斯將會坐立不安。畢竟已經有至少4000名來自蘇聯前加盟共和國的“聖戰者”活躍在敍利亞。與其像西方評論者建議的那樣“作壁上觀”，不如主動出擊免得“養虎遺患”。

在“温和化”方面，敍利亞巴沙爾政府仍然是理想的合作對象。敍利亞巴沙爾政府在地區尤其是在黎巴嫩的影響力，能夠有效制衡以色列的擴張；而敍利亞在巴勒斯坦派系鬥爭中的獨特作用，保證俄羅斯仍然能夠在中東問題的核心——巴以問題上施加自己的影響。

在今天的敍利亞，能同時滿足“世俗化”“温和化”這兩個條件的，仍然只有巴沙爾政府。儘管敍利亞境內仍然有西方扶植的世俗軍事力量“敍利亞自由軍”以及敍利亞東北部庫爾德人武裝，但是前者實在“不堪大用”，而後者的過度崛起則很可能會劇烈震盪現有中東的地區版圖，所以巴沙爾政府才是俄羅斯心中唯一的“世俗化”選擇。巴沙爾政府同老阿薩德政府相似，清楚認識到自己實力的不足，因此不會主動挑起同周圍鄰居的大規模紛爭，而是更加維護現有的力量平衡，穩定巴沙爾政府；同時，儘管伊拉克政府幾經變換，但是什葉派伊拉克政府仍然同敍利亞巴沙爾政府保持曖昧，因此敍利亞-伊拉克-伊朗獨特的關係，能夠幫助俄羅斯串聯有別於美國主導的中東戰略力量。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説，巴沙爾政府是俄羅斯中東戰略乃至全球戰略的理想合作伙伴。

儘管歲月幾經變化，蘇聯解體了，老阿薩德去世了，但是今天的俄羅斯和今天的敍利亞巴沙爾政府，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契合點。以巴沙爾為代表的“世俗的”“温和的”敍利亞政府，最大限度的符合俄羅斯的中東利益。當時光荏苒，唯有不變的利益，決定着莫斯科-大馬士革關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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