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楚：埃及投票率慘淡——選民從希望到失望到絕望？

關於民主模式的推廣，張維為教授曾有耐人尋味的論述：“一個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是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從希望到絕望”。這番話似乎在埃及得到了印證。

前幾日，幾經拖延才開幕的議會選舉令埃及領導層頗為不滿，儘管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曾威脅具備投票資格卻不投票的公民將被罰款500埃鎊，但初步統計顯示，參加第一階段投票的選民不超過25%，埃及總理謝里夫·伊斯梅爾甚至稱第一天18日投票率僅為15%-16%。

2011年廣場革命後，首次選舉吸引超過半數選民，如今的慘象與當年的盛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當然，埃及總統塞西等已經從去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了經驗，這次得以“從容”應對，比如以個人名義呼籲民眾投票，開動宣傳機器等等。去年，塞西竭力打造“民主護法”的形象，以減少人們的牴觸情緒，但“民選總統仍會被推翻”、“軍人率性以龍袍換戎裝”的戲碼終是沖淡了埃及人的民主熱情，塞西與薩巴希的“巨人與矮子之戰”只吸引到47.5%的選民前來觀戰；今年則更為慘淡，回天乏術，投票率再創新低。

“塞西粉”與“塞西粉”的競選

20日，埃及電視台報道稱，從上埃及數省的統計數字來看，愛埃及黨很可能在本月18-19日舉行的選舉中拔得頭籌。這則重要消息並未在埃及本土與海外引起轟動，這不僅是因為11月還將舉行第二階段選舉，現階段判定勝負還言之過早，更是因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無論怎樣選，結局都只有一個：“選”出來的議會將是一個“聽塞西話的議會”。

事實上，從兩年前開始，軍方就以“清場”、“集體死刑”、禁選等方式阻止其頭號勁敵、後廣場革命時代於議會與總統選舉中奪得雙料冠軍的穆兄會政黨——自由與正義黨參選。同時，包括中間伊斯蘭主義政黨——強埃及黨、世俗自由派政黨——新華夫脱黨、世俗左翼政黨——社會主義民眾聯盟等在內的諸多反對軍人攝政的政黨均在大選前遭遇選舉經費受限、媒體誹謗等“不公正待遇”，而被迫棄選或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

如此一來，反對派力量似乎在選舉啓動之前就被“判了死刑”，而最終以政黨或政黨聯盟參選的光明黨、愛埃及黨等七個黨派都曾向塞西總統表過衷心，屬於“挺塞西黨”。無怪乎強埃及黨發言人艾哈邁德·艾瑪姆在接受Al-Monitor記者採訪時稱，“選舉不過是要在（塞西的）支持者和支持者之間做選擇”。

不僅如此，席位的設置也似乎註定了，新議會將是一個橡皮圖章式議會。新議會法規定，即將選出的議會共有596個席位，其中多達448席將從獨立候選人中產生，28席由總統直接任命，埃及各政黨將僅角逐120個席位。此項規定既是出於方便前穆巴拉克政府餘黨以獨立議員身份重返政壇的考量，也有削弱政黨的用意。鑑於政黨所競爭席位不到全部席位的四分之一，新一屆議會中恐怕沒有哪個黨能夠成為議會多數黨、危及總統權威。

選民在投票過程中蘸墨水

“民選”程序難正塞西之名

作為2013年“二次廣場革命”以來軍方“三步走民主路線圖”的最後一步，正在進行的選舉對於塞西當局而言有着非凡的程序意義。從理論上説，其順利舉行將標誌着埃及過渡進程的結束，以及僭位政權“洗白”工程的竣工。

但實際上，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

儘管塞西政權努力通過民選程序樹立權力“合法性”，但由於整場選舉連同去年的總統大選從日程設定、規則制定到候選人資格評估，都充滿了“不公正”因素，在可見的未來，選舉結果的嚴肅性與權威性或將受到質疑，塞西與其黨羽“謀朝篡位”的事實恐怕只會被越描越黑。

更關鍵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政黨政治應當是下情上達的重要渠道，議會政治則充當實現民眾廣泛政治參與的基本途徑。埃及穆巴拉克當局正是因為把本該成為各階層話語權公平博弈平台的政黨與議會變成統治精英的“私家領地”，導致穆兄會等團體組織的非制度活動成為民意釋放的特殊管道而具有了存在和發展的空間。

從近兩年塞西的執政歷程來看，他似乎並未汲取前代教訓，反倒大有重蹈穆巴拉克覆轍之勢。穆巴拉克時代威權統治模式與民眾強烈參政訴求之間的矛盾，在塞西時代得以延續與深化。而後者比前者更嚴酷的鎮壓異己手段，還可能讓最激進的反政府武裝顯得“造反有理”，這恐怕會讓埃及原本複雜的反恐形勢更為嚴峻。在這個意義上，塞西硬要建立一個“被過濾的的民選程序”不僅無助於緩解過渡階段的社會撕裂，反倒會加劇階層對立與社會矛盾，進而給塞西的執政遠景帶來隱患。

民主試驗在中東必敗？

對民主模式由滿懷希望到失望乃至絕望的絕不僅僅是埃及。在中東現代史上，民主之花結惡果的例子比比皆是：利比亞民主試驗催生“兩個議會”、“兩個政府”；也門“倒薩”運動推翻33年獨裁統治致使胡塞軍、“基地”等匪幫“猴子稱大王”，並引發內戰；黎巴嫩自去年4月以降出現29次推遲總統大選、近17個月無總統的“亂象”……

那麼，民主化在中東緣何屢屢失靈？

將問題簡單歸咎於“中東不具備民主土壤”或者“伊斯蘭教與民主根本對立”未免有失偏頗。截至目前，突尼斯依靠民主改革實現“後茉莉花革命”時代政權的平穩過渡，説明民主試驗並不必然會在中東“水土不服”。當然，如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王丁楠所分析的，突尼斯之所以實現政治和解，是與當時的地區形勢、西方壓力，乃至突尼斯的基本國情（有限的國土和人口，較單一的民族和宗教構成，軍隊的中立傳統等）息息相關的。

筆者認為，中東諸多民主試驗動輒夭折的一個共同主因，是各政治派系缺乏底線共識與妥協精神。塞西“只許我和我的支持者贏”、黎巴嫩各黨議員“只要總統人選不和我意就抵制”等零和邏輯與極化思維到頭來只能擠壓各方協商的空間，將民主機制變成某種“否決機制”，讓派系分歧和鬥爭越演愈烈。即使在突尼斯，妥協也來之不易。最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四方聯盟雖是推動政治過渡的攸關方，但它們的調停努力顯然不像一些評論家所形容的那樣公正無私。

更重要的是，過度沉迷於民主程序的遊戲本身，而忘記制度建設的最終目的——解決現實問題，是中東許多政客的通病。理想的狀態下，總統與議會競選的實質應當是政策與綱領的競爭，勝選者通過選民的授權、在反對派的監督下實施自己提出的治國方略，推動國家發展。然而，在不少中東民主化案例中，各政治勢力“本末倒置”，把“勝選”視為終極目標，只重“主義”而輕“問題”，導致伊斯蘭勢力與世俗勢力互相攻擊對方“叛教”、“反民主反現代化”，親政權黨與反政權黨互相譴責對方“意圖分裂國家”、“捍衞獨裁者”，卻沒有任何一方能拿得出改善民生環境等具體問題的切實方案。

這也情有可原，畢竟，民主老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政客，許多也是隻求勝選，不求妥協，更不追求解決問題，甚至政府都説關門就關門了。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從2011年首輪抗議潮爆發至今，埃及黨爭尚未脱離“主義之爭”的框架，無論曾經通過民選上台的自由與正義黨，還是崇尚西式民主自由的各世俗自由派人士，都缺乏服務於現實的詳細綱領，相比之下，篡位軍人塞西能夠推出開通蘇伊士運河新航道等施政項目，倒顯得格外“難得”。

總之，民主作為一種外來制度，要在中東大地生根發芽，雖然不是不可能，但過程卻註定艱難。時下，如何建立“底線共識”和規則意識，容忍反對聲音，把黨爭焦點由“主義”之爭轉向“問題”之辯，從而實現“偽民主”向“真民主”的轉變，是埃及與其他諸多中東國家各派政治勢力面臨的共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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