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建設上海文學高地的思考和建議
【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商埠頻開。曾幾何時,作為中國迎接時代風尚的窗口,上海的文化地位在全國首屈一指。新世紀以來,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各類文學形式頻出,在市場和資本的裹挾中,文學創作泥沙俱下。黃浦江畔,依稀只見得年過花甲的王安憶孤獨身影,屬於上海文學的黃金時代在今天似乎已漸漸遠去。在本月剛剛公開的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中,習主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需要創作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對文藝工作者的誠摯召喚,作為文學高地的上海理應當仁不讓。身為老出版人,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從出版業視角出發,為重振上海文化雄風,打造上海文學高地,繁榮上海文學事業,書寫了思考與建議。****】
建設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重振上海文化雄風,一直是上海文化界潛意識裏不息的衝動和不變的夙願;打造上海文學高地,繁榮上海文學事業,近年來也一直為上海文學圈熱議。本文擬從出版的視角對上海文學高地建設談點不很成熟的意見。
一、上海文學創作在歷史上的地位
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商埠頻開,中國的文化中心逐漸由北向南轉移,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在上海形成不可爭辯的文化高地。其中的重要標誌是近現代出版業發軔與成熟於上海,一大批在東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交匯中成長起來的優秀作家、藝術家、批評家被吸附來上海,形成了商務、中華、開明、生活和《新青年》、《語絲》、《論語》等聲名赫赫的出版社和期刊,出現了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等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著名社團,聚集了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夏衍、郁達夫、丁玲、沈從文、施蟄存、張愛玲、蕭紅等文學大家,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的代表。
這一時期,上海之所以能夠成為全國文化中心,一是近現代出版業在上海發端並迅速形成規模,為文學的發佈與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二是那個時期軍閥割據、混戰不斷,上海租界華洋雜居的“桃園效應”給作家藝術家提供了相對平靜安定的生活環境;三是北洋政府對新文化、新思潮的反對和壓制,與上海較為寬鬆的思想交流境遇形成巨大的落差,致使大批的文化社團和名人遷往上海;四是作為當時遠東最重要的國際化城市,上海八面來風,較少受傳統束縛,商業文明與國際無縫接軌,造就了東西方文化、文學流派的自由交匯、碰撞,既激發了作家藝術家的創造力,也拓展了他們的創作視野。一言以蔽之,活躍的思想、寬鬆的環境、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和新型出版業的興起,為上海文學藝術提供了繁榮的土壤和氣候。

王安憶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一些著名出版機構北遷和文化名人分批進京,北京遂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但由於文化集聚與積澱的慣性作用,上海在文學創作和文學出版上大體保持着與北京形成雙雄並峙的重要地位,擁有巴金、周而復、吳強、茹志娟、王西彥、王辛笛、靳以、趙清閣、柯靈等優秀作家,創作或出版了《紅日》、《鐵道游擊隊》、《上海的早晨》、《霓虹燈下的哨兵》、《百合花》等一批反映時代風貌和精神的名篇佳作。
新時期到來,解放思想的春風率先吹綠了上海文壇,出品於上海的《於無聲處》、《傷痕》、《人啊,人!》、《蹉跎歲月》、《藍屋》、《文化苦旅》、《男生賈裏》、《長恨歌》等享譽全國文學界,並形成了以王安憶、戴厚英、餘秋雨、宗福先、葉辛、竹林、趙麗宏、王小鷹、程乃姍、陳村、孫甘露、秦文君等為代表的優秀作家羣,給上海文學的新生注入新的活力。上海的文學期刊如《收穫》、《上海文學》、《小説界》、《外國文藝》等也傲立潮頭,對文學的再度繁榮承擔了領航的作用。
以上三個時期的上海文學呈現出既出人才又出作品的雙豐收局面,對全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強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凸顯了上海作為文化重鎮的顯赫地位。
二、上海文學創作的現狀
無庸諱言,上海文學創作可以欣慰和自豪的局面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逐漸呈現出與上海以往地位不相匹配的態勢,文學湘軍、文學陝軍等的相繼崛起,人們的文學視野漸漸轉向上海以外的作家和作品,一時間上海文壇及作品顯得較為沉悶,無法與曾經的輝煌相提並論。就作品而言,除了王安憶依然保持着在全國一線作家的地位外,上海作家羣(包括詩人)基本上沒有具有全國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作家,甚至連具有區域性影響力的作家也不多見。與以往上海文學創作中新文學、通俗文學、傳統文學並重,文學流派紛呈的格局不同的是,目前上海作家的創作領域相對狹窄,大都集中在都市文學領域。然而,在都市文學領域,雖然近年出現了金宇澄的《繁花》這部交口稱譽的小説,但總體來説,上海作家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以及藝術表現手法的創新上均顯不足。在他們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包含了自己人生體驗內容的情節事象和直指人性的無情解剖,也很難看到敍事結構和創作方法上的求變和創新。
目前上海依然能被視為全國的文學高地,主要表現為:一是國內一線作家的文集大都在上海出版,比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近年來陸續聚合了全國20多位最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作家的原創作品資源,且已出版了“莫言作品系列”、“蘇童作品系列”、“餘華作品系列”、“韓少功作品系列”、“格非作品系列”、“張承志作品系列”、“張煒作品系列”、“李鋭作品系列”、“劉醒龍作品系列”、“李洱作品系列”、“張悦然作品系列”等。二是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已成陣式,形成氣候,成為全國外國文學出版領域的重鎮,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已購買110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65位的主要作品版權,並陸續出版,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國際上最暢銷的一流作家,如納博科夫、米蘭·昆德拉、胡塞尼、村上春樹等的中文版權也主要集中在世紀集團;同時上海還湧現出一批專事於外國文學翻譯的優秀專家,如任溶溶、草嬰、陸谷孫、馬振騁、周克希、鄭克魯、黃源深、鄭體武、朱振武、袁筱一、戴從容等,這是全國其他省市難以相比的。三是在文學理論與批評方面,上海有一支具有較高水準的隊伍,陳思和、王曉明、蔡翔、楊揚、郜元寶、吳亮、毛時安、程德培、葛紅兵、張新穎、羅崗等的文學評論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在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出版方面,上海也一直堅守陣地,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圖書,如《中國新文學大系》(5輯100卷)、《中國近代文學大系》(12專集30分卷)、《中國文學批評通史》(7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8卷本)、《世界文學史》(8卷16冊)等。總體上看,上海文學的狀況目前呈現出前端(原創)弱後端(整理合集)強、創作弱翻譯強、創作弱批評強的“三弱三強”態勢。
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到主流文學領域之外,別有一番風景在眼前。隨着互聯網的興起,以韓寒為代表的80後作家的意見書寫,以郭敬明為代表的商業書寫,以及以起點中文網或盛大文學網或閲文文學網等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平台(號稱數百萬註冊寫家)上的娛樂書寫,都發生在上海。上海成了全國在線創作與閲讀的集聚中心。王蒙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稱網絡文學為現代中國文學繁榮的重要標誌之一。《小時代》等這些具有網絡時代特徵、在年輕人閲讀羣體中具有影響力的作品確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色,但在價值導向、文學趣味、精神境界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提高,在洞悉當代重大社會問題、歷史感和現實性的穿越與超越、生命與生活態度的昇華方面,有待吸取文學傳統的德識燭照與價值引領。陳思和在評論這一文學現象時認為,現時的網絡文學“與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説潮流竟有了暗暗對接的奇觀”[參見陳思和:“《新世紀小説大系2001-2010》總序”,《新世紀小説大系2001-2010》,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當然,不同的是,網絡文學的發展是在資本的推動或裹挾下進行的。
三、形成目前上海文學創作態勢的若干原因
造成上述現狀的原因是綜合而複雜的,既有歷史變遷的原因,也有現實複雜的緣故,但以下幾點似乎值得我們來作一些思考:
第一,經過幾十年的變化,上海的文化性格多少已經從曾經的開拓創新和兼收幷蓄的思維慢慢演變沉澱為一種乖巧守成、求安趨穩的心理。像莫言、餘華、韓少功那樣在作品構架上的大膽嘗試和突破,在創作方法上的求變和創新,在語言風格上的獨特和成熟,在思想上的深度和敏鋭,以及對多樣化了的社會、急劇變化中的城市化過程和人性複雜糾結的深刻細緻的描述,在當下上海作家的作品中似不多見,不少上海作家更多的是依然停留在自我小情感和家長裏短的抒發以及對社會的表層化書寫上,對社會底層瞭解不多,思維視野不夠開闊、敏鋭,藝術探索張力明顯不足,無法打動人的內心,更遑論在全國產生影響力。
第二,改革開放後,城市生活伴隨着後工業化和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發生了急劇變化。受日新月異的市場化、商業化外部環境的影響,上海作家心態浮躁多於沉靜,宏觀上在短期內難以準確把握時代變化和城市發展的脈搏,微觀上也沒有能夠敏感捕足個體內心世界的波動與變化,並轉化為具有雄心和國際視野的文學創作。當然,不只是上海,反映當代城市鉅變的大作品在全國也屬鳳毛麟角,在中國,有影響力的都市文學匱乏,可以説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
第三,就文學創作環境與閲讀土壤而言,北京比起上海來説在文化的多樣性上顯得更加寬容,因而“北漂”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而自由地存在,從而能夠形態各異地生長。相比之下,上海文化氣質裏某些不明就理的精緻感、優越感形成上海文壇傲氣的“外殼”,上海市民閲讀對西方文學的積極接納姿態和對本土文學尤其是鄉土文學所取的某種俯視姿態,形成一高一低的“斜坡效應”,使得“海漂”一族較難獲得內心深處價值的認同感,影響了上海對鄉土文學佳作的吸納。文學有題材、風格的差異,卻沒有尊卑之分,唯有兼收幷蓄,才能培育出百花之園。
第四,互聯網的興起使得發表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寬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文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以郭敬明為代表的商業文學的運作成功,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人慾物語揮灑、文章文字無拘的產物。在這裏,傳統出版格局中的意識形態與文字規範管理出現某種缺失,零度寫作,無約束表現,內容去意識形態化,文字去編輯化,通俗文學“繁榮”的背後我們付出了多少價值失血與道德貧血的代價,其中導出的課題是:什麼是我們該管理的?什麼又是我們不該管理,但需要積極引導的?在應該管理的領域我們又究竟該怎樣管理?這些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和梳理。
四、十點建議
如果上述對上海文學狀態的描寫是客觀的,那麼,為了重新煥發上海的文學創作和出版,在戰略上作出調整並有針對性地進行佈局恐怕是需要的。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營造良好的文學生態圈。作家和作品是衡量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定數量優秀作家、作品在某地的相對集中,可以反映該地區文學發展的高度和水平。但就國內目前的作家分佈來看,有全國影響力的一線作家是比較分散的。而就文學的創作規律來講,作家要有生活,離不開自己熟悉的創作土壤。離開陝西的土地,陳忠實、賈平凹、路遙就寫不出《白鹿原》、《秦腔》和《平凡的世界》,離開山東高密,莫言就寫不出《紅高粱家族》,離開西南藏區,阿來就寫不出《塵埃落定》。因此,像有些省市那樣通過提供優厚的物質條件和待遇引進外地作家,來建設本地文學高地的辦法,並不是最佳的途徑。而一味將目光緊盯本地作家的做法,效果也不會明顯。從目前文學“生產”的現狀來講,作家和作品已經是全國的公共資源,上海的作家在外省出書,外省作家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已經是普遍現象。關鍵是要通過努力吸引到作家的創作成果,這就要思考如何經營作家,將作家作品的社會功能、經濟功能發揮到最大化,以真正形成高地效應。如何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文學資源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在上海形成良好的文學生態圈。所謂文學生態圈,是指除了作家和作品之外,還要有一批優秀的文學評論家羣體,好的外國文學引進和翻譯隊伍,專業的編輯出版人才,以及能將文學作品成功轉化為其他藝術形式的產業鏈和創意產業團隊。上海在這方面有較大的優勢,應下大功夫把它做好。
第二,在戰略上從過去既出人才又出作品,轉移到以出作品為主,以作品吸引人才上來。鑑於上海本地作家隊伍的現狀(與王安憶同等級別的作家的缺如和短期內的無法再造),當前的培育着力點和政策傾斜應該跳出上海的地域在全國範圍尋找優秀的作品,即把原有的出人出作品的戰略調整到重點出作品上面來,也即不僅僅關注本地作家的創作,而是更多地通過上海的出版平台來吸引全國範圍內的優秀作品,以最終達到吸引全國人才集聚上海的目的。上海具有全國最好的編輯隊伍,也有海外的資訊和消化能力,如果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和合適的營銷,對吸引全國優秀作家羣體,讓上海成為好作品的發源地、發表地完全是可能的。
第三,建立權威的評選機制和獎項。基於上海文學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嘗試建立與茅盾文學獎相對應的獎項,也是加強當前上海文學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一個思路。如可以設立“巴金文學獎”,作為鼓勵和發展先鋒實驗性創作或者通俗性文學創作的表彰,就像日本的“介川獎”和“直木獎”一樣,形成既有權威又有差異的南北文學獎項雙峯。政府的獎勵手段可以多樣化。比如對獲獎作品(國家級獎項、世界級獎項),除了獎勵上海的出版社之外,也可以對作家(不分地域)進行獎勵,這樣既可以讓作家產生一定的歸屬感,也有助於把獲獎作品的版權長期保留在上海。
第四,整合上海已有的文學批評資源,打造全國一流的權威的文學批評高地。上海的文學評論在全國具有一定的領先性,但目前尚處於個體遊擊階段,需要通過整合建立起文學批評高地,其中的關鍵是真正建立權威的文學藝術批評標準,從而與圈內所謂批評就是説好話捧場的潛規則做切割。而建立一個具有獨特批評風格又權威的文學批評雜誌,以及選擇一個專業水準高又保持客觀批評立場的文學批評家擔任主編是十分重要的。還可以在上海的文科高校培育“批評家沙龍”,定期舉辦“新人新作賞識會”,在上海的各類媒體建立文學批評園地,對新鋭作品及先鋒作家進行及時的、近距離的高水準批評。一旦文學批評高地確立,可以促進文學創作的繁榮和吸引全國創作資源在上海的集合。上海最近一年在文學批評上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值得讚賞。
第五,抓好優秀文學作品的外譯工作。利用上海作協和出版社已有的資源,對有潛力衝擊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羣進行跟蹤、投入、培育,包括投入一定的資金制訂並實施長線的優秀作家作品的翻譯計劃,有條不紊地向海外輸出中國優秀作家作品,積累他們的海外認知的感召力、影響力;按照海外文學佳作培育的規律,在學界、閲讀市場推出有分量的評論文章,並且在海外宣傳與市場營銷中形成合力,確立上海出版界“走出去工程”與中國作家作品的固化關係,為中國作家獲得國際文學大獎做出先見性規劃佈局。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近年來通過翻譯出版瑞典著名作家的作品,已與瑞典學院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對國內一線作家很有吸引力。
第六,對重大領域題材的寫作進行發掘、培育、激勵(如中國現代化轉型和城市化快速進程中各色人等的生活、精神世界、內心糾結、心理狀態;上海這個城市在面向世界過程中的文化、市井特點),吸引全國優秀作家來表現重大變化中的社會變革,開闢都市文學的新境界。
第七,對網絡文學進行正面積極的引導。鼓勵網絡文學能夠超越慣常的故事敍説,在文學性、社會性和人性的深度表達方面獨樹一幟,告別那些迎合聲色犬馬的低俗趣味與邊緣情色、兇殺的故事程式與敍述慣性,努力豐富作品的人性境遇、精神維度與思想境界,在通俗文學領域打造出一批精品力作。
第八,努力縮小主流文學與網絡文學之間的鴻溝,化解他們之間的隔膜,改變他們之間的對峙狀態,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溝通、碰撞和融匯,以期逐漸形成新的文學實驗和流派,開拓文學創作的新局面。上海是網絡文學的大本營,又有着優秀的文學傳統和深厚的文學土壤,最有條件促進主流文學與網絡文學的融匯。上海作家協會去年專門成立了上海網絡作家協會,致力於網絡文學作家的培養和提高,這實在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第九,將視野聚焦更加年輕一代的作者。目前上海作協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旗下的世紀文睿公司正在聯手培育全國範圍90後作家羣,推出了“90後·零姿態”文學叢書(已出版13種作品),形成了初步的影響,這是長線重振上海文學隊伍的潛力爆發點。這方面可以加大投入,做好基礎性工作,為未來的優秀作家預留土壤和種子。
第十,重視文學版權的經營。結合當前市場新格局與時代新需要,將傳統出版業的固有經營方式——純粹的圖書銷售體系,逐步轉向知識產權產業鏈的整合和延伸,通過文學版權的經營將出版平台的範疇擴展到影視、娛樂、傳媒、遊戲、手機、互聯網等開發與運營領域,以形成強大的內容增值能力,吸引全國一線作家的進入,收穫更多的影響力和經濟效益。
(2014年8月初稿,2015年8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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