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8歲留守女童遭性侵後稱“我沒爸” 其父當場自殺
上週，湖南省邵東縣發生一起命案，一名女教師遭搶劫殺害，而作案者竟是3名未成年人，他們同為留守兒童。這一案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公眾對留守兒童問題的討論。
據法制日報報道，10月18日，湖南省邵東縣發生一起命案，死者是當地一名女教師；3名行兇者皆為學生，其中年齡最大的只有13歲，最小的僅11歲。除了學生，3人的另一個身份更讓人扼腕嘆息——留守兒童。
今天，中國留守兒童數量已經龐大到讓我們無法忽視——6000多萬；另一方面，留守兒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也讓我們無法忽視——他們的身影，在各類侵害和被侵害的案件中交替出現。
警察帶嫌犯指認現場
性侵夢魘
“你不是我爸爸，我沒有爸爸，你快走吧。”
8歲的留守女童在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後，説的第一句話竟是這樣的。
在這看似任性的話語背後，掩藏着巨大的不幸——女孩被村裏的一個鰥夫性侵。
父親得到消息，放下上海的蔬菜生意匆匆趕回家，見到牀上縮成一團的女兒，想靠近抱一下，卻聽到了女兒“趕他走”的哭喊。
面對女兒的“控訴”，懊悔至極的父親拿起農藥灌進嘴裏，所幸被人發現及時，這名父親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過來。
這一幕發生在山東省蒼山縣。
蒼山縣是沂蒙山區的勞務輸出大縣，外出務工人數超過27萬，勞務輸出已成為當地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這也就意味着，平日裏，這裏的村莊只剩下留守的兒童和老人。
在這裏，安全問題成為懸在留守兒童頭頂，隨時可能墜下的利刃。
在各種安全問題中，給孩子造成傷害最大的，是性侵案。
除了生理上的創傷，更令人揪心的受侵害兒童的精神狀態。他們沉默、眼神空洞，甚至夜不能寐。即使睡了也會驚醒數次，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夢中是怎樣的驚恐。
電影《熔爐》劇照（資料圖）
那是沂蒙山區一處破敗的房屋，居住着父親和三姐妹。父親是文盲，母親外出打工多年未歸，家中的三姐妹撐起了這個家。
一場持續數年之久的性侵，讓這個早已搖搖欲墜的留守家庭更加風雨飄搖。
從大姐開始，二姐、最小的妹妹，直至其中一個女孩懷孕，這場罪惡才被發現。
性侵者的招數老套，以糖果等引誘女孩到屋內，再實施傷害。
記者問，為什麼沒有向父親或者別人求助？三姐妹的回答是“不敢”，“他威脅我們，説如果告訴別人，我爸就會打死我們”。
三姐妹説出這番話時，父親望過來的眼神裏充滿了絕望。當地人告訴記者，這樣的事情讓女孩們以後找不到好婆家了。
與記者交談完，大姐將兩個妹妹圈在臂膀中，縮到牆角處。
性侵，可能將是這個家庭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痕。
這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秀水梁村。
這是個富裕的村莊，幾乎家家户户的房屋都貼了瓷磚。然而，一串數字讓這個村子的體面瞬間土崩瓦解：
在過去的一年，12名女童在村裏的幼兒園被教師黃振辛性侵，其中11人為留守兒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與媒體發起的兒童性侵害調查顯示，在統計的40起案件中，15起是關於農村留守兒童的，佔到統計案件總數的近4成。
畸形心態
自上世紀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入城市。由於受到户籍政策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進城務工人員只能將子女留在老家，“留守兒童”這一特殊人羣由此產生。
2015年7月30日，教育部發布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他們的統計數字中，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這也表明，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學齡前兒童約佔留守兒童人羣的2/3。
伴隨着這個龐大數字而來的種種問題，和頻頻發生在留守兒童身上的悲劇，使這個脆弱的人羣成為沉重的公共議題。
2012年到2014年，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小吉場鎮南豐小學教師黎某先後性侵學生，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僅8歲，多數為留守兒童。
在南豐村性侵案發生後，一些聞訊趕回家鄉的父母悔恨交集。他們説，平日很想念和擔心孩子，可是為生計所迫、受條件限制無法將孩子帶在身邊，只能在每年農忙或春節時才回家幾天，以至於孩子長期處於父母的監護之外。
把孩子留在家鄉的問題顯而易見，這些留守兒童不僅容易受到侵害，同時也容易因監護不足走上歧路。
小凌在作案時只有14歲半。出事那天，他正百無聊賴地躺在牀上，鄰家一個7歲女孩來找他妹妹玩。一言不合，小凌把小女孩推倒在地。小女孩哭了，小凌覺得很煩，就隨手拿枕巾捂住她的嘴，把她掐死。之後，小凌將女孩屍體扔到離村很遠的一個機井裏，直到被人發現……
“走進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兒童，90%以上是留守兒童和離異家庭的孩子。”湖南女作家阮梅歷時近兩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觸了900多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終選取了11個典型少年的懺悔錄整理成訪談錄《罪童淚》。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也曾隨機抽取了2009年至2013年間的120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兒童作案的47件，比例達39.2%。江西省的一項調查顯示，2007年5月在押的1877名青少年罪犯中，在犯罪前與親生父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僅佔32.6%，其他的孩子是與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其他親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獨自生活。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研究人員潘璐作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課題組成員，經過兩年多時間，在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5個勞動力輸出大省的10個村進行問卷調查走訪研究，她發現留守兒童的主要心理問題表現為兒童自卑心理加劇、性格抑鬱、喜歡自我封閉、為人處事孤僻不合羣，一些兒童產生憎恨、仇視的畸形心態，甚至出現暴力化傾向。
“初中畢業、團體作案、多是以侵犯財產為目的的搶劫和盜竊，犯罪動機簡單，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精心的策劃，往往是見財起意和激情犯罪的多”——這是201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上林縣人民法院對南寧六縣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現象進行調查後，總結出的最大特徵。
上林縣法院的法官發現，在接受調查訪問的100名農村留守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承認自己存在一點或幾點人格方面的心理缺陷，在作案前都有暴躁、叛逆、自私、虛榮、嫉妒、焦慮等心理問題，“在大部分農村留守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例中，其作案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顯示一種征服別人、駕馭別人的扭曲英雄觀，他們試圖把別人因自己的淫威和暴力而恐懼視為一種可驕傲和炫耀的資本”。
留守痕跡
一些曾經的留守兒童，在經歷了缺乏安全感、缺乏家庭温情的童年後，業已長大，他們隨着父輩的足跡來到城市，與之同行的，還有那些留守生活的痕跡。
在廣東省某地的一次聚眾滋事案件中，當地法院共受理刑事被告人25人(包括4名未成年人)，其中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20人。事後分析發現，在這些被告人中，有一半的人曾是留守兒童，他們甚至未成年即獨自外出打工。
在這起聚眾滋事案件中，家人離散，是留守兒童出身的被告人共同的人生起點。重慶市雲陽縣的李清華，7歲時母親離婚出走、再婚，此後整整10年未見面；廣東省湛江市的廖勇發在六七歲時父母離異，“父親早就不管我了”；四川省達縣的江濤7歲時，父親在工地上受傷身亡……
與城裏孩子的升學路不同的是，這些留守兒童們隨手搭上一個親戚、老鄉，便踏上了打工之路，他們或被帶進親戚經營管理的小廠，或偽造身份證混進工廠。
這些曾經的留守兒童毫不掩飾對家庭的依戀。江濤説：“弟弟讀完高中才出來，基本上不聯繫。老媽在本地，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出來的。出獄後，我想去看我媽，想和她在一起。不論誰照顧誰，總可以互相依靠，有事情好商量。”
在社會關係方面，這些青年十分務實，不論遠近親疏，只與對自己生存發展有用的人來往，靠老鄉、朋友介紹工作，靠師傅帶着學技術；求生存之餘，他們與就近的老鄉、工友玩耍。“朋友”是他們嘴裏的頭號高頻詞。
這些青年口中的另兩個高頻詞是“打牌”“宵夜”。而打牌、宵夜的“下游”產品，便是爭風吃醋撒酒瘋、打架鬥毆。
這些由留守兒童成長起來的青年，無論是在父母缺席的家裏，還是在以“應試”為教學目的的學校，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養成教育，沒有形成良好的行為規範和生活方式。從過分寬鬆、自由的成長環境，匆匆步入又一個缺乏有效管束的社會環境，一個偶然因素、一時興起，便會誘使他們“抱團結夥”“成羣結隊”，從日常的行為不端演變成違法犯罪。這一迷惘的“無家羣體”，對各級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出了新的重要課題。
破解之道
邵東縣3名搶劫殺害教師的留守少年，因年齡小，現在被送到了工讀學校；
小凌在犯罪時雖不足16歲，但已滿14歲的他仍要為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在廣東聚眾滋事案中獲刑的幾名青年已刑滿釋放，大多也都已娶妻生子。然而，他們的孩子也正在成為留守兒童。作為父母的他們，又是否會讓自己的孩子重蹈父輩覆轍，不得而知。
作為留守兒童的他們，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因為缺少情感系統支持引發的一系列成長問題。缺少情感支持的孩子往往攻擊性強，最容易滑向犯罪的邊緣。
留守兒童問題，究竟該如何解決？
“要真正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就要讓他們不再留守，讓他們跟父母在一起。”長期從事農村留守人口、農村社會問題和農村教育等方面研究的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敬忠這樣説道。
北京師範大學兒童研究中心教授尚曉援則強調説——我們目前最為需要的是能讓留守兒童和父母團聚的法律法規，幫助這些家庭在父母工作地點團聚。
在尚曉援話語中，她一直向記者強調要讓留守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團聚。“目前的户籍所帶來的進城難、落户難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分離父母和孩子的阻礙，這影響的不是少數，中國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兒童都是和父母分開的。給孩子在城裏上學、就醫創造良好的條件，也是給未來的人力資本做投資，使這些孩子擁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和更高的素質，能夠造福社會。”尚曉援説。
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介紹，針對留守兒童問題，目前國務院正在研究專門出台政策，加大對留守兒童工作的力度。
“我一直在説，政府部門要搭建一個社會各個方面能夠參與的平台，要有更多的資金支持，來培育更多的專業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人員，這是當務之急。單純苛責父母，沒有意義。”佟麗華説，“從長遠的、可持續的角度來説，我們必須從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系統地來完善我們的法律制度。”
（法制日報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