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惠寧： 中德創新合作

10月23日，中國外交部確認德國聯邦總理默克爾將於10月29日訪華。這將是她就任德國總理以來第8次訪問中國。這也讓默克爾將成為西方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中訪華次數最多的領導人，充分彰顯了其對華實行“經濟外交”的力度。

此次出訪與其同行的還有大眾汽車的CEO穆勒，穆勒來華期間還將會見大眾在中國的兩家合資企業高管，探討戰略性問題。然而就在10月16日，德國政府人權政策和人道主義援助專員克里斯托夫·施特雷塞爾在德國外交部表示：“7月中旬，中國在全國範圍內逮捕了眾多曾為維權人士辯護的律師，我們視這種負面發展為中國在依法治國道路上的嚴重倒退。” 7月15日，法蘭克福市市長，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彼得·費爾德曼再次會見達賴喇嘛，並公開讚賞其為“愛好和平者和宗教間對話的典範”，德國聯邦政府對此不置可否。由此可以窺探默克爾政府“價值觀外交”的冰山一角。

默克爾自2005年接替施羅德執政以來,相較於前任,在對中國外交政策上採取“價值觀外交”與“經濟外交”兩面押注的策略，在政治上利用價值觀外交給予中國政府壓力，在經濟上意圖為德國創造最大的現實利益。默克爾政府一直強調：“現實利益和價值觀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德國的外交戰略既需要維護德國的現實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也需要以價值觀來為德國的外交行為賦予一種道義上的合法性，藉助於價值觀所產生的“軟實力”來拉近德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擴大德國的政治影響力。如果把德國外交戰略比作一個天秤的話，在天秤的一端是現實利益，在另一端則是價值觀。德國的外交戰略決策者們總是在不斷地調整天秤中間的標尺，按照實際情況的需要，時而靠近現實利益一方，時而靠近價值觀一方。

默克爾此次訪華，將會以什麼作為切入點來尋求其外交政策的平衡呢？默克爾是個非常務實的人，她敏鋭地意識到，中國經濟面臨着巨大挑戰，現在中國所進行的調整和轉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她對此持樂觀態度。正如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示，今年是“中德創新合作年”，“創新”將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再次訪華的重點議題。德中兩國可以在高科技領域開展更多合作，把中國的工業和製造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所謂“創新合作”，重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尋求德國“工業4.0”與“中國製造2025”的對接

德國的“工業4.0”計劃與中國的創新發展戰略以及工業化、信息化發展不謀而合。德國“工業4.0”的核心在於利用互聯網、物聯網以及模塊化技術，實現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其旨在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工業中由於地理位置導致的生產、研發脱節的現象，使工業生產技術的研發和升級不再依賴物理上的互相接觸，使德國在既保持自己科技研發技術優勢的同時，也可以繼續享受全球化生產的優勢。

德國的“工業4.0”把信息化推向質的變化階段，推動以智能製造、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現代生物為特徵的新的工業革命，這一點是很高明的。相比之下，“中國製造2025”的主攻方向也是推進智能製造，但如何利用信息技術改善與重構生產要素、深化企業組織變革、創新生產方式、提升資產質量和服務功能、適應市場需求和變化，是一個影響“中國製造2025”戰略全局性的問題。兩者除了技術基礎和產業基礎不同之外，還存在戰略思想等方面的明顯差異。德國工業4.0為德國工業發展描繪了細緻的發展藍圖，在戰略思想、基礎研究、技術教育、政策機構和措施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和參考。德國也重視構建支持工業4.0的法律環境，及時對與企業責任、數據保護、貿易限制、密碼系統等相關法規進行調整，培養全國國民的競爭意識，比較重視反思和自我調適。

在協同機構方面，德國成立了政府統一協調機構，建立了第四次工業革命平台。“中國製造”則需要從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從低成本競爭優勢轉變為質量效益競爭優勢，從資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製造轉變為綠色製造，從生產型製造轉變為服務型製造。智能是把人的智慧和知識轉化為一種行動能力，這種效率是傳統工業無法達到的。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示，“默克爾此次訪華，希望中國政府釋放更加歡迎外國企業或更多開放市場的信號，以便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來華，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目前，德中企業都在尋找合作伙伴，在創新方面還有更多合作空間。同時，中國還開展了一些與相關的技術研究，德國企業對此亦感興趣，希望尋找合作機會。”因為將互聯網技術和企業生產方式緊密聯合起來，形成有效的信息溝通反饋機制，才能實現技術與組織的良性互動，才能使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企業所需要，企業才能成為推動企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在這些方面，德國都有很多寶貴經驗值得學習。

第二，尋求歐盟“容克投資計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互動

德國是歐洲經濟的火車頭，2016年德國將擔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以默克爾為首的德國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歐盟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實力在於現實歐洲一體化的經濟與政治框架。德國所肩負的責任不僅意味着對本國的責任，同時還有對共同的歐洲經濟一體化、對歐洲和平與團結的責任。

當然，目前炒得最熱的“容克投資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的問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就是出台大規模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即“容克投資計劃”。容克投資計劃設立了210億歐元的啓動資金作為風險擔保，試圖撬動約15倍的槓桿資金，達到3150億歐元，旨在撬動實體經濟眾多領域的外來投資。新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將由歐盟預算和歐洲投資銀行提供，但也歡迎成員國直接提供。

默克爾曾在德國聯邦下議院表示，德國政府“原則上”支持新任歐委會主席容克提交的新投資計劃，但德國可能不會在財政上提供太多，因為德國已經入不敷出。但她同時表示，選擇投資合作伙伴和投資項目比投資本身更重要，中國無疑是德國心目中具有實力的潛在合作伙伴。然而對於“容克投資計劃”的具體實施內容和規則設定，中國目前還不能整體和準確地把握，對其發展前景也難以做出準確的預判。因此，中歐最高領導人如果能在戰略層面達成合作意向則是最為穩妥的做法。

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基建是個巨大的潛力市場，如何把中國的利益需求和歐盟的要求有效結合是雙方未來工作的重點。積極參與此種合作可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多機會，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排解歐盟對中國某些政策的疑慮。中國同時也可以瞭解歐盟的投資融資規則和法律，積累在歐洲市場的投資經驗。與此同時，中國新領導層上任後提出的令全球矚目的措施之一就是“一帶一路”的倡議。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歐洲國家做出了一定的反應，但總體而言不温不火。這主要是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全新的合作舉措，歐盟在28個成員國內部達成共識，形成一致的對華政策尚需要時間。加之，“一帶一路”倡議主要立足中國周邊的國家，而對於歐洲，目前尚難見到中國出台一系列整體性的計劃方案，這也是歐盟無法做出回應的原因。如果中國對此概念講不清楚，就難免給歐盟以“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修路、搭橋、建機場和港口等基建工程的印象。但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是內容相對廣泛的一攬子合作方案，政治、金融、人文等領域合作同樣很重要，而這些方面恰恰是德國很擅長並且富有經驗的領域，可以有較大的合作空間。

政治合作尋求的是務實，而不是炒作。默克爾此次訪華，在各領域提出的“創新合作”很有可能在戰略層面上成為“一帶一路”合作的突破口。因為中德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務實，在經貿、產能和技術合作領域將是雙方重點關注的領域，並且極可能形成具體的成果，而雙方高層對於“容克投資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達成意向性合作是最具可能性的。

然而，自從默克爾上台以來，中國可以明顯感受到來自德國的壓力，默克爾政府以“價值觀外交”作為對華政策的另一條主軸，頻頻在人權問題、西藏問題、武器禁運問題以及知識產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企圖在政治上利用價值觀等人權議題來給予中國政府壓力。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默克爾政府在經濟外交”與“價值觀外交”上兩面押注，在現實經濟利益和價值觀之間不斷尋找新的平衡點呢？

首先，西方領導人最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秩序挑戰。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和政治大國序列中出現了中國，它與西方構成了競爭，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秩序政治模式。默克爾在對德國聯邦議院發表的“施政聲明”中指出：“中國創造了一種發展現代化的模式，這個模式迄今為止十分成功，但這是現代專制政治統治與國家監管的（早期）資本主義互相結合的產物。”按照文件反映出來的內容，中國的發展模式“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經濟卻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對西方構成了“體制問題”的困擾。

德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標主要着眼於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致力於與美國培養密切、相互信任的關係。德國認為，在現在和未來，歐洲安全的根本問題都必須與美國一同討論處理。由此可見，德美關係以及德國與歐盟的關係是默克爾出任總理後的外交重點。而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西方主導下的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構成了挑戰。在這種背景下，默克爾總理便開始推行以西方價值為基礎的“價值觀外交”，其意圖在於強佔道德制高點以牽制中國。

其次，在德國國內政治中，基民盟基社盟聯盟黨對華政策強調價值觀也有其策略性的考慮，即通過強調價值觀而起到排擠社民黨的效果。默克爾以更加極端的人權政策擠壓了社民黨和綠黨的空間，以接見達賴為標誌，她不僅劃清和施羅德政府外交政策旳界限，在德國國內造成一種社民黨外交政策不重視價值觀的印象，藉由此舉，默克爾起到打擊了大聯合政府內部社民黨陣營的效果。由於默克爾在人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受到德國公眾的追捧，特別是默克爾接見達賴後，國內支持率大幅上升，從國內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她成功取得了對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權，在國內政治中藉由人權、價值觀問題而大大得利。

此外，默克爾在對華外交上強調“價值觀外交”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其本身的認知，默克爾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這樣的背景下讓她思想上顯得較為保守，受到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她特別關注人權、平等、自由等問題。在東德長大的默克爾，看到東德在共產主義下出現的問題，因此一直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帶有保留態度，反而比較傾向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價值理念。在這樣的認知下，默克爾對中國自然就帶有了偏見，認為中國和德國不屬於同一種價值理念體系。

但客觀現實是，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其躍身成為世界大國，在政治上與西方形成競爭。秉持這種兩面押注對華外交政策的默克爾政府在現今的國際大環境下，不得不迫使自己在現實利益和價值觀之間作出相應的調整。

默克爾此次出訪中國，以“創新合作”作為有效的平衡點，會將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推向新的高度。中國不但完全有可能成為新工業革命的重要受益者，而且有實力為新的工業革命做出重要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中德創新合作”將不僅限於經濟技術的創新，雙方也將會在農業、教育、環保、城鎮化、醫療、社會保障和就業等多個領域建立創新夥伴關係，探索創新模式和機制。中德關係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經貿合作關係，“創新”將成為雙邊關係發展中強勁而持久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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