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 朱寧 錢軍 嚴弘解讀十三五：6%-6.5%的高質量增長 仍在全球遙遙領先-張春、錢軍、朱寧、嚴弘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發布公報，圍繞“十三五”規劃中的經濟增長目標、資本市場、國企改革等經濟熱點問題，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以下簡稱“上海高金”）的四位教授進行了展望、解讀和建議，賜稿觀察者網發佈。十三五規劃中，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是熱點和公眾關注的焦點，上海高金的院長張春認為，“應更重質量輕數量，增速數字不必定得過高，不必刻意追求某個速度”，而錢軍教授認為，“不求速度，但要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在公眾關注的資本市場問題上，錢軍認為，對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持謹慎態度，不能因為今年夏天的股災，而停止資本市場的改革。不過，朱寧教授提醒説，2015年的股市波動告訴我們，在“十三五”期間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引發中國經濟迄今尚未經歷的風險和波動。
可以預見，十三五，作為中國實現2020年全面小康計劃目標的最後關鍵的五年，中國經濟增長與改革，轉型與發展等等，都需要中國政府更高超的平衡能力與政治智慧。
以下為幾位教授的精彩解讀：
經濟增速
張春：經濟增速應更重質量輕數量
對於十三五的經濟增速，應更重質量輕數量，增速數字不必定得過高,不必刻意追求某個速度。所謂質量就是調整經濟結構，要更快地加速向消費驅動轉型，提高消費比率，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低於7%的增長速度並不可怕，6.5%，甚至6%的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依然遙遙領先。
在轉型過程中，十三五規劃裏應有一些更具體的措施。首先是財税制度改革，實施轉移支付，要往第三產業及消費轉型，讓老百姓有能力消費。在社保、教育、醫療等方面，要對低收入人羣提供完善的保障制度支撐，適當投入補貼促進經濟轉型。
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服務領域，這既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內在需要，也是應對外來壓力的需要（如TPP），在例如民生、健康、金融等國有比例過大的行業要向民企、外企開放，這樣既能提升發展速度，又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中國的金融監管和決策一定要更專業化和透明化。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 重大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決策影響遠超國界，甚至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程度。因此，中國的金融監管和決策要更加專業化，要加大透明度，加強和世界的溝通，讓市 場更好地瞭解中國的決策框架和決策體系，這樣才能更好地引導預期，避免預期波動，並逐步增強在全球市場的話語權和信譽度。
錢軍： 不求速度但要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經濟增速的核心在於質量，但是不追求速度的前提是要守住底線的，這個底線指的是社會穩定，核心之一是保證社會就業總量並能夠創造足夠的新的就業機會。
積極向第三產業轉型，就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只要守住以上底線，那增速的目標是可以放低些的，比如在6%到6.5%之間，這也有利於減少下行壓力。
中國目前一大問題是企業和部分地方政府負債率高，通過新增銀行貸款來刺激經濟存在較大風險；同時，中小企業和消費者的税負依然較高，政府可以通過減税等財政措施，給中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羣減少包袱並刺激消費。
朱寧： 加強政策引導性和前瞻性
“十三五”規劃的五年，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宏觀政策和規劃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內，保持政策的定力和連貫性；另一方面，規劃和政策仍然要以改革為主線，積極引導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積極適度地預調微調，有序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靈活機動地採取適度措施，加強政策的引導性和前瞻性。
在中國經濟向可持續增長轉型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受到關注的領域是環境保護。環境保護能帶領節能環保行業的發展，也會對新能源、可持續發展能源、新材料或新科技起到一定的帶動作用。
自貿區金改
錢軍： 自貿區要增加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規模
自貿區是改革的前沿，是一個試錯點，上海自貿區可以試建立一個區內金融機構的全倉位壓力測試機制，這將是世界領先的一個風控機制和體系，許多政策一旦通過試驗就可以在全國更多範圍和區域推廣。
上海自貿區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需要在資本項目上面更加開放，促進人民幣的自由兑換，另一方面要增加資本項下的人民幣跨境流動。
上海自貿區應該建成一個國際開放型的，有多種投資產品的金融市場，吸引全球的機構投資者，作為窗口幫助境內居民、企業創造更多投資機會。
自貿區還要增加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的交易規模，包括（風險小，流動性好的）債券（比如貿易票據）和大宗商品（石油，有色金屬）等。一旦規模擴大至一定程度，就可以幫助中國拿到‘定價權’，這對國民經濟發展、對金融體系的安全都很重要。
上海自貿區可以開發更多的投資雙向通道，比如類似滬港通的“滬倫通、滬美通”等股票投資渠道，這些通道可以通過調控額度，做到風險可控，因為雙向通道內的資金流出是看得見並可以監控的。
資本市場
錢軍： 股市波動 不應成為阻礙資本市場改革和開放的藉口
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金融體系的建設是核心內容之一。如果整個市場體系在（短期和長期的）配置全社會資源當中真正起到決定作用，經濟轉型和升級就會比較順利的實現：因為市場看好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國家頂層設計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關鍵是要培育和培養現有和新興的市場，讓市場充當配置資源的主角。
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的另一個重點就是要融入世界金融體系，比如人民幣能夠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起到更重要作用，成為一個真正的儲備貨幣，這不僅對中國好，對全世界尤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大有益處的。
要對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持謹慎的態度。根據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無條件的全面的降息降準無法真正惠及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可以繼續對一些領域實施定向寬鬆貨幣政策，以鼓勵這些新興行業的發展。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帶來的過度流動性一旦流向預期短期收益高、投機性強的市場板塊就會產生資產泡沫。
儘管今年資本市場尤其股市經歷了大幅波動，但這不應該成為阻礙資本市場持續改革和開放的藉口。相反，應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繼續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和開放。中國的實體經濟體量很大，與世界實體經濟連接度已經很高，但在金融體系上還是相對封閉，所以實體經濟融入世界體系以後對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接軌有較為迫切的需求（比如企業走出去要做的跨國併購），這同時也是企業、個人和政府實現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需要。
目前國內在資本市場相對封閉的情況下，長期可投資、有穩定收益的產品還是不夠多，除股票、房地產之外並沒有什麼很好的產品。在產品不多但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產生泡沫的可能性較大。如果能夠更加開放，讓一部分錢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流出去，可以緩衝國內流動性過度造成的泡沫壓力。對於企業和老百姓來講，能夠多一些長期投資的渠道，走入全球市場，這些開放措施值得鼓勵。
對於金融監管，最關鍵是要培養和維護市場力量，以股市為例，中國的股市現在規模全球第二，上市的公司多，參與的投資者也多，這樣的規模和參與度下光靠政府調控是不可行的，還是需要遵循市場規律，健全市場體系，儘快推進完善註冊制。 目前市場的很多怪現象，其中最大的問題追根溯源還是上市機制問題，所以註冊制不該推遲，需將上市的決定和過程放給市場，監管部門要從監管公司的業績轉向監 管公司的合法合規上來。
嚴弘：利用税收優惠，鼓勵做長期投資
當前中國鼓勵經濟轉型，提倡消費經濟，但消費率上升並不明顯，短視資金非但沒有流向實體經濟，也沒有為老百姓聚集到足以養老就醫的財富，反而阻礙了經濟的轉型。而類似美國401K計劃的資金作為長期資本可以真正地為實體經濟的發展發揮作用，也能為老百姓積聚財富。
美國401K有一個存在的必要條件，即税收優惠，投到401K的錢(設有上限)無需交當期所得税，可以推到退休之後，這個激勵效果很大。所以中國的税收制度如何在這方面找到一個切入點、使得人們有動力去投資，這點十分重要。税收激勵和基金經理素質也可能是中國版‘401K計劃’面臨的關鍵挑戰。
中國版401K從監管層面來説應該有足夠的動力去推行。如果得以推行，這無疑是雙贏，一方面減少了當期税負、鼓勵了消費，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更多的長期資本。基金擁有長期穩定的資本，可以進行長線佈局，最終能夠起到穩定人心、穩定市場的作用。
朱寧：十三五期間的金融改革 應注重風險控制
十三五規劃中，中國金融改革路徑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當下，而是未來，並不是速度，而是質量，並不是求全責備，而在於可持續性。無論是我國的金融體系，經濟增長模式，還是目前逐步放緩的經濟增長速度，究其狀況是大體健康而穩定的。
隨着經濟其他部門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金融體系對於利率及相關的融資成 本，匯率及相關的國際融資成本與風險，以及進一步深化實體經濟改革的限制，都會暴露的更加明顯。如果不能積極主動地化解此類風險，而是消極聽任風險的累積和蔓延的話，今後的整體經濟改革步伐反而有可能躑躅不前。
2015年的股市波動提醒我們，在“十三五”期間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引發中國經濟迄今尚未經歷的風險和波動。
首先，國際經驗表明，近期推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存款利率完全放開，有可能會直接導致全社會基準利率的普遍上升。這一方面固然會給廣大儲户帶來更豐厚的收益，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家庭的消費能力，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這也有可能推升全社會企業的融資成本，從而進一步加劇中小企業融資貴的問題。
國企改革
錢軍： 戰略性行業及重要企業，應堅持國家做大股東
要明確國企的目標，明確國企的定位。國企可能有盈利目標和非盈利的雙重目標，如何與國企高管釐清這些目標以及考核方式至關重要。國企該市場化還是要市場化，包括市場化的薪酬結構和激勵機制等，上市的國企，包括在海外上市的國企，要符合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和運行規律。
國企改革的核心就是提高國有資產和人員的效率、競爭力和資產收益率，具體方法包括控制核心資產剝離非核心資產。核心資產要能夠為國家、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完成國家賦予的任務。
對於國企改革引入民營資本，目前存在的問題是一旦引進後控制權如何分配？民營資本做了大股東，到底有無控制權？在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性行業和一些重要企業（國防、大型金融機構、能源、基礎建設和保護等），應該讓國家作為大股東和控股股東，這樣便於確保國家經濟和金融體系安全，便於在危機時刻的調控，但除此之外的很多第三產業，包括房地產等，如無必要由國家控股的，就應該允許開放，允許民資主導。
朱寧：利率市場化 將挑戰國企的賺錢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融資環境的變革前提下，原先受到傾斜性低廉銀行利率支持的大中型國有企業， 將不得不面對更加市場化的利率帶來的新的競爭環境。
同時由於普惠金融的發展，國有企業不但不再能夠依賴資金優勢通過提供資金中介業務而獲得高額利潤，甚至有可能因為利率市場化的過程，而面臨比過去更高的貸款條件。貸款條件的從嚴和貸款成本的提升，將迫使國有企業重新認真審視其業務的利潤水平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這一市場化的進程將有助於國有企業更好地識別行政與市場的邊界，進一步提升管理效率，以達到和國內外企業競爭的實力和底氣。
在國企改革中，我們需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一：端正“企業”和“國有”兩者身份之間的關係，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揮國有企業的作用。
二：區分壟斷性和充分競爭國企。讓競爭性行業的國企儘可能地與民營企業競爭。對於壟斷性國企，讓全社會更好地分享他們的利潤或財富。
三：結合中國經濟國際化，如一帶一路等，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更好地提升企業形象以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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