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正發黨再上台，要解決的還是老問題

在11月1日剛剛結束的土耳其全國議會大選中，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下稱“正發黨”）終於贏得了多數席位，即49.4%的選票，在議會550個席位中佔據316席。這一結果，不僅比民調預期的好很多，更是勝於6月7日的大選結果，彼時正發黨只獲得40.87%的選票，贏得議會258席，未能保住一黨執政所需的議會多數席位。

除正發黨大獲全勝外，本次大選排在第二位的是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贏得了25.4%的選票；右翼倡導民族主義的“民族行動黨”（MHP）獲得12%的選票；左翼高舉庫爾德人權利的“人民民主黨”（HDP）得票率為10.7%，超過進入議會所需的10%底線。進入議會後，“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和“人民民主黨”所獲得的議席數分別為134、41和59。

土耳其一直是亞洲進入歐洲的咽喉要道，隨着敍利亞難民危機的爆發，土耳其成為難民進入歐洲的重要路徑之一，也被難民問題攪擾得苦不堪言。加之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計劃中，土耳其也是其中重要一站。考慮到在東突問題上土耳其和中國的矛盾，未來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正發黨需要謹慎面對的問題之一。因而對於贏得議會多數的正發黨來説，新的征程才剛剛開始。

埃爾多安

出乎預料的選舉結果

在之前各類預測中，幾乎都認為此次選舉結果將會同6月初土耳其大選結果相類似，即“正發黨”、“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和“人民民主黨”共同分割550個議會席位，但是四個政黨都無法超過半數議席，需要和其他三個政黨中的一個或多個組成聯合政府；得票最多的“正發黨”也不會超過議會半數，需要同其他政黨進行談判。因此當此次大選結果最終出爐，“正發黨”以316席冠絕議會之際，幾乎所有分析人士都覺得無比意外。

大選之前，一位在土耳其大學當老師的朋友曾對筆者表示，他將投票給“共和人民黨”，而且認為“共和人民黨”將會在大選之後同“正發黨”組閣，“‘共和人民黨’至少會得到一個副總理職務”；而筆者另一名居住在伊斯坦布爾的庫爾德人朋友則顯得更加樂觀，認為此次大選之後，“埃爾多安（‘正發黨’領導人）將不得不在庫爾德問題上向‘人民民主黨’讓步，否則就別想組閣成功。”不過大選結束之後，結果卻讓大家都覺得驚訝，連“正發黨”內部都覺得“喜出望外”：大選之前“正發黨”黨首達武特奧盧曾經希望“得票率達到45%”，所以當選舉結果顯示得票率幾乎接近50%之時，達武特奧盧特意在推特上寫下了“非常感謝”。他在隨後對支持者發表演説時提到，“希望能為大家再服務4年，希望2019年還能繼續站在這裏。”

其實對於此次選舉結果的解釋，大部分分析認為還是“人心思定”。在競選過程中，領導正發黨的埃爾多安承諾，如果執政黨贏得大選，將為土耳其重新迎來穩定局面。他也在初步結果出爐後表示：“這次大選的目的是尋求持續的穩定和信任。”從某種程度上講，此次大選是今年6月份土耳其大選的一個“加時賽”，諸多影響因素導致了“正發黨”重新獲得選舉勝利。從短週期來看，此次大選適逢6月大選之後的一系列重大亂局影響之下，6月份之後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讓土耳其所面臨的國內安全威脅愈發敏感，而經濟增長放緩，不斷湧入的敍利亞難民，也使得土耳其社會憂心忡忡；加上6月份大選之後，國內各個政黨派別彼此攻訐不休，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分裂狀態。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亟需通過一次選舉統合各個政治力量，重新將國家帶入正軌。

所以，從此次選舉結果來看，除了相對温和的“共和人民黨”選票略微增加之外，“民族行動黨”和“人民民主黨”的選票數量都大幅下降，而這些下降的選票大部分都被“正發黨”所掠走。這同“正發黨”在6月份大選之後，面臨土耳其國內諸多挑戰尤其是涉及到安全問題和庫爾德民族問題上的決策密不可分。在6月份大選之前，當時的“正發黨”在反恐問題和庫爾德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受到了多方面抨擊：在反恐問題上，包括“共和人民黨”在內的土耳其政治力量都抨擊“正發黨”同敍利亞的極端組織關係曖昧，因此損害了土耳其的國家利益；而另一方面，“正發黨”在庫爾德問題上的承諾，即“通過民主手段將庫爾德問題化解”，並沒有使庫爾德人滿意，尤其是2002年“正發黨”執政之後，土耳其東南部地區長期貧困，磨損了“正發黨”在當地庫爾德民眾心中的影響力，加上“人民民主黨”的挑戰和“正發黨”在當地賄選事件的不良影響，“正發黨”在民族主義者陣營中和庫爾德民眾陣營中的影響力下降也就不難預測了。

但是6月份大選後到現在，發生的數起土耳其國內恐怖襲擊事件，使得“正發黨”形象有所改善。一方面，“正發黨”政府堅決打擊境內外的恐怖主義勢力，尤其是針對敍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工人黨”營地進行了打擊，遏制了庫爾德人武裝在敍利亞的擴張，因此贏得了“民族行動黨”的一部分選民。對於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來説，這幾次恐怖襲擊事件預示着土耳其國內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安全挑戰，因此不少民族主義者認為，應當通過暴力和強力手段來打擊境內外一切極端主義組織，尤其是對活動在土耳其東南部以及敍利亞東北部的“庫爾德工人黨”和同其關係緊密的敍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武裝進行打擊，以維護土耳其的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內的不少庫爾德民眾，擔心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在土耳其庫爾德人聚居區的那段“悲慘歷史”重現，當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一方面受到軍警部門的懷疑和盤查，正常生活節奏被打亂，另一方面還受到來自“庫爾德工人黨”的威脅，逼迫不少居住在鄉村和偏遠山區的庫爾德人效忠“庫爾德工人黨”，否則會發動針對村民的報復。在兩種“民族主義”力量的撕扯下，庫爾德民眾的生活十分悲慘，淪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因此，相對於歷史上土耳其軍方那種“大土耳其主義”政策以及“庫爾德工人黨”威脅下的“非合作即叛徒”的悲慘回憶，“人民民主黨”儘管仍然代表庫爾德民眾發聲，但是在“人民民主黨”6月份首次進入議會之後，其與“庫爾德工人黨”的關係愈發緊張，“庫爾德工人黨”認為“人民民主黨”在挑戰其在庫爾德民眾中的長期權威，而面對真刀戰槍的威脅，孱弱的“人民民主黨”顯得“書生氣短”。所以對於庫爾德民眾來説，相對温和的“正義與發展黨”所倡導的“民主政治”和“温和伊斯蘭”更容易受到庫爾德選民的支持。

“正發黨”挑戰猶存

此次大選之後，如果組閣事宜成功，意味着土耳其“正發黨”政府將會執政到2019年。在此背景下，“正發黨”此次勝選將會影響到土耳其未來的內外政策走向。首先可能會帶來變動的是“正發黨”內部的領導層更迭。此次選舉中，土耳其“正發黨”內部幕後領導人、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明顯較6月大選時低調了許多。在6月份大選中，外界普遍認為埃爾多安將會通過大選來進一步增加“正發黨”在議會中的地位，並且獲得足夠多的席位來修改憲法，將土耳其由當前的“議會制”變為“總統制”。

正因為如此，當埃爾多安為6月份的大選鼓足力氣高聲呼喊宣傳的時候，也招來了不少批評和懷疑之聲，不少人認為埃爾多安將會成為一個土耳其的政治獨裁者，這對於習慣了民主政治的土耳其人來説值得警惕，其選舉結果也證明土耳其許多民眾並不希望看到埃爾多安太過高調的呆在土耳其政策決策的中心舞台。在此次備戰11月份大選時，埃爾多安明顯選擇了低調行事，將“拋頭露面”更多交給了“正發黨”的現任領導人、土耳其看守總理達武特奧盧，避開風頭。所以當此次大選投票之前，土耳其國內政治議題已經由6月份的“埃爾多安能否終身當總統”變為了“土耳其未來該怎麼辦”。議題的變更，也顯示出了“正發黨”選舉策略的勝利。

當然了，此次“正發黨”贏得大選之後，埃爾多安是否會再次動“修憲”的心思，還很難講。畢竟政客追求權力的慾望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而“修憲”議題如果開始，必將會首先導致“正發黨”內部領導層之間的關係微妙，更會導致土耳其國內政治和社會動盪。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2013年和2014年土耳其國內的諸多政治事件，其背景都有遏制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權力過大的意圖。所以當此次大選“正發黨”再次成功奪權，意味着土耳其國內世俗精英階層削弱伊斯蘭政治力量的一次挫敗，未來一旦“正發黨”或者埃爾多安再想朝着穩固權力進一步邁進，勢必再次遭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劇烈抵抗，這也預示着土耳其國內政治社會將面臨更深的裂痕。

其次土耳其“正發黨”政府執政之後，土耳其的經濟發展難題、反恐問題和難民問題亟需解決。在經濟問題上，“正發黨”所面臨的困境尤為巨大，日益嚴重的通脹壓力是土耳其經濟頭號大敵。此外，土耳其經濟增速放緩，土耳其國內失業率也節節攀升，青年人失業率更是高達18％，東部和東南部地區青年人失業率達30％。過高的青年人失業率給社會穩定帶來很大隱患。土政府過去曾出現對經濟目標不斷“修正”的情況，但其對“2023目標”一直沒有放棄。這一目標就是到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週年時，土耳其躋身世界十大經濟體之列。目前，土耳其是排在韓國、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之後的全球第17大經濟體，在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成員中經濟增速較高。

土耳其大選中，民眾高舉埃爾多安頭像

在反恐和地區安全問題上，未來的土耳其“正發黨”政府將很可能繼續在反恐問題上的措施——既保持一定介入又置身事外的立場。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即在關鍵地區和關鍵時間節點上，通過打擊國內外尤其是敍利亞、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控制區目標，來維持當地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伊斯蘭極端組織-世俗組織之間關係的微妙平衡，防止土耳其南部鄰國出現一個不利於自身安全的威脅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除了必要的武力介入，維護同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尤其是巴爾扎尼領導的“庫爾德民主黨”之間的關係十分必要。從過去十餘年來看，“正發黨”和巴爾扎尼之間已經形成了良好的互信和政治關係，而巴爾扎尼也由於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和私人關係等方面的原因，願意幫助土耳其遏制“庫爾德工人黨”和“庫爾德民主聯盟黨”的擴張。此外，出於政策慣性和温和伊斯蘭立場的影響，“正發黨”仍然很可能會繼續同敍利亞、巴爾幹和北非的一些極端組織武裝保持曖昧，繼續成為中東地區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地區力量。在未來，土耳其希望在敍土邊界建立一個“真空無人區”，使得土耳其軍隊能夠更有力地對聖戰分子和庫爾德人予以打擊。這種努力從今年上半年開始的土耳其軍事行動中就可見雛形，未來的一段時間，“正發黨”政府很可能會繼續持續此政策，保護土耳其的國家安全。

在難民問題上，鑑於土耳其國內已經面臨日益嚴重的難民壓力。自敍利亞危機爆發以來，土耳其已接收近250萬敍利亞難民。而在敍土邊界，大大小小的難民營早已成為這些逃難者習以為常的“異國聚居區”。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上，隨處可見三五成羣的敍利亞難民。儘管土耳其政府斥資60億美元用於難民安置的做法受到了國際人道組織的熱烈歡迎，但慷慨的“開門”政策也為其自身惹來爭議。土耳其南部的難民營雖是敍利亞人的“避風港”，實質上卻更像美國聯合阿拉伯國家應對敍利亞巴沙爾政權的“緩衝區”，必要之時作為地緣政治的有效武器，對敍武裝力量實施壓制。另一方面，國際移民組織報告顯示，儘管大量敍利亞人於土耳其境內尋求庇護，但生活在正規難民營中的人數卻不到10%。剩下的則多聚集在城鎮外的農村地區，因此在管理和物資援助方面都存在巨大的挑戰。蜂擁而入的難民，或是將土耳其作為目的地，或是將土耳其作為前往歐洲的“跳板”，這都給土耳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由於歐洲在難民問題上同土耳其之間協調不力，加上敍利亞戰局仍將持續，未來的“正發黨”政府如何協調好難民問題，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土耳其未來社會滿意度以及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第三，對於中國來説，“正發黨”政府需要同中國保持友好的關係，但是中-土之間的敏感問題恐怕短期之內仍然無法化解。對於包括土耳其在內的中東國家來説，中國的形象就是“錢多、速來”，包括普通土耳其人在內的廣大中東地區，對於中國的認知十分粗淺。不過同其他中東國家一樣，土耳其也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對於土耳其是一個機遇，維護中-土關係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當前，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經貿關係日益緊密，前往土耳其的中國遊客也成為拉動土耳其旅遊業的一個重要支柱。在此背景下，保持同中國的友好關係，對於土耳其任何一屆政府來説都非常重要。

然而，我們也不應忘記，中國和土耳其之間仍然存在着較深的問題，尤其在涉疆問題上，中-土關係未來仍然會面臨考驗。土耳其作為“東突”運動的一個“大本營”，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對“一箇中國”的政策陽奉陰違，雖然歷屆土耳其領導人都信誓旦旦地強調“不支持東突”，但在實際操作中又往往通過各種手段，利用各類非官方機構直接或者間接地幫助各類“東突”團體開展活動。就本屆“正發黨”政府來説，過去的十多年間，“東突”問題也一直是其領導下的土耳其政府和中國之間的一個巨大矛盾。

當前“東突”在土耳其國內輿論中的身份被表述為“突厥人種”“伊斯蘭”“少數羣體”“受壓迫的自由派”等，因此在當前各類政治力量的話語中都可以自由適用。在“正發黨”的話語表達中，“東突”可以被視為“伊斯蘭”性質的“突厥人種”，而在“人民民主黨”和“共和人民黨”的表述中，“東突”又被突出了“少數羣體”和“受壓迫的自由派”的一面，在極右翼的“民族運動黨”和宗教政黨“大團結黨”表述中，“東突”團體又分別被突出為“突厥人種”和“伊斯蘭”性質。因此無論是“正發黨”還是“反正發黨”的其他黨團，對於“東突”都有着極大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未來涉疆問題恐怕仍然是考驗中土關係的重要難題。

土耳其此次大選，將“正發黨”帶回了土耳其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也應當看到，未來“正發黨”政府仍將面臨來自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挑戰，而且中-土關係在迎來未來發展新機遇的同時，也將繼續受到涉疆問題的困擾。大選塵埃落定，土耳其恐怕還要老老實實地面臨諸多頭疼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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