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浩：滴滴醫生上門，是互聯網醫療的唯一出路嗎？

10月中旬，曾推出“基因專車”的滴滴出行再祭新法寶：在10月18、19日兩天，滴滴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四個城市推出“一鍵呼叫醫生，隨車上門諮詢”的免費服務。用户可在服務範圍內，通過滴滴出行APP呼叫線上醫生。醫生電話確認後會即刻搭乘滴滴專車趕到用户家中診療。

與滴滴系列的APP相似，滴滴醫生有着精妙的宣傳文案，但是出彩的文辭背後是什麼？生命科學高級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西安交通大學上海研究院院長秘書李文浩撰文從大數據運用、醫療資源、治療實效乃至法理依據上為您作出分析。

乘滴滴專車上門提供診療的滴滴醫生

儘管此次“上門醫生”只是滴滴出行APP探出的又一隻上門O2O服務的觸角，卻已經讓眾多投資者、業內人士興奮不已。畢竟這兩年，曾經風生水起的“Uber”模式上門O2O服務處於“冰火兩重天”的境地，一邊是各色細分領域的上門O2O服務頻頻獲得不菲的天使輪融資，另一邊卻是C輪前的一將功成萬骨枯。曾號稱“全國最大的移動互聯網洗車服務平台”E洗車已瀕臨倒閉，多項業務已暫停，百餘名員工離職；總計獲得833萬美元融資、頗得雷軍青眼的上海廚師上門O2O服務平台“燒飯飯”也於10月13日正式宣佈停業。而背靠A（阿里）T（騰訊）兩大巨頭的滴滴出行選擇擎起“上門醫生”“移動醫療”兩面大旗，頗有些風雷之勢。

“互聯網醫療唯一出路”

拋開巨頭們搶奪流量入口的野心和媒體炒作的喧囂不談，“上門醫生”無論是在醫療服務體系創新領域還是在上門O2O服務領域均有其獨到之處。上門醫療服務本身就在健康體檢和慢病、重病的監測診療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可避免“掛號兩小時，診療五分鐘”的糟糕體驗，從一開始就為醫患關係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點對點的服務模式更與埃裏克·託普（Eric J. Topol）在《顛覆醫療》中所提出的“個性化診斷”理念不謀而合。

另一方面，醫療服務尤其是重症醫療和保健醫療天生具有“重度垂直”模式所要求的高黏性、高單價、高頻次的特徵，現實生活中專家門診的火爆和影視作品裏私人醫生的尊貴便是有力證據。此次滴滴更是機智地選擇直接與醫院合作，規避了之前“滴滴專車”身份懸而未決的尷尬。同時，誰能説滴滴將來沒有做“滴滴專醫”的打算呢？在資歷與身價直接掛鈎的醫療行業，就算延遲退休政策尚需時日，退休醫生返聘參加“滴滴專醫”甚至自己拉起私人醫生O2O服務同樣前景廣闊。**(注1)**在美國，Pager、Heal等互聯網醫療企業已經建立了成熟的業務模式，國內移動醫療行業市場規模估值也已經達到了45億元，而到2017年更將達到200億元。無怪乎部分證券分析師甚至斷言：“上門醫生將是移動醫療唯一出路”。

看上去很美

然而，風生水起的“上門醫生”，是否真的能讓移動醫療柳暗花明？

國際醫療衞生會員組織（HIMSS）給移動醫療（mHealth）下的定義是，通過使用移動通信技術——例如PDA、移動電話和衞星通信來提供醫療服務和信息，具體到移動互聯網領域，則以基於安卓和iOS等移動終端系統的醫療健康類App應用為主。它為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衞生服務提供了一種有效方法，在醫療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通過移動醫療可解決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問題。

央視新聞也關注滴滴醫生引起的爭議

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醫療問題表象是看病難、看病貴，深層次問題其實是醫療資源依舊匱乏。而醫療資源匱乏又體現為面對數以億計的患者羣體，醫療設備缺，醫生更缺。而“醫生更缺”的本質，實際上是由於循證醫學尚未真正成為醫療行為的基礎，基於醫生個體主觀意見所得出的C類證據佔據了醫療行為的主流，而基於客觀檢測以及長期醫療統計數據的A類證據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名醫難求”正説明了C類證據的深入人心**(注2)**。

在這種情況下，滴滴所推出的“上門醫生”，究竟是釋放了空閒的醫療資源，還是加劇了醫療資源的窘迫，恐怕還很難説。君不見熱播大劇《甄嬛傳》裏，年大將軍叫了所有的太醫出診導致皇后風疾無人可醫，正是壓死駱駝的一枚重要稻草。

大數據時代，循證醫療離我們有多遠？

移動醫療的關鍵，在於以大數據、物聯網技術及時有效地進行健康監控和診療，傳遞診療信息，進行分診和診療判斷，其意義並不僅僅是以移動技術優化醫療工作流程，提高整體工作效率，更在於通過大數據分診這種基於A類大數據的應用，打破傳統醫療壟斷的局面，逆轉原有以C類數據為主的醫療市場。移動醫療的核心是數據，而數據正是嚴肅醫療和循證醫學的關鍵所在。

安東尼湯森在《智慧城市》一書中提出，大數據時代鼓勵自底向上的“城市黑客”作為產業與服務創新的核心推動力。Uber也好，Facebook也罷，這個時代的成功者，無不將重視用户數據的採集和挖掘奉為圭臬。滴滴坐擁天價投資換來的巨大數據入口，能否在醫療領域當真有所作為，不僅為移動醫療、更為循證醫療開闢一條新的康莊大道，尚需端正信念，踏實行路。我們拭目以待。

注1：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類似美國等國家的私人醫生管理制度。我國行醫資格管理採取雙證制，即需要《行醫資格證》與《醫師執業資格證》兩證。前者表明醫師水平，後者規定醫師執業單位和執業範圍，而執業資格又由地方衞生局頒發，作為行政上的認可。改變執業單位需要更換執業資格證。因此，如醫生希望返聘加入“滴滴上門醫療”，要麼滴滴可以自己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要麼滴滴能夠與具備《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機構訂立合作關係，並得到行政認可。否則，醫生通過“滴滴上門醫療”來發揮退休後的餘熱，依舊存在法理上的障礙。

注2：循證醫學講究三類證據，A類、B類、C類。

A類證據是基於醫療大數據得出的普遍的統計性結論，可簡單視為“統計學意見”或“診療數據分析意見”；

B類證據經由醫學專家團評審之後得出的結論，可簡單視為“專家會診意見”；

C類證據則是憑藉醫生個體主觀意見得出的結論，可簡單視為“專家意見”或“醫師意見”。

三類證據在循證醫學體系中的嚴謹性依次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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