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尼泊爾為什麼能？盤點世界共產黨的議會鬥爭

2015年10月28日，尼泊爾誕生了該國第一位女總統——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副主席比迪婭·班達裏（Bidhya Devi Bhandari）。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女性共產黨員，而且是在多黨制下，通過議會道路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班達裏獲得了尼泊爾兩派共產黨（聯合馬列、毛派）的支持，也使得尼泊爾誕生了史無前例的“競爭性的共產黨兩黨制”。一個喜馬拉雅山南麓，夾在中印兩國之間，位列最不發達國家之中的彈丸小國，卻在國際共運的低潮時創造了國際共運的歷史上的多項第一，而尼泊爾共產主義者在議會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無疑為共產黨曲折坎坷的議會鬥爭史塗上了一抹亮色。

班達裏

共產黨坎坷的議會鬥爭史

1848年，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席捲歐洲大地，資本主義發展蒸蒸日上的時刻，來自德國的兩個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卻用一本《共產黨宣言》宣告了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走向滅亡的命運，為飽受剝削和壓迫的歐洲工人階級提供了行動指南。而其中“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的戰鬥檄文，以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動員令，更使得歐洲的各種舊勢力們心驚膽戰。因此，他們一刻也不放鬆對“共產主義的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諸如三大工人運動，巴黎公社這樣的工人運動都遭到了殘酷鎮壓，而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也在工人運動內部不斷地對共產主義者進行衝擊，國際共運初期的發展可謂舉步維艱。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和一戰結束。隨着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以及隨後到來的第一輪無產階級革命高潮。共產主義政黨在蘇俄以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暫時取得了政權（如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蒙古、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等），在另外一些國家獲取了合法的地位併成為推動本國民主革命、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力量（如魏瑪德國、1939年前的法國、1936年前的西班牙、1927年以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等）。

然而，資本主義世界雖然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沉重打擊，但資產階級力量猶在，其對共產主義的仇視也隨着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到來而有增無減，所以除蘇聯和蒙古外，其它地區的工農革命政權被先後推翻，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則大多在法西斯政權上台之後喪失了合法地位，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共產黨的議會鬥爭道路遭遇巨大挫折。

共產黨真正大規模地參與合法議會鬥爭，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紅軍解放了大半個歐洲，並參與終結了亞洲的戰事。而各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武裝則是反法西斯鬥爭中拒不妥協的戰士，這一切都使得共產黨在戰後的政治聲望和影響力大增，為共產黨在戰後進入議會進行合法鬥爭提供了豐厚的政治資本。加之社會主義革命在東歐和東亞勝利的鼓舞，此時的共產黨的議會鬥爭可謂成效顯著：在歐洲，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曾長期處於第一大黨（按黨員人數算）的位置，法共領導人多列士曾擔任副總理，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曾擔任副總理和不管部長、司法部長，希臘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和葡萄牙共產黨在本國民主化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在哥特瓦爾德的領導下通過議會鬥爭和羣眾鬥爭相結合的方式“和平過渡”進入社會主義。在亞洲，印度共產黨曾經是印度第五大黨，印尼共產黨在鼎盛時期黨員高達數百萬之眾，而日本共產黨更是日本政壇資格最老的政黨。顯然，二戰勝利後，共產黨迎來了參與資本主義國家議會，進行合法鬥爭的“黃金時期”。

但是，共產黨在資本主義國家進入議會，大規模地進行合法鬥爭，並不意味着其不受資產階級的排斥與打擊。在歐洲，法國在1947年通過修改憲法和選舉法的方式，將共產黨排除出政府之外，之後共產黨從未單獨執政，意大利共產黨於1945－1946年在政府當中“曇花一現”之後就再未單獨或聯合執政過。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被披露和隨後發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動在西歐共產黨當中掀起了一股退黨大潮，而西德干脆在匈牙利事件後於1956年取締了西德的德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則長期在國內沒有合法地位。

而在亞洲，1965年9月30日，以蘇哈托為首的反共軍官趁軍事政變之際掌握了政權，推行白色恐怖，包括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在內的黨員慘遭屠殺，黨組織被解散，一個擁有數百萬黨員的黨瞬間灰飛煙滅，着實令人唏噓不已。

而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運更是遭遇重大挫折，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參與議會政治的進程發生了重大逆轉。在發達國家中，長期在野的共產黨或放棄社會主義綱領，改頭換面（如意大利共產黨改為左翼民主黨），或陷入分裂（如意大利共產黨分裂為意大利左民黨，重建共產黨，共產黨人黨），或對黨綱進行重大調整（比如日共不再尋求推翻天皇制，法共在三十六大上取消了鐮刀錘子標誌），儘管如此，仍不能挽回黨員流失、黨影響力下降的頹勢。

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了堅持武裝鬥爭的共產黨（如印度納薩爾派、尼泊爾毛派等）和極個別走議會道路的共產黨（尼共聯合馬列）還有些許影響力之外，在議會當中已經幾乎完全聽不到共產黨員的聲音了。

在蘇東地區，曾經長期執政的共產黨或被宣佈為非法（如羅馬尼亞、波羅的海三國以及最近的烏克蘭），或放棄社會主義綱領，改頭換面（如東德、波蘭、南斯拉夫、匈牙利等），而碩果猶存或重建的共產黨，其影響力也大不如前（如俄共、捷克和摩拉維亞的共產黨等）。

共產黨議會鬥爭艱難的原因

據筆者粗略統計，自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來，通過議會道路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執政地位或者聯合執政地位的共產黨有五個（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摩爾多瓦以及尼泊爾），其中“和平過渡”至社會主義的有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目前還有一些共產黨在本國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如德共、俄共、日共、西班牙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白俄羅斯共產黨，以及雖然被取締但仍然有較大影響力的烏克蘭共產黨），但除了新聞上提到的尼泊爾共產黨一枝獨秀外，其它走議會道路的共產黨無不面臨黨員流失，組織渙散，黨的影響力下降等困境。雖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共產黨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惡劣是重要的外因，但共產黨對資本主義議會道路“水土不服”，並不是當下國際共運低潮時的特有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顯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了幾十年的改良，在議會中也有多樣的政治光譜，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與其他各色政黨還是有根本性的不同。這是共產黨難以在資產階級議會立足的根本原因，關於此點的論述頗多，在此不詳細展開。

即使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共產黨在議會當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首先，資產階級議會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其組織原則，產生方式都是以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利益為目的的。而共產黨一旦參與到議會選舉當中，就等於默認了這些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利益的原則。一旦共產黨默許了這些先決條件，一方面會喪失部分基本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其在議會中的行動縮手縮腳（如俄共和烏共為了保住議會席位沒有阻止國家的第二波私有化運動），從而導致支持者進一步流失。而議會當中的其他政黨並不會因此放鬆對共產黨的打擊，因此共產黨在議會當中等於受到“兩面夾擊”。

其次，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不掌握獲得政治地位和進行社會改造所需的資源，即使在議會中獲得席位乃至上台執政都無法實現自己的綱領和目標。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選舉經費的問題，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開銷節節攀升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在籌集經費方面顯然不能像資產階級政黨那樣手到擒來。而為了籌措經費，共產黨有時也不得不委身於資產階級，甚至出現了大資本家與黨的高級領導實現個人結合的現象（如久加諾夫），而經濟上依附於人必然導致政治上受制於人，使共產黨離自己的目標越來越遠。

最後，議會政治使共產黨喪失了原有的組織優勢，並脱離羣眾。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本來就是一個富人主導的大醬缸，由於默認對手製定的議會組織原則，加之經費和資源稀缺，共產黨所擁有的組織紀律優勢在議會當中便不復存在。議員的地位和奢靡的生活也使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逐漸蜕變，甚至被資產階級拉攏腐蝕。議會鬥爭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也使共產黨難以把本已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基層組織建設和發動羣眾當中去。這樣脱離基層、脱離羣眾的高高在上的組織，自然得不到基層和羣眾的支持，反過來促使它們進一步走“高層路線”，形成惡性循環。

總而言之，如果一個共產黨醉心於議會道路，特別是在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國家，其最後的下場不是從外部被“消滅”，就是在內部走向自己的對立面。

尼泊爾共產黨為何能“一枝獨秀”？

在曲折坎坷、萬馬齊喑的共產黨議會鬥爭史當中，尼泊爾的共產主義政黨卻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績。且不論2015年10月28日的總統選舉中一舉創造了世界政治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當中的多項“世界第一”，早在1990年，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領導了左翼陣線，同尼泊爾大會黨共同終結了無政黨參與的“評議會”制度，參與創立了尼泊爾的政黨議會制度。1994年，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在中期選舉當中獲得30.85%，獲88席而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聯合馬列領導人阿迪卡里出任首相，雖然該政府只存在了一年便宣告解散，但共產黨在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完全依靠議會選舉上台執政在當時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而相對於聯合馬列，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自2006年宣佈放棄武裝鬥爭進入議會以來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2007年9月，由於君主制存廢的問題，毛主義退出議會並向聯合政府施壓，成功地以廢除君主制為條件返回議會併成為第一大黨，而在毛主義的推動下，2008年5月28日，尼泊爾議會以560票對4票的壓倒性優勢正式廢除了君主制。 相對於其它國家共產黨在議會當中的無所作為，尼泊爾的共產主義政黨在議會這個平台上縱橫捭闔，進退自如，着實令人刮目相看。很顯然，尼泊爾共產主義政黨在議會當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與尼泊爾的實際國情和共產黨自身的建設緊密相連的。

尼泊爾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夾在中印兩個大國之間，地理環境封閉，總體而言尚不入西方政治、經濟干預的“法眼”。該國經濟水平落後，全國8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而工業產值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並以紡織、皮革、食品加工等初級工業為主，是“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尼泊爾的社會經濟結構至今仍保留了大部分封建殘餘，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僅使尼泊爾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態，也嚴重地束縛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尼泊爾弱小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力量去推動本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敢於放手發動羣眾，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的共產主義政黨，就幾乎成為推動尼泊爾社會變革的唯一動力。在這一點上，尼泊爾的現狀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情況相類似，而尼泊爾的資本主義相對於當時的中國發展水平更低，尼泊爾的資產階級更弱小，則給了共產主義政黨更大的活動空間。

尼泊爾共產主義政黨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而且結合本國實際，積極參與尼泊爾社會革命進程，這是它們能夠在議會立足並發揮作用的內因。從羣眾基礎、基層組織、工作經驗和組織紀律看，聯合馬列的水平在尼泊爾各政黨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毛主義在進入議會前更是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並在解放區內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這一切，都給予共產主義政黨進入議會的雄厚實力。

更重要的是，尼泊爾各共產主義政黨在進行議會鬥爭的同時，並不拘泥於議會鬥爭，而是充分採用議會鬥爭和羣眾鬥爭乃至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形式，不拘泥於議會鬥爭一城一地的得失。這使得共產主義政黨可以主導議會的政治走向，而議會卻不能有效控制共產黨的活動，阻礙共產黨施行社會改革。而社會改革的實施，施政綱領的兑現，反過來使共產黨獲得了更多的羣眾支持，使其在議會當中的地位更加鞏固。

此外，尼泊爾與中國為鄰，中國革命和建設對尼泊爾起到了示範作用，同時，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為了牽制中國，扶植親蘇政權的需要，蘇聯對尼泊爾進行了大規模、全方位的援助（尼泊爾第一任住房建設部長就是筆者母校人民友誼大學在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中國和蘇聯在尼泊爾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也構成了尼泊爾共產主義力量在議會中相對強大的歷史外因。

前方的道路並不平坦

然而，我們的比迪婭·班達裏同志或許根本沒有時間去好好慶祝這一勝利。因為擺在這屆政府面前的問題嚴重而急迫，已經不允許她和她的政府有任何懈怠了。

首先，尼泊爾的社會改造任務遠沒有完成。封建的地主經濟和小農經濟仍然在廣大農村大行其道；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工業發展寸步難行；正式的議會還未成型（現在的議會被稱為制憲會議，因為各派政治力量不能在制憲問題上達成協議），而以前國王賈南德拉為首的各種舊勢力仍然掌握着大量的社會資源（賈南德拉至今還是尼泊爾首富），隨時都有復辟的危險。因此，這個新生的政權可謂危機四伏，而要在這充滿危機的環境下既保住已經取得的政權，又繼續推進尼泊爾的社會改造，難度可想而知。

其次，隨着尼泊爾社會改造的深入和對外關係越發的獨立自主，一直視尼泊爾為自家後院的印度越來越感到不滿。在尼泊爾宣佈國家生活世俗化，廢除印度教國教地位之時，印度悍然對尼泊爾施以制裁，使尼泊爾危機四伏的狀況雪上加霜。

最後，尼泊爾在今年4月和10月發生了兩次強烈地震，這對於尼泊爾這樣的小國來講不啻於遭遇滅頂之災。而在經濟脆弱、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從地震的廢墟中恢復過來也是這屆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考驗。

總而言之，擺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條佈滿荊棘和迷霧、異常兇險的崎嶇之路，前方並不是平坦的。但是，尼泊爾的共產主義者們既然能夠創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當中的多項“世界第一”，我們也就有理由相信他們能夠帶領人民克服重重困難，實現自身發展，在荊棘和迷霧當中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並能指導其它落後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嶄新道路。在此衷心祝願尼泊爾擺脱當前的困難，實現自身的發展，衷心希望尼泊爾人民無悔自己現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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