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民主”還是安定，也許是法國人民選擇的時候了

【2015年11月13日，對於所有巴黎人來説，將是刻骨銘心的一晚。至少140人死亡、上百人被劫持、多處發生交火……巴黎暴恐的最新情況還在持續更新，整個世界也都為此揪心。《查理週刊》事件之後，法國還沒有來得及深刻反思，敍利亞難民危機又爆發，一次又一次衝擊着法國人賴以自豪的制度和文化優勢。對於今天的法國人來説，似乎處於兩難處境：一方面厭倦了民主，對民主產生疑慮；一方面又捨不得民主，擔心專制政權的產生。如今巴黎槍聲再起，也許到了法國人民選擇的時候了。】

2015年10月，法國新鋭新聞網站Atlantico做了一項民意調查，詢問了1013名有代表性的法國人。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法國人（67%）贊成國家的領導權應該交給專家、非民選人士管理，實行必要的、哪怕是不受歡迎的改革。

在調查中，右派比左派表現出了更積極的態度，80%的共和黨和76%的國民陣線支持者贊同這個主張，比左派高了差不多25個百分點。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學歷越高的人反而越不支持一個技術官僚（專家）型的政府，也就是説擁有越多知識的人越不支持高知識者一一專家或非民選人士治理國家。

調查還表明40%的受訪者贊成一個專制政權上台。右派同樣表現得比左派更積極。47%共和派和60%國民陣線支持者贊成，左派只有約30%的人支持這一觀點。

調查專家指出，“一部分法國人認為法國需要深入的改革以避免衰弱，但是沒有一個選舉出來的政治家有勇氣進行這種改革……反映了民眾某種程度的迷茫心理，根據各自處於不同的社會羣體表現出了相悖的要求……證明了民主的‘失能’”。

專家強調，“這些數字並不是空洞地説明民眾嗜好法西斯主義，而是顯示了對我們政治體制的運行以及獲得成果的深度不滿。”

對政府無作為的深深失望

奧朗德總統自2012年就任以來，已經歷時三年半。成為總統之前，他僅僅擔任過經濟顧問、議員和社會黨第一書記。顯然這位國家決策人物沒有個人實際管理的工作經驗，他更像是一位“書生型”總統。他最遭人詬病的就是其“不作為”。當初競選前，他的社會黨同事就曾指責他“什麼事都沒幹成”，而現在各種調查表明，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法國人對奧朗德的不作為感到失望和不耐煩，認為他無法兑現其競選時的承諾。

法國的國家體制是一種獨具特色的半總統制半議會制的共和政體。總統作為國家的元首和武裝部隊統帥，擁有任命總理、批准總理提名部長、解散國民議會和舉行公民投票等特權，根據議會的政黨選舉情況委任多數黨出任總理。法國的民主選舉理論上是多黨派競爭，實際上一直是左派的社會黨和右派的人民運動聯盟（前身是保衞共和聯盟和其它兩個右派政黨）的二選一遊戲。在歷史上曾三次出現一派任總統、另一派任總理的左右共治現象。

本來按照西方人的構想，西式民主制度賦予選民充分選擇的自由，使得多數黨當政，在野黨發揮監督作用，保證政府公平公正地行使職能。但是現在選民們越來越發現，這種多黨參政的民主機制非但起不了監督的作用，反而引發了互相掣肘、互相扯皮的後果。由於兩派在很多問題上存在着分歧，不能達成一致，政府政策也不得不在左右間搖擺，或者不能採取最有效有利的方法，而是相互妥協採取一個相對平庸的做法。而且出於各自政黨的利益考慮，一個黨派的提案或工作，另一方黨派一定會阻撓通過或橫加障礙。國家的法令政策不能及時有效地實行，政府職能無法順利操作，工作效率低下，導致國內外各種決策長期不見成效。

何況在現在的國家治理中，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的議題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專業，牽涉到地方、階層、黨派、羣體、國內國際多種勢力，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也就各有各的説辭理論、宣傳口號，令選民暈頭轉向，無所適從，弄不清哪個才是正確的，哪個才真正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度遠遠不能發揮其預想的作用，反而起到了把水攪渾的效果。

當前法國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最關鍵的就是一個：國內經濟。法國的經濟經歷了08年金融風波的大衰落以後，一直萎靡不振，尤其從2011年起一路下滑，至今不見起色。經濟低迷帶來的高失業率、購買力下降引發了其它的附帶亂象，比如社會治安問題、種族衝突等，深深困擾着法國社會。加上政府的無能為力致使情況遲遲不能好轉，極右勢力的異軍突起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2002年4月21日的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的候選人勒龐居然戰勝了法國當時的總理、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進入第二輪投票，簡直是一聲晴空霹靂，震撼了整個法國社會。法國自詡為人權的故鄉、民主自由的衞士，竟然在總統選舉中險些選上一個公開宣揚種族歧視、否認二戰希特勒罪行的政治人物，法國政治出現了空前危機。而對法國民眾的衝擊，實在是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體會。

（數據來源：http://www.slate.fr/story/90873/previsions-croissance-gouvernement-graphique）

根源就在於當時法國的經濟萎靡，相當多的民眾認為社會治安惡化，税收沉重，外國人搶佔了本國人的工作崗位，還認為歐洲的同質化和世界全球化的發展威脅到了法國的文化認同，極右派驅逐外來移民的做法和“法國和法國人優先”的口號吸引了一大批選民。事實證明，法國乃至歐洲的經濟環境越是惡化，排外的極右勢力就越是擴張，他們宣揚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風潮很能吸引一批在困境中掙扎的選民。

因此，法國現在表現出的歡迎技術專家型政府或專制政府的態度，不是選民剛剛意識到技術和強權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出自於對老政黨老候選人以及他們一無所用的陳詞濫調的厭惡，希望有新面孔實行果斷有效的新措施。

出現專家性或專制性的新政府？未必。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新型政府的條件成熟，可以期待它的出現？未必。

西方民眾已經深受“西式民主”選舉的薰陶，既有對古希臘的攀附，又有冷戰勝利的餘威，即使金融危機之後，大多數人仍然深信這種方式的公正公平，且認為其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從邏輯來説，民主選舉的基礎是被選舉人的合法性和受歡迎性，而不是他的技術、管理或決策水平的高低。

在選舉人口幾千上萬的古希臘城邦，且不説奴隸制與當代制度的根本不同，人們至少可以保證幾乎認識每一個候選人，瞭解他們的行為個性，判斷他們對自己的好壞。但是在今天覆雜多變的社會和國際形勢下，面臨錯綜複雜的環境和問題，要考慮到對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幾個億的人口在未來幾年幾十年的影響，這已經超出我們大多數人的能力範圍。應該承認，大多數選民既沒有受過相應的培訓，也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在信息來源上一方面受媒體干擾很大，看似信息爆炸，實則容易偏聽偏信，另一方面也接觸不到某種程度上保密的信息，所以缺乏準確判斷候選人資質的能力。

除非某個人事先表現出了卓越的能力，否則在幾個差不多的候選人中，民主選舉選出的往往是最會拉選票的那一個，而不是最會治理國家的人；或者在兩個爛人裏找出比較不爛的那個，這時幫忙的往往是對手，當選者不是因為他強，而是他的敵人比他更差。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專家型人才反而不佔優勢，因為他們的行為未必能被廣大選民理解支持，前面的調查問卷中註明的“不受歡迎的”已經清楚説明了其弱點，在民主選舉中，這往往是個致命傷（當然這種狀況不是始終絕對、一概而論的）。

況且，越是高學歷的人反而對知識學者的執政能力越抱着懷疑態度，從前面的圖表我們就能看出來。一來他們受到民主制度的影響可能時間更長，程度更深，很難斷然地拋棄一個歷時已久的體系轉而擁護另一個；二來無知者才能無畏，掌握知識越多反而越能感覺到知識的浩瀚無邊與人力的不足，從而懷疑技術專家是否擁有足夠的水平管理政府。況且，治國理政除了學歷專業，還涉及黨派利益、人際關係、以往成績、行事作風、社會聲望等種種因素，與其冒險選一個除了專業其它都不甚了了的專家，還不如維持原狀，繼續由政治人物主持，畢竟這些人士執政已久，經驗豐富，對複雜的國家問題的掌控能力可能比純技術專家強。本質上，這是高學歷人士對政壇人物在政治領域中能力的認可，相信這些能力超出了學科專業在政治環境中的作用，而且這些能力往往是技術專家所欠缺的。

另一方面，對於高度崇尚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的許多西方人來説，集體主義和強勢政府似乎天生就揹負着原罪，生來就是要侵害個人權利的，因此對其保持着本能的警惕、疏遠甚至是畏懼感。儘管相當一部分人聲稱他們歡迎專制政府，但僅僅是不滿當前政府的逆反心理而已。就像2002年的第一輪投票，很多選民把票投給了極右派，並不意味着他們支持極右，而是為了給老面孔的左右兩派一個教訓，沒想到這麼幹的人太多，一不小心玩大了，反而出人意料地把極右派送進了總統選舉的第二輪，引發了法國政壇的大地震。

法國歷史上有兩段強權時代，法王路易十四通過自己的能力削弱諸侯加強了君主政權，而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衝突動亂和血腥屠殺後，手握軍權的拿破崙出來穩定政局簡直是順理成章，恩格斯曾説：“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崙這個人，那麼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

但是現在的法國，共和制度深入人心，軍事政變毫無可能，但同時就像前面所説的，“沒有一個選舉出來的政治家有勇氣進行這種改革。”所以，儘管相當部分的法國人對新型政府表示了期待，但除非出現了極其特殊的情況，否則它出現的時間尚不可預期，現有體制的種種弊病，還得由選民承受下去。如今巴黎槍聲一響，右翼勢力極有可能有新的突破，擺在法國人民面前的選擇就更復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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