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燁：從巴黎恐襲談生命的輕重

巴黎恐襲，世界為之哭泣。

沒有任何徵兆，恐怖降臨於巴黎週五的晚上。巴黎六個地方同時受到襲擊。音樂廳，體育場，餐館，酒吧，一百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文明世界一起為巴黎祈禱，譴責穆斯林極端分子的兇殘。

已經有人説這是法國的911時刻。民眾們在期待着他們領袖的反擊。奧朗德稱恐襲是戰爭行徑，並説法國的反擊將是“殘酷無情”的。

如果這果真是法國的911時刻，也許我們此時最應該做的是從美國對911的反擊中吸取教訓。

911以後，當時美國的布什政府和英國的布萊爾政府聯手，以虛假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情報”為由出兵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的世俗政權。戰爭導致了伊拉克幾十萬平民的死亡，數百萬人口的流離失所。戰爭也把美國拖入了泥潭。戰爭歷時將近十年，成本高達2萬億美元，並極大地消耗了美國的國際信用。戰爭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和政治亂局很大程度上為伊斯蘭共和國這樣的原教旨主義組織提供了土壤。

西方在近年所陷入的困境，本質上起源於現實利益價值和抽象原則之間的根本矛盾。

從十萬年前智人出現，人類經歷了漫長的狩獵採集時期，直到一萬多年前發展到農業社會。我們的社會化基因從部落期開始，逐漸形成村莊，城市，國家。社會變遷滄海桑田，可是根源上還是擺脱不了我們的部落起源。生命是有輕重的。近者親，遠者疏。血濃於水。這些都是社會的現實價值。

西方近代啓蒙運動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從柏拉圖手中接過真理之光，試圖為人類社會找到顛簸不破的抽象原則。從法國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愛開始，這些抽象理想的光芒成為了近代史上人類社會發展的燈塔。這些抽象原則作為文化基因（MEME）在社會中迅速複製繁衍。西方社會也以向外輸出這些原則為己任，甚至不惜以理想的名義，推翻現有政權。

矛盾產生於這些擴張性的抽象原則和社會的現實利益價值相撞時。西方社會一邊對外輸出抽象原則，同時自身的運行卻很大程度由現實價值所主宰。雙重標準由此產生。911後布什出兵伊拉克，一為民眾出氣，二為控制中東地區。而當戰爭導致的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數為美國的近百倍時，美國媒體關心的只是他們在戰場上數千人的士兵傷亡。有多少西方精英想到，每一個死亡的伊拉克平民，對他們的家庭而言就是全部的世界。這些伊拉克死亡的數十萬平民所導致的災難和仇恨將會是911產生的百倍。

同樣，當西方政權出於地緣政治，卻以抽象原則為公開理由，推翻利比亞現有政權和轟炸敍利亞時，又有多少西方精英想到，每一個死亡會導致的仇恨。

在西方的法律和精英的嘴上，雖然人人平等，但生命的份量卻輕重有別。這世界存在着天堂世界和地獄世界。天堂世界裏人的生命珍貴，有着自由的空氣和富足的生活。地獄世界裏，人命如草芥，貧窮和疾病是常態。美國的一個導彈可以把地獄世界裏無國界醫院裏百人炸死或傷，最多隻會引起一聲嘆息。而巴黎的恐怖襲擊會引起全世界的憤怒，包括筆者身邊的許多朋友。天堂國家可以臆想的原因對地獄國家隨意破壞，而不管身後洪水滔天。

西方一些精英沒有想到的是，在地獄世界人們的視角里，生命同樣也有輕重。一條身邊逝去的性命的重，遠大於西方社會受襲的痛。於是災難的土壤裏，會源源不斷地長出不畏死的“聖戰者”。

不少人已經拿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預言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末日決戰。也許擺脱這個死亡循環的方法，不是西方提倡的抽象原則的人人自由與平等，而是對人類的苦難有真正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歸根結底，一條被剝奪的生命所產生的仇恨是相同的。消除仇恨的最好辦法是避免主動導致的苦難。

在以賽亞·伯林的“論追求理想”一文中他寫道：“我們的第一責任是避免人類巨大的苦難。”這作為理想也許簡單無聊，但卻大道至簡，值得銘記在心。

西方近代文明是人類文明史的巨大瑰寶。我們都受惠於她，並和她有着切不斷的聯繫。但願她對其他文明的傲慢和偏見不會將自己帶入走不出的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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