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巴黎遇襲與“伊斯蘭國”全球擴張

巴黎系列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對襲擊者表示強烈譴責。然而如果我們記憶還不錯,那麼不會忘記從年初的《查理週刊》槍擊事件，到剛剛發生了全巴黎恐怖襲擊，好像“受傷”的總是法國，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總是法國成了極端分子恐怖襲擊的目標。

從客居到定居——融不入的穆斯林社團

在展開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我們即將論述的“穆斯林”，指的是法國社會中的來自於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羣體，而不包括來自世界其他地方如中亞甚至中國的穆斯林移民羣體。儘管都是“穆斯林”，但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影響下，“穆斯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中所產生的影響力也是不盡相同的。

時間要推回到二戰剛剛結束之後，當時的西歐各國面臨重建而國內勞動力短缺。因此，20世紀60年代開始勞工移民紛紛湧入歐洲。儘管從19世紀末開始，當時歐洲就已經從北非引入了第一批穆斯林勞工，但是真正大規模的引入還是要從二戰之後算起。第一批進入歐洲的穆斯林移民是來自北非、土耳其和南亞地區的勞工。法國和英國主要從南亞和北非前殖民地吸收勞工，而德國主要吸收來自土耳其的客居工人。在這一時期，由於舊有的殖民體系仍然沒有完全崩潰，因此無論對於“初來乍到”的穆斯林羣體，還是對於法國、英國這樣的歐洲國家，從某種程度上彼此仍然可以視為存在於一個較為緊密的共同體內中。所以，此時無論是歐洲國家的社會，還是在當地工作的穆斯林來説，歐洲只是這些穆斯林的暫居之地。當拿到辛辛苦苦的薪水之後，不少旅居於歐洲的穆斯林會首先將錢寄回自己的家庭，相對較高的薪金也能夠保證自己的家庭在各自的來源地區獲得一個較為體面的生活環境。

但是穆斯林和歐洲社會這種彼此“舒適”的狀態隨着時間的遷移而發生了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西歐各國政府先後出台了允許客居工人的家屬移民以實現家庭團聚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由於歐洲社會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社團希望能夠解決這些來自異鄉的穆斯林“民工”的生活問題，因為失去家庭的庇佑往往也預示着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犯罪和社會暴力的風險；另一方面，傳統歐洲主導的殖民地體系在60年代後期開始大規模解體，因此客居於歐洲的穆斯林希望能夠將自己的家人接到歐洲來，避免政治局勢動盪影響到自己親屬的生命財產安全。不過這也就意味着，新生代的穆斯林移民要在一個陌生的外國環境中撫養下一代，他們的孩子不能直接從外部的社會環境中學習到關於本民族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因此，隨着穆斯林家庭在歐洲社會的出現，穆斯林移民的子女就學、穆斯林公民要求官方承認其宗教信仰等等問題就出現了。

最開始的時候，穆斯林羣體的信仰問題並不突出，比如在1961年，法國境內僅僅只有4個清真寺，加上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更多的需要工作和養家，因此對於宗教的熱情並不太高。但是隨着新一代穆斯林青年的不斷成長，宗教的力量也不斷增強，影響力不斷增加。到了1991年，法國境內的清真寺就已經達到了1500個。隨着清真寺建立的，是歐洲各國穆斯林社羣中各類團體的建立。包括法國在內，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各類伊斯蘭教社團，紛紛成立。作為穆斯林羣體彼此幫扶、豐富文化生活來看，這類社團確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出現的各類伊斯蘭教社團，也意味着歐洲主流社會同伊斯蘭社團之間的關係出現裂隙，文化衝突的因子也就此埋下。

與文化和宗教相伴的，還有穆斯林羣體的高生育率。如今法國國內已經有穆斯林約600萬人，相當於法國人口的近十分之一。由於穆斯林羣體“多子多福”的思想十分看重，因此其人口增速和人口總量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不斷翻增。鑑於穆斯林移民人數的不斷增加和他們的高生育率，美國曾經預計到2025年歐洲穆斯林的人數將會翻番，伴隨穆斯林羣體激增的，還有伊斯蘭教已經成為了歐洲第二大宗教。

猛增的穆斯林人口、生長在西方環境下享受“民主、人權”的穆斯林青年以及仍然處於話語邊緣的穆斯林社團，使得宗教和文化差異成為了歐洲社會衝突的重要因子，這其中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的“頭巾事件”。1989年坐落於法國小城克凱爾的嘉博瑞·哈維茲學院勒令三位佩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學，理由是校方認為她們的行為違背了“學校乃世俗場所”這一信條。隨後，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學校的處罰違反了法律。“頭巾事件”在歐洲社會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頭巾事件”意義重大，因為對於現代社會來説，軍隊、政府和學校被視為現代社會世俗的中堅力量。而女學生佩戴頭巾出現在學校，無疑挑戰了法國和歐洲民眾對於穆斯林羣體異質文化的忍耐力。這也讓法國和歐洲人第一次意識到，現代化社會的“標杆”——歐洲社會，無法有效地兼容穆斯林羣體。

斬不斷的中東聯繫

歐洲社會的穆斯林羣體之所以無法融入歐洲社會，傳統意義上我們經常探討的歐洲社會階層劃分中的宗教-地域-民族因素當然十分重要，歐洲各國普遍存在着的移民後代及貧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業率高、難以融入主流社會、遭受歧視嚴重、街區貧困化加劇等問題，同樣困擾着歐洲的穆斯林社區。與居住在法國的歐洲移民相比，北非穆斯林的經濟狀況更為不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國的失業現象已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失業對穆斯林羣體的衝擊與破壞尤為嚴重。1999年年初，法國國內的整體失業率達到10.2%，而北非移民的失業率高達33%。這種情況在城市的邊區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法國，穆斯林羣體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體力勞動，這也意味着穆斯林家庭在社會中的上升空間往往被堵死，當傳統的體力勞動工業轉移到法國以外的地區時，穆斯林羣體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的來源，穆斯林一輩子也就要為基本的生存而奮鬥。

這些問題日積月累導致這些被邊緣化的青年羣體對國家、對未來絕望，產生強烈的反社會心理與暴力傾向，2005年秋冬巴黎郊區暴亂、2009年希臘青年暴亂都是這種社會心理作用下的結果。雖然許多法國的騷亂者具有穆斯林背景，但是這種反抗更多的是社會－經濟問題驅動的，而非單純的宗教問題。但是歐洲穆斯林羣體所受到的來自中東地區的影響也干擾者穆斯林羣體和歐洲社會的關係。歐洲的許多清真寺、穆斯林學校和伊斯蘭文化中心都受到沙特阿拉伯和阿爾及利亞等穆斯林國家政府的資助，它們都傾向於支持正統伊斯蘭教。歐洲的許多伊斯蘭教士或是有着在中東國家求學的經歷，或是以中東國家的清真寺和教義為標杆，向這些國家的宗教系統看齊。歐洲地方穆斯林團體為建立清真寺籌集資金，並從他們的來源國邀請一位伊瑪目來主持歐洲的清真寺。這些伊瑪目通常並不瞭解歐洲現代文化，甚至不能講客居國的語言，因此，在與歐洲社會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歐洲存在着大量的穆斯林羣體，但是這些穆斯林羣體之間彼此往往並不存在密切關係，而是依照教派、習俗、民族、語言或是來源地進行劃分。筆者接觸過幾名來自英國和法國的穆斯林，他們的父輩有的來自巴基斯坦，有的來自北非，有的來自約旦。這些人在談到日常宗教儀式的時候，往往都會説到不同族羣之間有不同的清真寺和伊斯蘭教士，加上不同地域風俗和教派的區別，各個清真寺也存在着彼此不同的“勢力範圍”。筆者認識的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現居英國的穆斯林就曾經説過，如果進錯了清真寺，那就會被清真寺裏的其他祈禱者視為異類。

當文化上相互衝突、社會上彼此隔離的生存狀態和經濟上較低的生存階層，使得歐洲尤其是法國的穆斯林羣體極易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當文化上較為親近的中東地區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動的時候，處在歐洲-中東兩個地域和基督教/世俗-伊斯蘭教兩種文化衝突中間地帶的歐洲穆斯林，極易受到極端思想的蠱惑。

當前的網絡時代的發展，使得“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宣傳極端思想時候更加方便和有效，而日益氾濫的國際恐怖主義網絡，也為歐洲極端分子發動襲擊提供了有效的組織網絡保證；對於歐洲穆斯林羣體來説，獨立於歐洲社會之外、千瘡百孔的社團成為了極端思想擴展的温牀，而生長於歐洲國家又提供了恐怖襲擊地域和機遇上的便利。法國受到恐怖主義攻擊，考驗着法國反恐形勢，但是更考驗着法國未來如何處理國內不同羣體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對於法國和歐洲來説，任重而道遠。

“伊斯蘭國”的海外擴張

此次襲擊事件的背後黑手是“伊斯蘭國”。如果我們能夠跳出法國和歐洲，將視野放在全世界範圍內，那麼就會發現，法國僅僅是“伊斯蘭國”近些時期以來發動的重大恐怖事件當中的一個。在向前推，數日之前，11月12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發生爆炸事件，造成巨大人員傷亡；而再向前推，俄羅斯客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落，也是“伊斯蘭國”認領了此次襲擊事件。（當然了，多説一句，埃及遲遲沒有承認是“伊斯蘭國”襲擊，畢竟埃及不想讓剛剛復甦的國民經濟——旅遊業——遭受致命打擊。）

在一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內，先後發生三起重大的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地域都是處在“伊斯蘭國”控制的伊拉克和敍利亞地域之外，不得不讓人們認真的關注起“伊斯蘭國”在海外（伊拉克和敍利亞之外）的擴張行為。

單就擴張地域來看，我們大致可以將“伊斯蘭國”在海外的擴張行為分為三個類型。首先是“伊斯蘭國”能夠建立“根據地”的實際控制型。這些地域可以包括利比亞、也門、埃及的西奈半島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在這一些地區，“伊斯蘭國”旗下的武裝能夠控制一些地區，以利比亞為例，“伊斯蘭國”在當地控制了東部的德爾納（今年6月被當地民兵武裝驅逐）和中部重鎮蘇爾特，建立起了有效地控制，並且招募當地人員，不斷伺機擴張。在西奈半島，“伊斯蘭國”也能夠藏匿於當地的部落之中，不斷襲擊孤立的埃及軍隊巡邏隊和守衞崗哨，並且試圖攻佔一些關鍵地域。可以説，在這些地區，“伊斯蘭國”能夠控制當地一些土地和人口，利用亂局或者複雜的政治局勢不斷肆意擴張。

第二個類型是“伊斯蘭國”能夠在當地發動大規模的恐怖襲擊，造成嚴重的社會損失。這類可以包括敍利亞鄰國黎巴嫩、土耳其、海灣國家以及有大量年輕人蔘加“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歐洲國家。這些地域中，“伊斯蘭國”能夠動員一定的人力物力，在躲過當地情報機構層層設卡攔截之後，在特定的時間點和地區，發動較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事件。這也意味着“伊斯蘭國”在當地有着較為成熟的資金、人員和聯絡網絡，能夠單獨的開展大規模的行動，給當事國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壓力。

第三類是“伊斯蘭國”能夠在當地建立初級網絡，招募少量人員和資金。這些地區可以包括東南亞的印尼、南亞的印度和孟加拉等國。這些國家的極端分子往往能夠與“伊斯蘭國”建立聯繫，但是其聯絡更多的通過第三國進行，其中歐洲和巴爾幹國家尤其是阿爾巴尼亞等國是重要的聯絡站點。這些國家內的極端分子骨幹往往來自於歐洲，攜帶資金在當地招募人員和進行宣傳，並且試圖建立較為成熟的網絡。從過去一段時間看，這些地域“伊斯蘭國”還尚無法有效的進行恐怖襲擊事件，只能進行初級的人員招募和宣傳。

如果我們對比2014年6月“伊斯蘭國”宣佈成立之時，我們會發現，“伊斯蘭國”控制地域儘管縮小（比如伊拉克的中部、北部和敍利亞北部“伊斯蘭國”控制區已經較大萎縮），但是“伊斯蘭國”在海外的擴張明顯加強，其在中東-北非-歐洲的影響力和組織能力已經通過多次的恐怖襲擊得到驗證。法國受到暴恐襲擊，確實凸顯出歐洲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但是“伊斯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才是法國受到襲擊和威脅的真正原因。打擊“伊斯蘭國”，更需要國際社會的通力而為，而不是自顧自的各自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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