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對巴黎恐襲的“精神分析”

【上週五（13日）法國巴黎發生了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全球震驚**。然而早在今年年初法國諷刺漫畫週刊《沙爾利週刊》襲擊案發生後，法語新書《與你一樣的中國人》作者、旅法二十餘年的高級記者鄭若麟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預言，法國將從此“進入一個多事之秋”。儘管法國媒體和政治家們經常説，恐怖主義攻擊的不僅僅是法國平民，而且也是對法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攻擊。但問題是近年來影響了法國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究竟是怎樣的思潮和價值觀、為何會使法國偏離戴高樂為這個獨特的民族所制定的道路，跌入恐怖主義的陷阱之中，成為“伊斯蘭國”攻擊的首要對象？****】**

2015年在法國現代史上將無疑是最黑暗的一年。這一年法國從一場恐怖殺戮（《沙爾利週刊》及猶太超市）開始，又以另一場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結束。到目前為止，已有132名無辜平民喪生，全球震驚。法國做出了“強烈反應”，總統奧朗德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出動戰機已對宣稱承擔責任的“伊斯蘭國”進行“無情打擊”。“法國處於戰爭之中”！

早在今年年初法國諷刺漫畫週刊《沙爾利週刊》襲擊案發生後，我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預言，法國將從此“進入一個多事之秋”。“多事之秋”當然指的就是類似上週五13日發生的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但這在當時如果明確寫出來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這次恐怖襲擊造成了法國大量人員傷亡，震驚朝野，將無疑會成為法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法國將必然會對這次恐怖主義襲擊進行深刻反思，為什麼法國會成為恐怖主義的目標？特別是“伊斯蘭國（ISIS）”的頭號目標？為什麼恐怖組織能夠得手？為什麼法國反恐情治部門對如此大規模且協調行動、組織複雜的恐怖襲擊竟未能得到必要的情報？

如同9·11後的美國已經與9·11之前的美國截然不同一般（美國通過了“愛國者法案”等一系列限制美國人自由的法律），我們必然也會看到一個“1113後”的法國。法國不僅肯定會大幅提升對恐怖襲擊的防範力度，而且很有可能會對其自身的內外政策也進行大幅調整。由於法國是目前歐盟的軸心國，同時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因此法國調整其內外政策，將必然地會引起全球格局的一定程度的變化。我們可以再次預言：歐洲、大西洋兩岸以及中東北非形勢——當然還有法國本身——將會進入一個劇烈動盪的時期。

“信息黑洞”使我們難以洞悉事件的來龍去脈

有效反思與信息的獲取有着密切的關係。目前，在“伊斯蘭國”的聲明中，稱有8名“聖戰”者，法國警方最終公佈的結果則是打死7名恐怖分子，目前尚有一名在逃。但正如有的法國反恐問題專家們所認定的那樣，這樣的一種大規模協調行動的恐怖襲擊，其所需要的後勤支援是很重要的，至少要十幾名專業人員才有可能完成。我們只能等待着法國警方的後續調查。

回顧整個恐怖襲擊過程，我們也有很多問題在尋求着合理的答案：

恐怖分子為什麼選擇法蘭西體育場作為攻擊目標？為什麼選擇巴塔克蘭音樂廳？為什麼選擇“小柬埔寨餐廳”……這些問題都應該有答案。我們只有從這些答案中才能找到恐怖分子作案的真正動機，並在未來更為有效地防範恐怖組織的再次攻擊。

比如巴塔克蘭音樂廳。為什麼恐怖分子選擇這家音樂廳實施慘無人道的殺戮？在今年1月份《沙爾利週刊》遇襲之後，巴塔克蘭音樂廳掛出了“我是沙爾利”的標語；於是就有分析認為，這是該音樂廳這次被恐怖組織選為目標的原因。然而這一可能性很小。因為當時法國大多數類似的場所都曾掛出過“我是沙爾利”的標語，以示對《沙爾利週刊》的支持。

法國《觀點》雜誌則認為，恐怖分子選擇巴塔克蘭音樂廳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家音樂廳曾經是由一位猶太籍法國人所經營，經常在這裏舉行與以色列或猶太人有關的音樂活動。比如以色列軍樂團每年都會到這裏來演出，以募捐的方式為籌集軍費。這裏也時常會有一些猶太人的政治性聚會。於是，巴塔克蘭音樂廳一直就是法國穆斯林反對、抗議的一個地方。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可能更能解釋為什麼巴塔克蘭音樂廳會被選為目標。但又有媒體披露，實際上巴塔克蘭音樂廳已經於今年10月17日被出售，現在的擁有者已經不再是那位猶太人維維亞納·阿瑪爾，而是拉加德出版集團公司。這當中又有何玄機？其他被攻擊的場所是否也有着某種特定的意義？很有可能。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的調查。在未能掌握足夠的信息時，我們對事件的分析就應該謹慎，切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法國國家能力的衰退？

為什麼是法國？是這次恐怖襲擊之後輿論問得最多的問題。很多分析文章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都大同小異，比如法國內外政策失誤、移民融入失敗、經濟發展乏力、情報系統疏漏、警方力量不足……這些分析言之有據，符合事實。這些現象導致法國國家能力出現衰退，以至於無法防範恐怖主義襲擊。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法國是一個情報大國。但法國反恐機構居然對這樣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事先未能得到一絲情報預警？事實並非如此。法國《巴黎競賽畫報》10月7日出版的雜誌刊登了記者對主持調查法國恐怖組織活動的檢察官馬克·特雷維蒂奇的採訪。特雷維蒂奇明確警告，針對法國的恐怖主義攻擊“迫在眉睫”、且很有可能是“大規模的”、選擇地點很有可能是“影院、商業場所或公眾集會點”。但這一清醒的警告似乎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對於一個在國際情報領域享有相當高聲譽的國家情報機構而言，實在是太不正常了。我在法國常駐時曾發生過一件情報間諜案。法國當局偵破了美國一個五人情報機構，這一機構已經滲透到法國當時的總理愛德華·巴拉迪爾身邊的人員，以蒐集法國有關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情報。法國當時準備驅逐這五名中情局人員。美國在法國提供的人證物證面前沒話可説，乖乖地主動把這五名間諜撤了回去。這個例子證明法國情報機構是有相當能力的。但這次無疑出了問題。而且問題嚴重……

如果法國反恐能力真的在削弱的話，那對於法國而言將會後患無窮。這次造成上百人死亡的恐怖攻擊意味着法國本土恐怖主義已經升級。在此之前，甚至包括《沙爾利週刊》、包括8月份的高鐵恐襲未遂案，都是恐怖分子或單獨行動、或小規模聯合行動，使用的武器相對比較簡陋，恐怖行動的策劃思路也相對比較簡單。基本上是一種“業餘”級別的恐怖襲擊。但這一次就不同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次襲擊都是一次“專業”級別的恐怖行動。這意味着法國恐怖組織的攻擊能力已經改朝換代、今非昔比了。這對法國反恐機構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在《沙爾利週刊》事件時，要不是一名恐怖分子愚蠢地把他的身份證丟失在汽車上的話，警方還未必能那麼快就破案。從種種跡象來看，法國反恐能力堪憂，法國未來的防恐形勢甚為嚴峻。

當然，一味地指責法國反恐機構失職或不稱職也是不太公正的。至少在兩個方面，法國警方還是反應敏捷、迅速，及時阻止了更大的人員傷亡。比如在法蘭西體育場，三名自殺炸彈的襲擊者都被警方攔截在體育場外，不得不倉促引爆炸彈，炸死的主要是自己。要是讓這三名自殺炸彈襲擊進入體育場場內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死傷人數就很有可能要翻番。這確實是法國警方的功勞。

另一方面，在巴塔克蘭音樂廳事件中，警方及時做出了強攻命令，也是一個困難但正確的決定。據後來透露，法國警方從音樂廳內的人質發出的推特上獲知恐怖分子在不停地殺人，而且發現恐怖分子身上都綁着自殺炸彈腰帶，法國警方準確判斷恐怖分子顯然並沒有打算活着出來，所謂的談判只是在拖延時間，以便殺害更多的人質。於是警方果斷決定立即強攻，避免了更大的傷亡。我們在事後看看好象挺容易判斷的，然而在當時一片混亂的情況下，能夠有如何此清醒的頭腦，應該説還是訓練有素的。

國家執政能力的衰退通常是全方位的。在反恐能力上因為涉及安全與生命，故尤為突出。事實上這幾天法國還發生了一件重大事故：一列試驗高鐵出軌，造成十數人死亡。要不是1113恐襲事件，這絕對是媒體的頭版頭條。這也是國家能力衰退的表現。要知道，法國高鐵曾經是最安全的列車……

法國“新保守主義”的挫敗

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導致法國國家能力衰退的又是何種因素？這就要提及1968年5月風潮後出現的、影響了一代人思想的法國“新哲學派”思潮了。我將其歸納為一種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奇特的“混血兒”。法國媒體和政治家們經常説，恐怖主義攻擊的不僅僅是法國平民，而且也是對法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攻擊。應該承認，這麼説是一定道理的。問題是近年來影響了法國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究竟是何等樣的思潮和價值觀、為何會使法國偏離戴高樂為這個獨特的民族所制定的道路，跌入恐怖主義的陷阱之中，成為“伊斯蘭國”攻擊的首要對象？

眾所周知，法國自戴高樂將軍創建第五共和國後，對外奉行的是以“偉大法蘭西”為標誌的獨立外交政策，對內則是建立了以世俗、共和與福利社會為特徵的“法蘭西模式”社會。史稱“戴高樂主義”。法國的獨立外交曾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濃重的色彩，其中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退出北約軍事機構和在中東奉行中立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疏以親阿）的政策最為著名，且廣為人知。法國戴高樂以後的歷屆總統大致傳承了“戴高樂主義”獨立外交的傳統，一直到希拉剋執政時都是如此。法國在希拉剋領導下曾堅定地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其外長德維爾潘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一篇“老歐洲價值觀”的演講迄今餘音繚繞、影響深遠。當時法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是今天的法國所無法比肩的。

與此同時，在對內政策上，法國依然保持着一個正常社會所應有的價值觀和秩序的概念。用戴高樂的話來説，當時的法國依然是一個“白種人基督教文明”為特徵的國家。然而這樣一句話放到今天卻已經是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最近一位右翼議員在電視節目中重提這句話，但略加修改為“白種人—猶太—基督教”文明，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將猶太教列入其中，顯然是為了突出伊斯蘭教不是法蘭西文明的範疇，在1113恐襲背景下來看這句話，是足以引人深思的。之所以這句話會引發激烈爭議，是因為法國今天已經成為一個文化、宗教甚至種族多元的國家。國家權威日益遭到全方位的挑戰。在“政治正確主義”（politiquement correct）的高壓下，一種披着新自由主義外衣的文化專制主義正在摧毀法國的傳統價值觀。法國社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分裂，包括社會族羣、文化價值、甚至宗教信仰的裂痕都越來越嚴重。在對外政策方面，法國自薩科齊當選總統後開始拋棄戴高樂的獨立外交方針，轉向親美親以立場……綜合而言，法國的這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演變，與法國“新哲學派”意識形態逐漸成為法國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有着密切的關係。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法國11月13日星期五恐怖襲擊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就是這種“法國式”“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挫敗。

在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時有必要寫下這一段：每一次在遭到恐怖襲擊之後，討論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時總存在着一種危險，好象只要我們探究這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在為恐怖主義張目似的。所以在討論法國這次恐怖襲擊之前，有必要莊嚴重申，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任何以平民為濫殺對象的恐怖主義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我們堅決反對和譴責、並與之堅決鬥爭的。我們不能忘記，中國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而且每次當中國遭到恐怖主義襲時，西方某些國家、特別是某些媒體，總是試圖將針對中國的恐怖主義活動説成是“人權問題”或“少數民族問題”（還記得7.5新疆暴恐事件和昆明車站暴恐事件……某些國家和媒體的反映嗎？）。我們不會自我墮落至向這種國家和媒體看齊。因此，我們堅定地譴責和反對巴黎恐怖襲擊。

在此前提下，相信我們將可以對法國成為國際恐怖組織攻擊的犧牲品進行研究，不至於被説成是“為恐怖主義張目”。

在討論法國今天的內外意識形態構成時，不得不提及一個名字：貝爾納—亨利·勒維。對於中國人來説，貝爾納—亨利·勒維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在法國，特別是在知識界和輿論界，提及這個名字，卻令人如雷貫耳。他就是法國“新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法國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其核心就是反對一切所謂的“專制”、“極權”和“獨裁”，這種反對與美國新保守主義如出一轍，即對外要“毫不妥協地打擊專制國家”，甚至不惜（合法或非法）動用武力來推翻一個“專制”的國家政權；對內則要摧毀一切權威，力主自由高於一切，特別強調新聞自由，因為在選舉體制國家，只要掌控了媒體，在新聞自由的旗號下，媒體就將成為打擊一切政治、文化、宗教對手的最有力的武器。事實上勒維本人就是一個媒體的控制者，擁有多種媒體的股份。用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問題研究所所長帕斯卡爾·波尼法斯的話來説，勒維在法國媒體上幾乎處於一種“沙皇”的地位。波尼法斯在他的暢銷書《造假的知識分子》裏專門有一章來剖析勒維是如何通過輿論高壓，來大肆通過謊言推行他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張的。

法國新保守主義思想氾濫，是最終導致法國大幅修正戴高樂制定的獨立外交方針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們不能小覷勒維和他所代表的這股思潮的力量。法國之所以在2011年甚至搶在美國前面率先轟炸利比亞，就是勒維一手操縱的“傑作”。他當時親自造訪利比亞反動派所在地班加西，將他們直接帶到愛麗捨宮，介紹給法國當時的總統薩科齊。薩科齊在勒維的影響下，當即宣佈承認利比亞反對派。這時，法國的外長朱佩還在布魯塞爾記者會上表示法國不會與利比亞反對派接觸呢！因此，説是勒維一手挑起法國對利比亞的戰爭，是符合事實的。

而敍利亞戰火的燃起也與勒維密切相關。勒維也是使法國率先承認敍利亞反對派的“合法地位”的人。在這種新保守主義思維方式的指導下，法國目前已經成為立場最為激進的西方國家，幾乎在向中東北非地區所有“獨裁政權”提出挑戰。從本世紀初美國新保守主義將小布什領導的美國拖進深淵之後，新保守主義在美國遭到重挫（老布什最近出版一本回憶錄中就明確指責小布什的副總統切尼等人誤導他的智商不夠高的兒子總統去攻打伊拉克），顯然是法國接過了新保守主義的旗幟，成為西方在中東北非的一股重要的軍事幹涉力量。法國不僅是惟一一個對“伊斯蘭國”進行實際空襲的歐洲國家，而且也是惟一一個在所有敍利亞問題國際談判中堅持巴沙爾總統必須下台的西方國家。

對內，勒維則炮打一切權威，力主將法國建成一個多元化社會，使少數裔族（勒維本人是猶太人）地位日益特殊。他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在數十年裏解構了法國的傳統價值觀，特別是家庭、婚姻、以及其他所有構成一個健康社會的基礎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新自由主義在對內強調的是一種絕對的自由主義，以至於法國社會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一切與之相悖但卻與其他族羣傳統文化與宗教密切相關的領域，都發生日益尖鋭、激烈的衝突。

而特別突出的一點，就是新自由主義與伊斯蘭教的關係。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多元、寬容”的名義下，伊斯蘭主義、特別是其極端派原教旨主義迅速湧進法國，深刻影響了年輕一代法國穆斯林，特別是阿拉伯裔穆斯林；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與伊斯蘭教教義本身又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衝突日益加劇。法國先後爆發穆斯林頭巾事件（立法規定任何穆斯林女性都不能在公共場合佩戴有着宗教意味的頭巾）、豬肉事件（在法國學校裏不再專門提供清真餐，不吃豬肉的穆斯林只能餓肚子）、更不必提《沙爾利週刊》事件了……而勒維當然是反阿拉伯—伊斯蘭的急先鋒。阿拉伯穆斯林本來就因種種原因難以融入法國社會（事實上別的少數裔族並不存在類似的問題，特別是華裔，一般第二代就能融入，這是值得穆斯林自身進行反思的），在新自由主義氾濫的今日法國社會，阿拉伯裔穆斯林就更是寸步難行。這最終導致了法國穆斯林——特別是年輕一代——出現向激進的原教旨伊斯蘭靠攏的現象。這從內部給極端組織在法國招募恐怖分子、進行恐怖主義攻擊客觀上提供了條件。

1113恐怖襲擊可以説是法國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重大挫敗。正是這股思潮削弱了法國的國家能力，才使得恐怖主義有了可乘之機。對這股思潮的反思將是必然的，並且必將導致法國社會的演變。

邁向分裂加劇的未來

那麼，1113後的法國將往何處去？

12月初，法國將舉行大區議會選舉。這次恐怖主義襲擊對法國社會思潮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將可以從這次選舉中略窺一斑。出於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法國選民將會情不自禁地去尋找權威，期盼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或政黨來保護他們。而目前對伊斯蘭勢力和外來移民立場最為激進的，當然就是極右翼的明確將排外作為其政治口號的法國國民陣線。國民陣線主張立即永久性地關閉法國邊界，封殺宣揚極端伊斯蘭的清真寺（這一點已經為法國左翼社會黨政府所接受，內政部長已下令無限期關閉激進清真寺，並將外籍伊瑪目驅逐出境），在福利、就業、就醫等種種日常生活中，法國人應該具有優先權……這些言論對目前的主流社會來説，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但卻非常吸引已經被恐怖主義、失業等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法國民眾，是投其所好的。因此，如果這次選舉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的得票率能夠獲得大幅上升的話，將預示着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將很有可能將極右翼的瑪麗娜·勒龐推上總統的寶座。出現這一幕，將證明法國朝着極右翼方向在轉移。目前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國家選出類似的政治人物了，如匈牙利。法國如選出一個極右翼的總統，將會帶動整個歐洲向右轉。這將無疑意味着法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巨大改變，這必然對歐盟的整個形勢形成巨大的衝擊。

應該強調的是，瑪麗娜·勒龐的極右翼，也已經不同於傳統的極右翼。如果説傳統的極右翼主要是以反猶排外為其最重要的標誌的話，瑪麗娜·勒龐今天的極右翼則是維護“猶太—基督—白種人文明”的支柱，其排外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是已經不再排“猶太人”，而是排猶太人的死敵：伊斯蘭。屆時法國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目前就無法逆料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國社會會由此而產生劇烈的動盪。這是否預示着一個“新”法國誕生前的陣痛？

法國著名的右翼政治家菲利浦·德維利埃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到了説出我所看到的一切的時候了》，目前高踞亞馬遜網上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三名。這是一本竭力批判法國近年來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書。與今年上半年極右翼記者艾利克·齊姆爾的另外一本暢銷書《法國自戕》，可謂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這兩本右翼思想的書能夠暢銷，恰恰證明法國民眾目前的思潮動向確實是在朝着極右的方向在演變。這對於法國而言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作為局外人當然無法去進行道德審判。但法國將必然會朝着思想激烈碰撞的方向發展。

德維利埃在書中曾這樣寫道：“痛苦（Souffrance）這個詞包含了法國（france）本身。法蘭西就是從痛苦中誕生的。”因此，也許法國就是在陣痛的過程之中？這次震撼世界的巴黎1113恐怖襲擊就是法蘭西的必須經歷的重大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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