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站在穆斯林中間反思恐怖主義——真的都是西方的錯嗎

【讀者可能還記得，在2013年7月3日埃及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穆爾西政府當晚，北京大學畢業的中東研究者王丁楠冒險走進了那個流血的開羅之夜，在混亂的人羣中為觀察者網發來中國媒體罕見的現場照片。比如下面這張：

有別於坐而論道者，他深入動盪之地為我們寫來很多實地報道，呈現了“阿拉伯之春”美好願望之下慘淡又真實的現狀。他也曾信步德黑蘭山間，聽伊朗中產婦女聊家長裏短、傾訴心結。

因為經常往來於穆斯林世界與歐洲之間，對於恐怖主義以及世人的反應，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巴黎慘案之後，觀察者網請他寫下這篇短文。】

在11月13日巴黎發生慘烈恐襲之後，很多媒體和網民不由自主將矛頭指向西方政府，指責它們是中東亂局和恐怖主義氾濫的始作俑者。各種爆料頻頻湧現，將美國和歐洲在中東的陰謀描述得繪聲繪色：扶植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剷除與西方作對的政治強人，甚至要重繪地區版圖。一時間，中東問題成了周圍朋友們熱議的焦點，而他們對美國的指責讓我感到似曾相識，彷彿是置身於阿拉伯或伊朗人之間參與討論。

對西方又愛又恨，仇視與諂媚交織，算是中東各國人民的一大特色了。尤其是伴隨着近五年來該地區叢生的亂象，陰謀論層出不窮，戲謔和搞怪更是花樣百出。

萊温斯基和希拉里

記得2012年夏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埃及時，當地人自發列隊歡迎，向她的車隊齊聲高喊“Monica, Monica”（萊温斯基的名字）；到了2013年，美駐埃大使安·帕特森又成了矛盾焦點，輿論指責她操控穆兄會搞垮埃及，披露穆兄會賣國政府不斷到美國使館請示彙報；後來，在埃及報紙上奧巴馬乾脆變成了穆兄會成員（好吧，也有將近一半的美國共和黨員指責奧巴馬是穆斯林，真是個苦總統——觀察者網小編注）；再往後，政變爆發，穆爾西被囚，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多次來埃及斡旋，被示威者圍攻，夾在兩派之間裏外不是人——軍方支持者説她縱容恐怖主義，伊斯蘭黨派説美歐拋棄民主支持軍隊搞政變。

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乃至我在開羅學習時使用的阿語教材也充斥着對西方的抱怨。課文裏，阿拉伯的糧食問題、衝突頻仍、航天事業發展滯後都是西方的錯。後來輾轉到了德黑蘭，我感到民眾對美歐充滿嚮往，但還是有相當的既得利益者堅持宣傳美國是萬惡之源，聲稱伊斯蘭國就是奧巴馬搞出來的。

這些虛虛實實的指責説得太多，在西方也就沒人在乎了。面對有關中東反美情緒的提問，美國務院發言人甚至懶怠回答，搪塞一句“我們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作為領導，被批評當然正常”。對於阿什頓在開羅被抗議者圍堵，一位歐盟外交官對我説：“有抗議不是壞消息，至少説明歐盟在他們眼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埃及政變後，美歐縮減對埃援助，當地人繼而發起了抵制西方貸款的行動。我在一次討論會上問德國官員和學者怎麼看待這個動向，場下的阿拉伯人點頭贊同，台上的德國人卻覺得不足為慮——“他們早晚還是要來朝我們要錢的”。

西方人在中東的高傲和高調，自然會引發人們的反感和譴責。但我們作為局外人，大可不必像阿拉伯國家、伊朗或是以色列人一樣，一出問題就把責任推到西方身上。無論美國還是歐洲，改造別國社會生態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中東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肆虐，最重要原因還是出在國內。早在西方發動戰爭、挑起事端之前，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埃及的內政就已經滿目瘡痍，執政者（往往是單一民族、教派或家族）贏者通吃，反對派走投無路，政權架構和社會運轉呈現出明顯的不全面、不協調和不可持續性。

隨後到來的戰爭和“革命”誠然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破壞，但在這一切爆發前，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和埃及也絕不是某些人想象中政通人和的中東天堂。在一個政治高度腐敗，經濟停滯不前，社會風氣日下，對外屢戰屢敗的社會里，民眾不停在問：問題到底出在哪兒？為什麼西方道路、民族道路都無法救國？我們現在還能靠誰？最終大家得到的某種模糊共識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背離了宗教指引的正確道路，如今的沉淪和亂象就是懲罰。保守化趨向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應運而生。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行為，而不是某個政府、組織或教派強加在人們頭上的。

“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我看到社會中發生的事和教義描述的末日前兆十分相像。太好了，末日要降臨了！我信仰虔誠，我盼望接受審判！”類似這樣的話我在不少埃及年輕人那裏都聽到過，這是他們反思個人和社會難局的真實寫照。無論有沒有西方搗亂，這種保守化的趨勢已經成型。而對於那些遭遇既得利益者瘋狂打壓、甚至每日面臨死亡威脅的反對派，恐怕就不只是迴歸傳統的問題了。

相比之下，我們看到基於不同的國內治理模式，伊朗的情形迥然不同。西方無論是搞制裁，還是在2009年鼓動示威者鬧綠色革命，甚至是揚言武力入侵，伊朗的民主政治架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遵循着一套自己的路數，儘管改革發展緩慢，卻維持了穩定。伊朗人痛恨制裁不假，但西方的打壓反倒使民族自信心更強，因為“即便是全面制裁也沒能把我們怎麼樣”。試想一個對本國曆史文化、對自身主觀能動性充滿信心的民族，又有什麼動力去搞宗教復古，或是模仿一千多年前異質的阿拉伯人的作為呢？！所以伊朗表面上政教合一，宗教儀軌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社會層面不僅沒有呈現出自發的保守化趨向，反而呼喚與之相反的路徑。

除上述內政問題外，恐怖主義在遜尼派伊斯蘭世界氾濫的另一個原因來自宗教。什葉派高級教士作為受人景仰的宗教學大師，在信徒和真主之間扮演着某種中介作用，擁有極大的學術和宗教權威。相對什葉派而言，遜尼派更看重信徒與真主間不經過中介的直接溝通。儘管遜尼派也有權威的、倡導和平中正的教法機構，即埃及的愛資哈爾清真寺，但它沒有足夠的約束和執行力。不僅有些埃及人不把它當回事，沙特也自詡正統，對它揶揄有加。於是，在什葉派信徒那裏，體制外的異端邪説很難廣泛傳播，但對遜尼派信眾而言，人人都可以暢談宗教見解，聲稱自己的信仰優於別人。當這種討論演變為指責別人的信仰不純正，甚至是擅自判定他人為非穆斯林時，就為極端主義興起打開了大門。而有關誰更保守、誰更純正的比拼，是永無止境的：穆兄會認為他們比大眾的信仰更好，薩拉菲説自己更純；沙特為在國內推行教法而自豪，伊斯蘭國可以將此推向新的極致。

西方推翻了卡扎菲政權，換來一個燙手山芋

面對這樣的社會、宗教背景，西方國家能做什麼呢？發動侵略戰爭、在他國衝突中推波助瀾固然可恥，但如果北約沒有參與利比亞內戰、拒絕支持敍利亞反對派，如果西方幫助卡扎菲、本阿里、阿薩德、穆巴拉克維穩，將革命鎮壓下去，後來的情形又會怎樣呢？從長遠看，社會矛盾會不斷激化下去，反對派對西方將更加恨之入骨，美歐面臨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恐怕不會比現在好到哪兒去。

西方政府沒有部分觀眾想象中那麼傻，不會總是幹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美歐決策者和學術界很清楚阿拉伯政治強人倒下，宗教團體會參政，極端勢力將抬頭。這些問題早在革命前的數十年間就已經得到較為充分的論證了。但在具體節點上的政策制定又和理論推演千差萬別，很難預料事情的真實走向。如果我們換位思考：當大批示威者在突尼斯、埃及、敍利亞集結，當武裝叛亂在利比亞打響，當全世界將目光投向美歐領導人，等待“我們”舉足輕重的判斷，“我們”又該如何決策呢？扶植親信和既得利益者？西方政府不是沒做過。1953年的伊朗政變，幫助巴列維國王攫取實權；1992年默許阿爾及利亞軍隊發動政變，支持其通過內戰剷除民選上台的伊斯蘭政黨——這些都是先例，至今仍被伊朗和阿拉伯人痛批，為反西方勢力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作為在中東擁有廣泛和深度利益的西方列強，其實無論怎麼決策、怎麼站隊，效果都不會太理想。在這裏，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敵人，敵人的朋友又可能是你的朋友。極端主義和恐怖分子，打也反，不打也要反。回顧在中東的決策歷程，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無奈地説，not all good things come together，意即安全、經濟、意識形態利益不可能同步實現，往往要顧此失彼，作出取捨：要民主就可能削弱安全保障和邊境管控，要強人治下的安全就不利於實現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利益。其實，不能十全十美恐怕還是樂觀估計。決策者處理中東事務遇到的更多情況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就像阿拉伯革命那樣，明知獨裁者和極端分子誰都不好，也不得不作出某種選擇。這大概是中東政治的現實和常態。

從巴以衝突到阿富汗內戰，中國也曾深度介入過中東政局。後來我們堅守不干涉內政原則，超然於各種內鬥之上，與教派、民族衝突的各方都保持友好關係。這種靈活務實的風格與俄羅斯在中東四處受敵和其在當地的負面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隨着中國國力增強和在中東利益擴展，保持這種平衡也越發不易。國力強了，人家就更看重你的立場表態；利益廣了，各種勢力就要藉此跟你討價還價。在熱點問題上不發表實質見解，他們批評你騎牆、投機；專心搞經濟合作，對方又抱怨兩國關係經熱政冷，逼你在政治上站隊；中國在敍利亞奉行尊重主權原則，可阿拉伯人卻説你的所作所為已經是嚴重干涉我們的內政了。總之，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多，想要在中東成為超然的外部力量，與所有國家和氣生財，實屬不易。美歐在中東面臨的問題，也在漸漸向我們走來。當前，我們與其像中東民眾一樣把各種責任推給西方，不如反觀美歐教訓，為我們即將遇到的中東難局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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