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十三五要實現年均增長6.5% 必須要加大投資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不小的挑戰，10月中國經濟同比增長破7，按照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到2020年實現兩個翻一番的目標要求，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平均至少要達到6.5%，那麼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時候，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專家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高招。

上週六（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第45次季度報告會上，北京大學國發院院長姚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相比中國以往動輒兩位數的增長，6.5%的經濟增長不算難，不過，如果與日本當年經濟轉型期的經濟增長3.5%相比，中國可能仍面臨着不小的挑戰。

那麼如何面對這些挑戰，姚洋認為，實現6.5%的增長速度，必須要加大投資。而國內輿論目前對投資的認識存在很多誤區：在經濟下行時，對刺激不能諱疾忌醫，不能因為出現了產能過剩就不投資，不能因為投資效率下降就不投資，不能因為企業以及政府有債務負擔就不投資。恰恰相反，姚洋認為，這些問題都是經濟下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十三五期間要完成兩個翻番目標，GDP年均增速需達到6.5%  圖片：新華網

以下為姚洋的發言整理，經作者審閲。

“十三五”規劃提出很多目標，其中有三個方面：一個是保增長，增長出現的頻率非常高；第二是調結構，要繼續調整產業結構；第三是促民生，此次十三五建議，對民生的重視要勝過以前。

轉型過程中完成6.5%的增長 挑戰很大

這三個方面，其中保增長是第一位的，要實現2020年比2010年的居民收入翻一番的願景，最低速度可能要達到6.5%。6.5%的速度，如果以我們過去20年來的增長成績來看，很容易。但如果我們和其他國家做橫向比較，可能這個速度還是一個蠻高的要求。

可比的是日本，日本也是一個大的經濟體，中國和日本採用的發展模式基本相同，是出口導向型的。1973年石油危機的時候，日本也面臨轉型，石油危機之前日本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2%，石油危機之後2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5%，按照我國的標準來看是非常低的。

1970年代、1980年代幾乎所有的創新都來自於日本。創新的確非常重要，但是僅靠創新要保持6.5%以上的增長是有難度的，因為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太可能很高。美國技術進步的步子非常快，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基本與技術進步的速度持平，也僅保持每年2.3%的GDP增長速度，其他國家要低一些，僅有1.5%到2%的增長速度。

我們國家要保持6.5%的增長速度，必須要加大投資，沒有投資要達到6.5%的增速是有難度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想圍繞增長談一些目前存在的認識誤區。我從四方面來講：一個是短期與長期的關係，第二如何看待產能過剩；第三是投資效率；第四方面是信貸擴展，加槓桿的問題。

四個認識誤區

首先，短期和長期的關係。五年是很短的時間，哪怕我們的增長潛力還在6.5%到7%之間，但是能不能達到這個增長潛力，要看短期的需求，如果總需求（投資+消費）增長緩慢，我們短期裏面實現6.5%以上的增長速度還有難度。

與1997年-2003年的經濟通縮類似

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長處在什麼地位呢？數據上看還可以， GDP增長7%或以上的大國就只有中國和印度。但是從其他的數據來看，恐怕不得不説，我們正面臨着和1997年之後幾年類似的經濟通縮。

1997年到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下降。 整個工業需求在下降，這可能是大宗商品價格下降導致的。但是，大宗商品價格下降，跟中國經濟減速、中國的需求下降是有很大關係的。

PPI已經連續44個月為負，CPI勉強是正數，10月增長是1.3%，但是如果我們把住房消費統計進去，恐怕多數時間CPI也是負的，住房價格如果有增長也是非常小的增長。

總體來看，我們處在非常困難的時期。金融危機之後，全世界陷入衰退，中國沒有衰退，是因為我們有4萬億投資，4萬億投資是太猛了，但是對於我們保增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4萬億投資也把中國的衰退推後了。

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當世界經濟在衰退的時候，中國很難獨善其身。但是目前狀態下有難度，這是對我們“十三五”期間政策的一些短期判斷，這是至關重要的，五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達不到潛在增長率 就應該刺激

怎麼走出這個困境呢？我覺得還是要加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力度。發改委徐林司長説了，地方政府加大投資有難度，但是有難度也得上，因為離開了地方政府財政刺激，經濟要恢復增長是有困難的。

去年政府結餘是三萬億，今年10月中金的一份報告説，政府機關在銀行部門的儲蓄存款有21萬億。政府現在是錢太多了，拿在手上不花，或者花不出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這跟反腐有關係，反腐到了制度建設的時候。

有人説，你現在又搞刺激，是不是又走老路呢？長期我們要調結構，但是如果短期我們的經濟增速下去了，沒有達到潛在增長率，那就應該刺激，沒有一個國家看到潛在增長率上不去的時候，還不刺激，還在緊縮，這是很少見的現象。

產能過剩要讓市場自然淘汰

説到調結構，“十一五”期間我們就在調結構了，但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結構是在惡化的，投資佔比在上升，儲蓄率在上升，消費佔比在下降。這幾年經濟增速下去了，我們的消費佔比卻在上升，儲蓄率佔比在下降。過去五年儲蓄率下降了4個百分點，這就已經很快了，如果下降得更多，那一定是中國出現了大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面臨陣痛。

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政府要“生拉硬扯”調結構，只會毀掉生產，我們老説中國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結果還是原因？

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的教訓，上一輪經濟緊縮期，1998年，我們説產能過剩，然後政府着手壓縮產能，那個時候鋼產量是2億噸，現在的鋼產量是7-8億噸。在壓縮產能的過程中，發現經濟增長加快，2億噸根本不算多。

當時2004年的江蘇鐵本事件，老闆戴國芳因為產能擴張違規上項目被抓了，我們周其仁老師受國家委託專門到監獄裏和這個老總談話，最後周老師發現，兩邊都是好人，但是好人做了一件壞事，我們要汲取教訓。

是因為經濟衰退導致產能過剩，而不是因為產能太多所以經濟衰退，這是因和果的關係。

如果產能過剩，市場自然會淘汰。比如説現在有些私人的鋼廠還在盈利，國營鋼廠在虧損，那就應該淘汰國營的，而不是私營的；如果認為私人企業污染嚴重，我們以公開的環保標準來篩選，達不到環保標誌的就限期整頓，整頓不好就關門。

政府不應該為壓產能而壓產能，這是對私有產權的損害。十八大報告裏説，我們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我覺得一到具體的問題上，我們很多思想並沒有理順。現在往往對產能過剩的一些處理結果是，國營企業得到好處，但是私營鋼廠受到壓力，我們在重蹈2003年的覆轍，這是很大的問題。

投資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對投資的原因

第三個問題是投資回報率的問題，我們投資回報率在下降，但是，投資回報率下降是我們經濟下行的原因呢，還是結果呢？

我感覺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我們經濟學家喜歡算TFP(全要素生產率），但TFP是殘差，是順週期的，經濟週期上升了TFP就高了，經濟週期下降了TFP就低了，很容易計算。利潤率也是同樣的，因為經濟下行，很多產能沒有用起來，利潤率肯定下降。

所以投資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對投資的原因，特別是我們地方政府好多投資搞了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回報率本來就低，而且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僅算經濟賬。高鐵改變了中國的地理觀念，這個應該算是社會回報，我們做環境保護都會考慮一個成本，如果基礎設施也計算成本，肯定回報遠遠大於成本。

降準的空間還很大

最後一個問題是信貸的問題，我們企業負債率在上升，負債率上升同樣是經濟下行的結果，因為經濟下行訂單會減少，所以壞賬會增加。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如果負債有毒，我們只能以毒攻毒，降低利率放鬆貨幣政策，才能解決負債率的問題，讓市場活過來，因為受到影響的多數是中小企業。

我們現在的信貸措施，方向似乎是很好的，定向降準降息，要直接精準地到達企業，但是實際上很有難度，中小企業本來就是風險非常高的，如果你非要把錢給到中小企業手裏，往往很難收拾。更多的還是要用普降的手段。

我們現在降息幅度比較大，但是降準的力度不夠大，遮遮掩掩每次0.5%，這樣的速度實際上不夠的，我們現在的準備金率還是17%，2004年是8%，還有非常大的降準空間。全面的降準使得市場上資金流寬一些，才能解決經濟的問題。

政府的債務有短債和長債，，剛才徐林司長説了，債務置換是對的，我們現在建的基礎設施是供好幾代享受的，僅僅我們這代人負擔也是不合理的，通過短債置換成長債，讓後面幾代人也負擔成本，這是可以的。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內債問題不大，外債風險太高，國家用長期債務置換短期債務沒有問題。

另一方面應該加大市政債，把政府和融資平台割裂開，政府給多少説清楚，這樣可以讓好的市政項目輕裝上陣，到市場上融資，這是可能的。這樣可以解決地方政府的融資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保持增長，還是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光靠中央政府，光靠我們企業是有難度的，某種意義來説地方政府的投資相比國家投資是有優勢的，地方政府如果砸一些錢把基礎設施搞起來，整個經濟可以活起來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掃碼關注觀察者網財經官方微信：羽扇觀經（ID：guanchacaijing），每日三分鐘，專享重磅財經新聞新鮮解讀，有用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