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如初：巴黎恐襲後，美國精英不淡定了

巴黎連環恐怖襲擊事件第二天，“伊斯蘭國”組織在網絡上發佈新的視頻，警告“所有捲入美在伊敍兩國空襲活動的國家，總有一天，會如同法國一樣，在心臟地帶遭受恐怖襲擊”，併發誓襲擊美國首府華盛頓。

雖然視頻可信度仍有待鑑定，但巴黎恐襲事件後，美國牽頭組建的65國反恐聯盟成員國都已拉響國土安全警報。尤其是美國，911事件的陰影尚未完全散去，當即又面臨恐襲威脅，國內政治輿論在不安全感的氛圍下焦灼激盪。一方面藉機反對奧巴馬政府已經或者即將出台的相關政策，不滿情緒噴薄而出；另一方面針對美國反恐戰略調整，尤其具體到是否派遣地面部隊、對待阿薩德政權態度以及如何與俄羅斯合作等焦點問題發聲，其中，既有頗具“中二”色彩的腦洞大開，也不乏理性的聲音，檢討與規劃美國未來的反恐政策。

一、奧巴馬成箭靶

巴黎恐襲刺激奧巴馬外交政策失敗論調抬升。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週日表示“日漸增多的恐襲威脅説明美國外交政策失敗”。批評不僅來自共和黨，民主黨議員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委員亞當·希夫（Adam Schiff）表態稱：“巴黎恐襲事件不僅是情報的失敗，同時是反恐聯盟的失敗，我們放任‘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敍利亞滋生坐大，讓他們見機謀劃、調遣資源。”外交失敗論調顯然對奧巴馬頗具殺傷力，在G20閉幕式上，奧巴馬首先為其中東政策辯護，肯定對敍空襲行動有效遏制“伊斯蘭國”組織擴張，導致恐怖分子實際控制區域顯著萎縮。

情報單位借巴黎恐襲要求強化對內情報監控。週日，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倫南（John Brennan）在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演講時指出，巴黎恐襲再次“喚醒”民眾對情報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但是斯諾登泄密事件後美國通過新的隱私保護措施，給情報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布倫南批評6月份奧巴馬簽署改革政府監控項目的法案，清空數以萬計美國民眾的電話記錄。為此，中情局、聯邦調查局連續數月向國會建言，要求獲得潛在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的通訊記錄，這些記錄因智能手機或通訊APP加密處理而無法獲取。

共和黨集體抵制奧巴馬難民安置計劃。此前，奧巴馬正強推敍利亞難民安置計劃，計劃至2017年，美國接納並安置1萬名敍利亞難民。巴黎恐襲第三天，多達27個州的州長明確拒絕接納敍利亞難民“流竄”到自己管轄的州。15位共和黨國會議員在巴黎恐襲後，草擬旨在“切斷難民安置項目資金”的法案。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巴黎恐襲後，紛紛表態反對難民安置計劃。傑布·布什呼籲安置難民計劃必須包括檢查難民的宗教信仰，美國只援助基督徒難民。特朗普稱“敍利亞難民可能是特洛伊木馬”，美國若是接收難民，那簡直就是“瘋了”。本·卡森表示難民中可能滲透恐怖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允許敍利亞難民入境美國簡直“智商負分”。德州參議員克魯茲抨擊奧巴馬計劃“愚蠢”。新澤西州長克里斯蒂認為難民應全部攔截在美國境之外，“就算是3歲的孤兒也不行”。巴黎恐襲還改變了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奧原本“開放”的態度，轉向拒絕難民入境，因為“不是我們不願意，而是我們不能”。

二、奧巴馬反恐政策再檢討

巴黎恐襲後，美國是否將調整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作戰的行動策略，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在土耳其G20閉幕式上，奧巴馬否認將向敍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的傳言，稱這是錯誤建議，除非部隊能長期駐守，否則不僅成本巨大，且無助於打擊恐怖分子。

但是，華盛頓的智庫精英層並不買賬。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素來是現實主義者與鷹派的輿論重鎮。巴黎恐襲後，該雜誌連續登載討論美國反恐戰戰略的文章。其中頗具分量的有三篇：一篇由前國防部政策規劃主任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撰稿，哈利勒扎德曾任美駐阿富汗、伊拉克大使，是小布什政府時期官階最高的穆斯林美國人；另一篇作者是政策影響力與福山、亨廷頓比肩的“政治預言者”羅伯特·開普蘭（Robert D. Kaplan）；第三篇出自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前副主任比勒（Paul R. Pillar）。

哈利勒扎德認為，巴黎恐襲要求美國盟友及其全球反恐聯盟做出戰略調整。美國應藉機對中東政治轉型與新秩序建構做出長期規劃。具體而言，應推行五項政策：一是強化國土安全，限制敍利亞難民，尤其防止“伊斯蘭國”在西方招募新成員；二是向“伊斯蘭國”組織宣戰需要美國實施更密集的空襲、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以及與區域盟友進行更廣泛軍事協調；三是對難民增加人道主義救援，以減輕歐洲國家難民潮的壓力；四是建立打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全球聯盟。激活北約聯盟核心原則的第五條款：對聯盟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攻都被視為對聯盟所有成員的進攻；五是通過大國協商的方式解決敍利亞與伊拉克問題。維也納會談是形成美俄共識的良好開端。哈利勒扎德的建議中，挑戰外界神經的不僅是美國派遣地面部隊進入敍利亞，還有排斥涉事國參與、由大國在談判桌上決定小國命運的冷戰思維。

開普蘭曾是《大西洋月刊》資深國際記者，2008年成為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2009年至今擔任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他出版的書超過15本，被小布什列在“必讀”之首，曾影響克林頓做出不向科索沃派兵的決策。開普蘭的文章針對當前激辯的幾大問題給出答案：

1，是否要向敍利亞派遣地面部隊？絕對需要！因為只要地面部隊才能在剷除“伊斯蘭國”之後，在原恐怖分子佔領區建立初步管理，從而終結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無政府狀態。當前美法及其他西方國家民眾反對派兵的聲浪只是暫時的。決策者在制定一場現實主義戰爭計劃時應考慮長遠利益得失，不能只顧及眼前公眾情緒。小布什反恐戰略最大的失誤，就是迫於9·11事件後最初的公眾情緒壓力而做出草率決策。

2，是否會出現國際反恐聯盟？必然會！國際聯盟將為美國爭取到更多時間摧毀“伊斯蘭國”：一旦重要大國實質性捲入反恐戰爭中，他們將會在後方更耐心提供支援，並且更包容同恐怖分子作戰過程中暫時受挫的可能。

3，是否應該與阿薩德政府及伊朗合作？建議暫時籠絡。阿薩德的暴政統治是敍利亞內戰根源。伊朗正收割美國的反恐“果實”，蠶食原恐怖組織據點敍利亞東部及伊拉克西部，企圖壯大成敵視西方的地區霸權國。因此，如果採取接觸與籠絡政策，利用阿薩德政府軍與伊朗對付“伊斯蘭國”，可一石三鳥，同時削弱此三方的勢力。

4，是否應由伊拉克政府直接管理原恐怖組織佔領區？不能！倘若伊拉克政府具備管轄能力，當初就不會丟失這些領地。由美軍或美軍扶植的當地武裝力量接管才是上策。考慮到以上方案組合推行難度太大，開普蘭還開出簡單粗暴的藥方：大規模無人機陣列密集轟炸“伊斯蘭國” 每一寸土地，直至將其變成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但問題是，無政府狀態的土地終將成為孕育新一波恐怖分子的温牀。

中情局反恐中心前副主任比勒的文章指出，巴黎恐襲事件後，外界的焦點都集中在如何升級對伊拉克與敍利亞恐怖分子的打擊力度，這也是決策者與民眾的第一反應，法國對敍利亞的空襲也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在遙遠戰場的軍事勝利並不必然減輕本國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因為發生在本土的恐怖襲擊並不一定都同“伊斯蘭國”有密切聯繫，或者接受過海外組織的訓練，可能僅僅聯絡鬆散的外圍組織。因此，不能以對伊敍兩國恐怖分子打擊來模糊國內反恐焦點。有效的本土反恐工作，都來自於不為公眾所知的隱蔽的安全措施。美國本土反恐仍需仰賴國內情報單位對於潛在恐怖分子的監控、追蹤與記錄。

此外，其他智庫網站登載的反恐戰略文章也出現井噴式增長。

前國務院政策計劃主任、現外交關係委員會會長哈斯（Richard N.Haass）同樣主張打擊“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需要地面軍事行動配合，由美軍訓練與裝備伊敍兩國的庫爾德武裝及遜尼反對派是最佳方案。目前美國已在反恐前線部署3500名訓練人員，為了更有效提升戰鬥力，美軍顧問人數應增加至1萬名。在對待阿薩德政府的態度上，哈斯認為在俄羅斯與伊朗兩國不配合的情況下，美國無法單獨策動敍利亞政權更迭，所以更可行的方案是分割敍利亞，建立由反對派控制的“飛地”。

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布特（Max Boot）抨擊奧巴馬的對敍政策旨在“遏制”，而非“徹底摧毀”伊斯蘭恐怖分子。比如近期宣佈向敍派遣的特種兵只有50人，實在太少。布特認為美國需要向“伊斯蘭國”發起一場真正的進攻性戰爭，對恐怖分子進行“碾壓式”打擊。布特提出的“雙軌”戰略包括兩部分：一是軍事上在伊拉克基地部署一支不少於2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這支類似於三角洲部隊與海豹六隊的高端特種作戰部隊將定期執行進攻“伊斯蘭國”大本營任務；二是政治上展開全面外交攻勢，創建一個受美國安全庇護的遜尼派新政府。此舉可動員伊敍兩國全部的遜尼派武裝力量同“伊斯蘭國”作戰。

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波洛克（Kenneth M. Pollack）旗幟鮮明地主張美派遣地面部隊干預敍利亞內戰。波洛克駁斥了第三方干預無效的觀點，指出過去20年，20%的內戰因第三方干預行動結束，並被證明是熄滅戰火的最快方式，同時干涉行動成功的概率也高達40%。波洛克提出對敍干涉行動三步走策略：第一步通過直接軍事入侵或者武裝地方勢力以取得地面軍事勝利；第二步幫助成立權力分享的包容式政府；第三步保證新政府的權力分享架構可長期、有效運作。

巴黎恐襲事件後，美國智庫圈瀰漫着憤怒與焦慮情緒，幾乎所有政策建議都向強硬主張傾斜。這些是否將傳遞到決策層之耳，引爆新一輪反恐戰略調整，奧巴馬“不派一兵一卒”的決心還能剋制多久，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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